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器晚成
孫承宗,這位明末的傑出人物,其早年並非一帆風順。出身於一個逐漸衰敗的農民家庭,孫承宗的家族原本因先祖遷徙至高陽而紮根於此,儘管家境一度殷實,但父親孫麒的慷慨性格和賑濟行為導致家道中落。然而,正是這種環境下的成長,塑造了孫承宗堅韌不拔的性格和對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
孫承宗的童年並不平凡,他自幼展現出超乎常人的聰穎,六歲便能對聯,顯示出極高的天賦。在父親的重視教育下,他跟隨兄長孫敬宗進入學宮學習,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其是對抗遼英雄的崇拜,如康保裔、李重貴、楊延昭等,這些人物的事跡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日後成為他編纂《高陽縣誌》時著重描繪的對象。
儘管早年學業優異,但孫承宗在科舉之路上並非一帆風順。他在十六歲時以第二名的成績成為秀才,十七歲時更是在科試中奪魁,但此後十餘年間,科舉之途卻似乎對他關閉了大門。直到萬曆十八年(1590年),孫承宗的人生迎來轉折點,大理寺右丞姜璧邀請他前往京城擔任其子的老師,這不僅為孫承宗提供了進一步深造的機會,也擴大了他的社交圈,與當時的政治精英建立了聯繫。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孫承宗終於在選貢考試中脫穎而出,以第五名的成績入選監生,成為國子監司業葉向高的學生,進一步深化了他對學術和政治的理解。翌年,他雖在順天鄉試中一舉成名,但在隨後的會試中卻遭遇挫敗。然而,人生的起伏並未讓孫承宗氣餒,反而激發了他更加堅定的決心。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孫承宗應兵備道房守士之邀,前往大同教授子弟,這次北上不僅使他親身體驗了邊塞生活,還直接參與了平息兵變的過程,展現了他處理危機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孫承宗利用此機會深入研究邊防地理,與當地豪傑交流,了解北方民族的風俗與邊疆防禦的實際情況,為他日後在軍事上的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宦海沉浮
孫承宗的宦海生涯充滿了起伏,他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通過會試,殿試高中榜眼,步入官場,初任翰林院編修。在任職期間,他敢於直言,曾借災異勸諫明神宗,呼籲減免礦稅和緩建工程,以減輕百姓負擔。孫承宗的正直與剛毅,讓他在官場中顯得格格不入,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他選擇暫時離開朝廷,告假回鄉。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梃擊案的發生,使得孫承宗的政治智慧得以展現。他建議大學士吳道南採取審慎態度處理此案,既維護了皇權的尊嚴,又避免了宮廷鬥爭的激化。然而,他的公正立場引起了與東林黨對立的齊、楚、浙三黨的不滿,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的京察中,他險遭貶謫,幸得翰林院掌院劉一燝的庇護。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孫承宗被委以重任,起草神宗遺詔,成功爭取到發放內帑作為邊防軍餉,彰顯了他在關鍵時刻的決策能力。然而,紅丸案後,他與東林黨人孫慎行產生分歧,後者認為孫承宗背叛了東林黨,而方從哲也對孫承宗的態度不滿,這使得孫承宗在朝中的處境更為複雜。
