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162章 張璁：嘉靖朝改革風雲的幕後推手，明代改革第一臣
一、早年經歷
張璁1475年11月30日出生在浙江溫州府永嘉縣華蓋鄉三都的一個普通家庭，這片土地如今屬於溫州市龍灣區。自幼年起，張璁便展現出了對儒家經典的濃厚興趣與超凡的記憶理解能力，尤其在經學方面表現出非凡的天賦。在他年僅十三歲時，一首《題族兄便面》的詩作便已透露出他不同凡響的文學才華與清高志向，詩中以「臥龍人」自喻，表達了對高尚品德的追求和對世間疾苦的深切關懷，同時展現了對自然和諧之美的嚮往。
儘管天賦異稟，張璁的科舉之路卻並非坦途。他七次參加會試，屢遭挫折，每次都未能金榜題名。這對於一個志在通過科舉實現抱負的讀書人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打擊。然而，面對接踵而至的失敗，張璁並沒有選擇放棄，反而利用這段時間深化學問，尤其在《周禮》、《儀禮》、《禮記》這「三禮」上達到了很高的造詣，這為他後來在禮制改革中的突出表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面對科舉的不如意，張璁選擇在家鄉溫州的羅峰學院聚徒講學，將自己的學識傳授給更多求知若渴的年輕人。這段經歷不僅讓他在當地贏得了良好的聲譽，也為他積累了廣泛的人脈資源，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張璁不斷磨礪自己的思想，深化了對社會現實的理解，為他日後在政壇上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二、步入政壇
張璁步入政壇的轉折點發生在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年）的春天，這一年他響應了禮部的考試召集，這是他多年科考徵途中的又一次嘗試。然而，命運的轉機並未立即顯現，張璁的科舉之路依舊充滿波折。直到次年，即正德十六年（1521年），歷史的車輪發生了戲劇性的轉動，明武宗朱厚照突然駕崩於豹房，未留下子嗣。根據皇位繼承規則，武宗的堂弟朱厚熜被選為皇位繼承人。
同年四月二十二日，年僅十四歲的朱厚熜正式即位，成為明世宗，隨即頒布詔書，宣布大赦天下，新皇登基的喜訊傳遍四方。這一變故，不僅標誌著一個新的皇朝時代的開始，也為張璁的仕途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
五個月後的五月十五日，張璁終於在奉天殿迎來了他的關鍵時刻，補行殿試並一舉中得二甲進士，這標誌著他正式踏入了夢寐以求的官場。儘管此時他已經四十七歲，較之許多同僚晚了許多，但這遲來的成功對他來說意義重大。他被安排在禮部觀政，即實習性質的工作，這不僅是對他多年來學識積累的認可，也為他提供了一個近距離觀察並參與國家治理的平台。
三、大禮議之爭
「大禮議」是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初期一場關於皇統與禮儀的重大爭議，它不僅關乎皇室血統的認定，更深層次地觸及了君臣倫理、儒家禮教與皇權的微妙平衡。這場爭議的起因是世宗欲將其生父興獻王追尊為皇考（即承認其為皇位的直接繼承來源），而以楊廷和為代表的朝中重臣則堅持認為世宗應遵守過繼給明孝宗為子的禮儀，視孝宗為皇考，興獻王為皇叔父。這種分歧迅速演變為朝野上下激烈的政治辯論。
張璁在此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成為支持世宗立場的關鍵人物。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他上疏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異議，反對將世宗與其生父母關係割裂的傳統觀點。張璁的論述基於對歷史先例的深刻分析，特別是針對漢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的案例，他指出前兩者皆是在無子嗣的情況下預立為皇嗣並養於宮中，而世宗的情況與此截然不同。世宗作為明武宗的堂弟，因武宗無嗣而繼位，依據《祖訓》，遵循兄終弟及的原則，其繼位具有直接繼承的正當性，而非傳統意義上的過繼為子。
張璁的論點強調了「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的人倫基礎，認為世宗與生父母的血緣關係不應被皇位繼承的禮儀所剝奪，這實際上是對儒家「孝」道的深刻詮釋。他的《大禮或問》更是系統闡述了自己關於皇統承繼的觀點，認為世宗繼承大統並非基於過繼關係，而是遵循祖制的自然繼承，因此應當尊其生父為皇考，維護人倫天性。
這份奏疏得到了明世宗的高度認可，對於渴望維護與生身父母情感聯繫的年輕皇帝來說，張璁的觀點無疑是一劑強心針，使得世宗感到自己的決定有了理論支撐和道德依據。張璁也因此被視為理解並支持皇權的忠臣，很快受到了世宗的信任和重用。
四、勇於改革
在嘉靖年間，明朝社會面臨諸多挑戰，其中土地兼併問題尤為突出，成為威脅社會穩定與皇權統治的嚴峻考驗。張璁作為嘉靖朝的核心改革者，深刻認識到土地問題的緊迫性，力圖通過一系列改革措施來緩解社會矛盾，穩固國家根基。
土地兼併的嚴峻形勢
明武宗時期，全國流民數量高達六百萬，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土地集中於皇室、王府、勛戚手中，形成大面積的莊田。這些莊田的急劇膨脹，嚴重擠壓了平民百姓的生存空間，導致大量農民失去土地，流離失所，進而引發頻繁的農民起義。到了嘉靖年間，張璁面對的是一片亟待解決的土地危機，他明白，要穩固政權，必須從土地問題入手，恢復農業生產，安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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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田清理與土地改革
