楊銳提前了半個小時,抵達了阿斯特拉的辦公區,就在休息室里靜靜坐著,閱讀自己的文稿。
在大公司里做講座,是很兩極分化的事,有些時候,某些教授會受到額外的吹捧,有些時候得到的則是特別的嘲諷。
有一個好的頭銜,通常比較容易得到前者。
例如哈佛大學教授,斯坦福大學教授或者劍橋三一學院院士等等,總是更容易令人信服,但並不絕對。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學的教授。由於距離的緣故,矽谷的創業公司經常邀請斯坦福教授去講座,但是,去的人並不一定能得到矽谷人的認同。儘管許多矽谷人都出身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系,但他們嘲諷起來照樣很用力。那些收入豐厚的矽谷人經過多年或數年的摸爬滾打,早已不再是學校里的模樣,對於斯坦福大學教授的真實實力,也都有了自己的認識。
這種時候,斯坦福大學的教授,並不一定就站在產業前沿。
而且,他們提出的所謂前沿理論,也不一定就能得到產業界的認同。
思科公司的創始人博薩克和蕾娜夫婦,可以算作是產業界通吃的例子,他們是計算機理論方面的大拿,而且做出了超一流的實踐,其所創造的路由器,為網絡技術的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但是仔細考察一下兩人的身份,就可以知道他們做到這一切並不容易。博薩克是斯坦福計算機系的計算機中心主任,而桑迪蕾娜是商學院的計算機中心的負責人,在矽谷發育不全的年代裡,他們基本屬於理論界的第一流學者了。
給阿斯特拉做講座,同樣不是輕鬆的事。
對這樣的大型製藥公司,並不能單純的視之為產業界的水平。這種級數的公司里,也是藏龍臥虎的。
當然,原生的製藥公司研究員在楊銳這樣的學者面前,是沒有存在感的,他們屬於科研鄙視鏈的最下層,不管是好學生還是差學生,不管是本科生還是博士生,如果畢業就進入製藥公司,基本不會在科學前沿有所建樹。
即使有些特殊事例,通常也不是為主流所承認的科學家。
製藥公司的目標是為已知的靶點尋找化合物,放在g蛋白偶聯受體領域,製藥公司的學者的主要工作,是在前沿科學家做了系統性的研究之後,再撿系統性研究中的某一個靶點,作為研究對象,可以說,產業界的研究員連二線科學家都算不上,只能稱作是三線,所謂的成果轉化者而已。
但是,像是阿斯特拉這樣的公司,除了原生的製藥公司研究員,免不了還有一線二線轉來的研究者的,一些厲害的公司,甚至能招募到諾貝爾獎獲得者。
2008的諾貝爾生物學獎就頒給了拉爾德·豪森,他因為研究導致宮頸癌的人瘤狀病毒而獲獎,其與阿斯利康的關係密切,可以看做三分之一個阿斯利康人。
這一次的諾獎,也是楊銳所知的最被懷疑的諾貝爾獎舞弊案——雖然沒有得到確鑿的證據,但阿斯利康製藥公司確實在此屆諾獎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阿斯利康的一名董事就是諾獎委員,並在獲獎以前,收購了一家公司,該公司開發hpv疫苗的關鍵組分,並將為此收取巨額的專利費。
除此以外,負責遴選諾獎候選者的五人委員會主席,在06年擔任了阿斯利康的收費顧問,負責投票的五十人委員會中的成員之一,同樣以顧問的名義拿了阿斯利康的錢。
阿斯利康還在此之前的幾年時間裡,贊助了諾獎委員會的兩家機構和下屬推广部門,除此以外,幾名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成員,承認受到邀請,由中方付費前往中國,向中國官員介紹各項候選人是如何選定的——那是05年以後的事了,說明當時的中國已經有了對諾獎的窺視之心,或者,只是阿斯利康利用了中國這個平台。
總而言之,大型製藥公司就像是大型軍工企業,或者大型的能源企業一樣,都是具有巨大能量的有機體,他們能夠在世界事務中發揮出的作用,比大多數的亞非拉小國家政府還要強。
但是,大型製藥公司同樣是複雜的矛盾綜合體,它們都有幾十上百年的歷史,創始人已去,剩下的職業經理人與股東們都很難找出一家獨大者,並不是一名董事或者董事長,就能確鑿的決定某件大事的。