天啟元年(1621年),孫承宗晉升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成為熹宗的師傅之一。熹宗對其特別倚重,孫承宗也試圖通過講解經書結合現實問題,啟迪皇帝,但其諫言往往得不到閣臣的有效響應。
正當孫承宗在宮中致力於皇帝的教育之時,後金的威脅日益嚴重。瀋陽、遼陽的失陷,讓朝野震驚,眾臣紛紛奏請啟用孫承宗以解燃眉之急。孫承宗的軍事才能和果決英風受到廣泛認可,但熹宗不願失去這位師傅,多次拒絕了將孫承宗調往前線的提議。
三、首次督師
天啟二年(1622年),孫承宗的仕途迎來了轉折點。在遼西廣寧衛告急、王化貞棄城、熊廷弼敗退的背景下,明熹宗在眾臣的推薦下,任命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與國政。孫承宗上任伊始,即展現出其治軍理念,主張嚴明軍紀、選拔賢能,並著手彈劾了一批在遼東和西南戰事中表現不佳的官員。
不久,關於山海關外八里舖「重關」建設的爭議浮現,孫承宗站在袁崇煥一邊,反對這一計劃,認為應積極主動防禦而非固守一隅。六月,孫承宗親赴山海關視察,面對王在晉與袁崇煥等人的分歧,他傾向於袁崇煥的主張,即救援遼西的十三山難民。在實地考察後,孫承宗對寧遠的戰略價值有了深刻認識,決定出關進一步勘察,儘管王化貞以安全為由反對,孫承宗毅然前行,確立了寧遠作為防禦後金的前沿支點。
同年八月,孫承宗在與熹宗面談後,獲得督師邊關的授權,負責山海關及周邊地區的軍務。在前往邊關之前,他上疏強調練兵選將的重要性,對王在晉的能力表示保留,而對袁崇煥給予高度評價,同時也肯定了閻鳴泰的部分品質。孫承宗自請督師,得到了熹宗的批准,他以原官職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萊各處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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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孫承宗抵達山海關,面對慘澹的戰場景象,他迅速組織起重建工作。他留用了江應詔,並任命袁崇煥負責營房修繕,鹿善繼、王則古管理兵馬錢糧,杜應芳、孫元化負責軍器火藥。孫承宗整頓軍紀,罷免了失職將領,淘汰了大批無能軍官,為軍隊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接下來的時間裡,孫承宗多次出關巡視,最終在茅元儀的建議下,確定寧遠為對抗後金的關鍵陣地。天啟三年(1623年),寧遠的重建工作正式啟動,至天啟四年(1624年)三月,寧遠城完成重建。同年九月,孫承宗再次東巡,至廣寧一帶,沿遼河下遊行進,沿途震懾敵軍。次年夏天,孫承宗派遣四車營東出寧遠,分別在錦州、小凌河、松山、杏山等地駐軍,加強了前線防禦體系。
與此同時,孫承宗與登萊巡撫袁可立、總兵沈有容通信,意圖恢復遼東半島南部的四衛(金、復、蓋、海),並利用後金內部的漢將劉興祚作為臥底。此外,孫承宗試圖利用駐守東江的總兵毛文龍牽制後金,儘管東江及登萊水師的作用主要是威懾和分散敵軍力量,但他始終將重點放在山海關至寧遠的防線上。
四、去職歸鄉
孫承宗在督師山海關期間,雖在對外防禦上取得顯著成效,卻在朝堂內部遭受重重挑戰。與閻鳴泰、張鳳翼等人的政見不合,導致了一系列的矛盾與衝突,而這些衝突往往被朝中黨爭所放大。特別是閻鳴泰與孫承宗在軍事決策上的分歧,以及張鳳翼主張保守的防禦策略,都使得孫承宗在督師期間面臨不少阻力。儘管如此,孫承宗的忠誠與才幹得到了熹宗的信任與支持,多次化解了危機。
然而,隨著齊、楚、浙等朋黨的崛起,宦官魏忠賢開始掌握大權,孫承宗的處境日益艱難。他對宦官干預軍政的堅決反對,以及對魏忠賢及其黨羽的直言批評,如勸諫熹宗解除魏忠賢的職位、停止內操等,使他成為了魏忠賢的眼中釘。孫承宗的強硬立場,加上他與東林黨人的聯繫,使得魏忠賢及其黨羽對他展開了攻擊。