張璁上任後，果斷展開了對莊田的大規模清理工作，不僅在京畿地區，還將清理範圍擴展到全國各地，並觸及到僧寺產業，顯示了他改革的決心與魄力。嘉靖九年的清理行動中，共查勘勛戚莊田五千餘處，涉及土地五萬七千餘頃，其中大部分被歸還給了原業主。為了防止未來再次發生類似情況，張璁還嚴格制定法律條文，禁止侵占或私下轉讓民田，對違法者施以重罰，甚至包括勛戚大臣。這一系列嚴厲的措施，有效遏制了土地兼併的勢頭，減輕了農民負擔，促進了社會秩序的穩定，為「嘉靖中興」創造了必要的物質條件。
科舉制度的革新
在教育與官員選拔方面，張璁同樣看到了舊有科舉制度的局限性，尤其是科舉考試中過分重視形式而忽視實際才能的問題。為了提升官員隊伍的整體素質，他著手改革科舉考試內容與文體，強調實用主義，鼓勵考生關注現實問題，減少浮誇空洞的文風。同時，針對科舉名額有限，大量人才被排除在外的現狀，張璁創造性地提出了「科舉、舉人、歲貢三途並進」的用人策略，打破了單一的科舉選拔模式，拓寬了人才選拔的渠道，讓更多有真才實學的人有機會為國效力。
儘管這些改革在初期遇到了不少阻力，包括一些保守派的批評，認為改革過於嚴苛，甚至有損士子利益，但張璁的堅持與遠見卓識最終獲得了顯著的成效。改革後的科舉制度和學校教育，不僅提高了官員的素質，也促進了學術風氣的轉變，增強了教育機構的教育功能。張居正等後來的名臣對張璁時期的教育改革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那是明代學風最為接近古代優良傳統的時期，足見張璁改革的深遠影響。
五、反腐倡廉
在嘉靖時期的明朝，政治腐敗問題日益嚴重，官場貪腐橫行，嚴重威脅到國家的穩定與發展。張璁作為嘉靖朝的重要改革者，對貪污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力圖肅清官場風氣，恢復政治清明。
推行《憲綱》以整飭風紀
嘉靖六年（1527年），張璁擔任都察院負責人期間，向明世宗提交了一份名為《憲綱》的提案，共包含95條具體措施，旨在從根本上解決官吏貪腐問題，提升政府效能。他特別挑選了七條最為緊迫的條款，建議立即執行。這些措施一旦落實，將大大加強法制約束力，規範官員行為，提升行政效率，從而達到整肅朝綱的目的。
不拘一格選拔人才
張璁在任用官員時，打破常規，主張以「廉能愛民」為標準，不論資排輩，只要具備清廉、有能力且愛護民眾的品質，無論其出身、學歷或官職級別，均可被推薦和提拔。他在《論用人》疏中明確表示對僅憑進士、舉人身份選補官職的不滿，認為應該更廣泛地發掘和任用真正有德才之人，這種不拘一格的用人理念，為官場帶來了新風。
嚴懲腐敗，樹立榜樣
嘉靖十年（1531年），張璁因名字犯了世宗名諱，獲賜新名「孚敬」，彰顯了皇帝對其的信任。同年，面對吏部侍郎徐縉的私納賄賂行為，張璁不僅沒有包庇，反而主動揭露其罪行，展示了他反腐的決心和公正無私的態度。徐縉最終被革職為民，此事震動朝野，表明了張璁在反腐鬥爭中的強硬立場。
身體力行，清正廉潔
張璁的反腐行動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包括皇親國戚、太監、官吏、權貴等，他們對此懷恨在心，多次發起彈劾。但張璁以身作則，堅持原則，即便多次因各種原因離京歸鄉，依然保持寒士本色，不以權謀私，更嚴禁家人仗勢欺人。他在位十年間，未曾引薦任何內臣，不允許私相授受，也不濫用職權為子侄謀取蔭庇，這種清廉自律的行為，為當時的官場樹立了罕見的正面典範。
六、久病薨逝
嘉靖十四年（1535年）春天，張璁的身體狀況開始下滑，疾病纏身。面對日益惡化的健康，他多次向明世宗提出辭官歸鄉的請求，但世宗念其勞苦功高，不舍其離去，不僅未予批准，還親自為張璁調配藥物，希望他能儘快康復。然而，張璁的病情並未因此好轉，甚至在一次朝房值勤時突然昏倒，長時間昏迷不醒，這一事件讓世宗意識到張璁的健康狀況已經到了無法繼續承擔繁重政務的地步，最終同意其致仕，讓他返回故鄉溫州調養。
回到家鄉後，張璁的病情並未好轉，長期處於虛弱狀態。世宗對張璁的病情十分關切，多次派遣使者前往溫州瑤溪貞義書院探望，並數次下旨召喚張璁回京復職，但張璁的身體狀況已無法承受長途跋涉和政務壓力，因而未能成行。
直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六日，這位為國家改革事業傾盡心力的政治家在溫州與世長辭，享年六十五歲。消息傳至遠在承天府（今湖北省鍾祥市）的明世宗，他深感悲痛，對張璁的離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並下令舉行隆重的祭葬儀式，追贈張璁為太師，賜予「文忠」的美諡，以此表彰他一生的貢獻與忠誠，張璁的一生，就此畫上了句號。
結語
張璁，這位來自浙江的學者型官員，以其堅定的政治信念、深厚的學術素養和銳意進取的改革精神，成為了嘉靖朝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改革措施雖然伴隨著爭議與挑戰，卻無疑為明代中葉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歷史的評判中，張璁或許是一位複雜多面的人物，但他對於推動明代社會進步所作出的貢獻，值得後人深入研究與客觀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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