楊銳更需要來證明自己的實力,才好搭上順風車。
諾貝爾獎面前,人人平等,除了瑞典。
「楊銳先生,時間到了。」普利茲來到休息室,聲音平和的說了一句。
楊銳穩穩的站了起來,笑了一下,問:「來的人多嗎?」
「大約有60人左右。」普利茲說著解釋道:「瑞典是一個人口偏少的國家,很少會像是中國那樣,一下子聚集很多人。」
楊銳愣了一下,不由大笑。
普利茲知道自己說錯話了,不禁有些尷尬。
楊銳咳嗽一聲,道:「60人很令人滿意了。」
他是準備給研究員們講解學術問題,能湊一個班的人,就很不少了。不客氣的說,如今在國內舉行一次g蛋白偶聯受體的學術研討會,能聽得懂他在說什麼的學者,估計連30個都沒有,說的更壞一點,十五個或許都勉強。
王旗固然是抬頭就能看見的,能踩著齊膝的血水的走到王旗之下,卻是需要勇氣和運氣的。
60多人,整整齊齊的坐在了一間教室似的會議室里,每個人都有一張椅子,也是擺的整整齊齊的。
是真的整齊。
楊銳站在講台上,能夠看到這些椅子就像是閱兵式似的,橫屏豎齊。
而且,不像是國內的講座,大家會有意的坐開一些,或者偏向於坐在後面。
瑞典人是從前往後,從左向右的挨個坐的,每張椅子都是緊張的挨在一起的。
椅子是摺疊椅,所以沒有把手,這讓組成了大方塊的椅子陣略顯擁擠,但是,每個人瑞典人都端端正正的坐著,挺胸抬頭,既不讓自己的位置與眾不同,又儘量不與其他人發生肢體接觸。
要不是知道這是自己臨時要求的,楊銳真當他們是排練過的。
當然,也可以說他們是排練過的,瑞典人從小就是這樣集體式管理過來的。
除了阿斯特拉公司的雇員之外,也有幾名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前來聽課,總共只坐了一排。
楊銳是計劃用英語授課的,聽不懂的自然就不用來了。
實際上,聽得懂英語也不一定要來聽,楊銳的講課內容,與大部分人的研究方向,都沒有交集。
「我今天是想來談談g蛋白偶聯受體,與g蛋白的。」楊銳將講義攤開放在講桌上,並不用看,開口就道:「我想先做一個預測吧,到了30年後,用g蛋白偶聯受體為靶點的藥物,會達到現代藥物的總數的50。換句話說,製藥公司以後再開發新藥的時候,每兩種新藥,至少有一款是以g蛋白偶聯受體為靶點開發的……」
原本非常安靜的瑞典人,突然之間就變的沒那麼安靜了。
作為一個很講紀律的民族,瑞典人與日本人很像,都講究不給其他人添麻煩,可是,此時仍然有人忍不住出聲,喊道:「怎麼可能。」
這並不是問題,楊銳也沒有想要回答的,而是繼續道:「兩款新藥中的一款是g蛋白偶聯受體為靶點,其實還不夠,因為我說的50是現代藥物的總數的50……但是,我們今天先不談未來,先談現在,我們現在能用g蛋白偶聯受體做什麼。」
楊銳這麼一說,大家就安靜下來了。
對於製藥公司的研究員們來說,「能做什麼」是確確實實的乾貨。
這時候的楊銳,就好像是一個殺豬的。製藥公司是做餐飲的。他們需要了解,現在這頭豬,究竟是如何分割的,每個部位最適合做什麼?
到最後,排骨是拿去燒湯還是醋,肥肉是拿去煉油還是回鍋,也得根據肉的素質來定。
當然,也就是下阿斯特拉這一級的製藥公司才這麼講究,等而下之的,隨便拉一塊就做的也是正常。
楊銳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講義,再道:「我的離子通道實驗室,在g蛋白偶聯受體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但這方面的內容,並不是我今天想講的,我想從一個新的角度切入,我將之命名為動態質量重測法。這種方式,是我閒暇的時候考慮出來的,是一個小問題,但是很有用,目前來看,最恰當的地方,在於它能夠分析人類原代細胞內,g蛋白偶聯受體的藥物效應。」
「藥物效應」這個詞一出,整整齊齊的大方塊,頓時如同波浪似的,左右起伏起來。
那是研究員們交頭接耳的動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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