天啟四年(1624年)夏,魏忠賢的同黨開始策劃驅逐孫承宗,甚至在孫承宗試圖進京面聖時,魏忠賢通過其黨羽魏廣微的通風報信,成功阻止了孫承宗的入京。孫承宗的忠貞不屈,即便在面臨巨大政治壓力的情況下,也未曾低頭,他拒絕了那些勸他向魏忠賢示弱的聲音,堅守自己的原則。
在天啟五年(1625年),孫承宗的處境進一步惡化。馬世龍在柳河之役中的失敗,成為了孫承宗去職的導火索。馬世龍的無能與驕縱被朝中言官大肆抨擊,孫承宗作為其上級,也因此受到連帶責任。面對朝野的壓力,孫承宗屢次上疏請求辭職,終於在同年十月十五日獲得了熹宗的批准,由高第接替了他的位置。
儘管孫承宗離職,熹宗仍對其恩寵有加,賜予了諸多榮譽與物質獎勵。然而,孫承宗的去職並未結束他的政治風暴。魏忠賢繼續對孫承宗施壓,甚至強迫他參與為魏忠賢建生祠的活動,孫承宗堅決拒絕,這導致了魏忠賢的憤怒,使得孫承宗的晚年生活陷入孤立。
直到天啟七年(1627年),熹宗去世,崇禎帝即位,魏忠賢倒台,孫承宗才看到了復出的希望。然而,由於之前的柳河之役以及王在晉等人的持續攻擊,孫承宗的復出之路並不平坦。直至崇禎二年(1629年),袁崇煥的介入,澄清了柳河之役的真相,才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孫承宗的壓力。
五、臨危受命
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極率領後金軍隊大舉侵入明朝境內,局勢危急。面對國家的緊急狀態,崇禎帝在閣臣的建議下,於十一月初七日下令孫承宗速入京師,委以重任。孫承宗接到詔令後,迅速響應,十一月初九日接旨,次日便踏上征程,展現了一位老將的決斷與擔當。
崇禎帝在平台召見孫承宗,表達了對他的高度依賴與信任,詢問其應對之策。孫承宗基於對戰場局勢的了解,提出了詳盡的戰略布局,建議以袁崇煥守薊州,尤世威守密雲,滿桂守順義,侯世祿守三河,形成穩固的防禦體系,互為犄角,緊密配合,以確保京師安全。此外,他還對選將、糧餉、火器、兵丁等具體事項提出了建議。崇禎帝採納了孫承宗的意見,並授予他廣泛的權力,包括調動軍隊、懲治違令者等,顯示了對孫承宗能力的高度認可。
孫承宗不負眾望,立即投入到緊張的軍事部署中。當皇太極對北京發動攻擊時,孫承宗迅速調兵遣將,派遣游擊尤岱率三千騎兵馳援京城,又調動其他部隊協同作戰。同時,他聯絡各地將領,協調兵力,確保通州一帶的穩定,並及時應對後金軍可能的動向,有效地遏制了敵軍的攻勢。
在袁崇煥被捕後,祖大壽等關寧軍士兵出現動搖,孫承宗主動寫信勸慰祖大壽,鼓勵其率軍收復失地,以功贖罪。孫承宗親自前往山海關安撫士兵,成功穩定了軍心,使祖大壽等人重新歸順,展現了卓越的領導力和軍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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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三年(1630年),孫承宗著手收復被後金占據的遵化、永平、遷安、灤州四城。他首先收復了建昌營,隨後在一系列戰鬥中取得了勝利,逐步驅逐了後金軍隊。在孫承宗的精心部署下,明軍不僅收復了失地,還成功伏擊了後金軍,迫使阿敏率部逃竄。孫承宗隨即下令追擊,最終取得了遵永大捷,徹底清除了關內的後金威脅。
六、引咎辭官
崇禎四年(1631年),孫承宗繼續肩負著關寧錦防線的重任,然而與遼東巡撫丘禾嘉的矛盾日益加劇。丘禾嘉主張乘勝追擊,而孫承宗則主張穩紮穩打,先恢復右屯,再逐步推進。雙方在策略上的分歧導致了一系列軍事行動的延誤與不協調。
孫承宗曾試圖通過上疏和請示朝廷來調和與丘禾嘉的矛盾,但朝廷的態度模稜兩可,未能有效解決二人間的分歧。隨著矛盾升級,孫承宗意識到與丘禾嘉的不和可能重蹈熊廷弼與王化貞覆轍,導致軍事失利,因此他連續上疏,請求辭去職務,讓丘禾嘉獨自承擔遼事,以避免軍政上的混亂。
在孫承宗的努力下,大凌河城的修築計劃得到了批准,然而朝廷的決策反覆無常,導致工程進展緩慢。當皇太極親自率軍圍困大凌河時,城中僅有不足兩萬的守軍,且戰鬥力不強。孫承宗迅速做出反應,一方面調兵遣將,另一方面試圖通過奇策解圍。然而,丘禾嘉的猶豫與分歧導致救援行動遲滯,最終大凌河城陷落,孫承宗派去救援的宋偉、吳襄部也在長山遭遇慘敗。
大凌河之困不僅造成了軍事上的重大損失,也引發了朝野對孫承宗的廣泛指責。孫承宗深知責任重大,主動上疏請罪,請求給予處罰。儘管崇禎帝並未嚴厲責備,但孫承宗接連上疏,懇求辭官還鄉,表明了他對自己在此次事件中責任的深刻認識。
最終,崇禎帝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准許孫承宗回家養病,孫承宗在離任前仍不忘國事,多次上疏陳述對薊遼防務的看法。孫承宗的離去,不僅是個人政治生涯的轉折點,也反映了明末政壇的複雜與動盪,以及軍事決策中的人際關係與策略考量對國家命運的影響。
孫承宗的辭官,標誌著他從軍事前線的退隱,但他的影響力並未就此消散。在隨後的歲月里,孫承宗仍以一名退休官員的身份,關注著國家大事,直至崇禎十一年(1638年),在清軍南下之際,他率家人守城,以身殉國,展現了其一生的忠誠與擔當。
七、滿門壯烈
孫承宗在晚年賦閒期間,雖遠離了政治中心,但仍心繫國家,密切關注時局變化。他整理生前文書,留下對國事的憂慮與思考,尤其是在後金(大清)的威脅與國內「流寇」問題上,他主張以強硬手段應對,體現了其一貫的堅定立場。
崇禎九年(1636年),大清改國號,再度入侵明朝,京畿再次遭受蹂躪。孫承宗領導高陽軍民,憑藉城牆抵禦清軍,成功使清軍游騎望而卻步,未攻城而去。然而,定興城不幸淪陷,孫承宗的摯友鹿善繼殉國,孫承宗悲痛之餘,創作了大量悼念詩篇,表達了對戰友的深切懷念。
兩年後的崇禎十一年(1638年),清軍再次大舉入塞,是為戊寅之變。十一月初九日,清軍圍攻高陽城,知縣雷覺民倉皇逃走,孫承宗挺身而出,帶領家人與高陽軍民共同抵抗。激戰一天後,炮石耗盡,清軍攻破城牆。孫承宗在城牆上指揮至最後一刻,最終被俘。他面對清軍將領的勸降,毫不畏懼,堅決拒絕,彰顯了不屈不撓的氣節。孫承宗在與清軍將領的對話中,言辭犀利,展現了其堅定的愛國情懷與對大明王朝的忠誠。
孫承宗一家在此次戰役中幾乎滿門盡忠,除了少數僥倖逃生的後裔,包括孫承宗本人在內的五子、六孫、八侄孫及三十餘名家屬,均英勇殉國。孫承宗在被俘後,選擇從容自縊,以身殉國,展現了其崇高的民族氣節。
孫承宗的犧牲引起了崇禎帝的關注,雖有閣臣阻撓,未能立即給予厚恤,但最終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追贈孫承宗為太傅,並讓其子入朝為官。同年,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追贈孫承宗諡號「文忠」,並追贈太師。清乾隆年間,孫承宗被追諡「忠定」。
孫承宗的形象被描述為鐵面劍眉,聲音洪亮,性格方正剛直,見識通達,善於決斷,具有深遠的洞察力。他為人莊重,行事嚴謹,善於辨別人才,洞察人心,深受人們敬仰。孫承宗的文章雄健深厚,風格獨特,展現了其深厚的文學修養與人格魅力。他一生致力於正直治國,清除腐敗,倡導忠誠與正義,贏得了廣泛的社會尊敬。
結語
孫承宗一生,見證了晚明社會的動盪與變遷。他所構建的山海關防線,不僅在長達二十餘年的時間裡,有效地抵禦了後金的侵擾,更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孫承宗的故事,是關於忠誠、勇氣與犧牲的故事,他的精神,如同那道曾經堅不可摧的山海關防線,永遠激勵著後人,銘記歷史,砥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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