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191章 萬曆帝：盛世與衰敗的雙面君王
一、早期經歷
朱翊鈞，這位未來的萬曆皇帝，出生於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1563年9月4日），當時正值其祖父嘉靖帝的晚年。由於嘉靖帝晚年沉迷於道教，對於立儲之事異常敏感，甚至到了諱言的地步，因此，朱翊鈞的出生並未立即得到公開宣布，更不用提命名。直到隆慶元年（1567年），在明穆宗朱載坖即位之後，廷臣們才上疏請求立太子，同年正月十八日，朱翊鈞才正式被賜名為「朱翊鈞」。這個名字寓意深遠，寄予了治理天下的期望——「鈞」意味著如制陶般掌控國家的命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朱翊鈞的生母李氏，出身低微，原本只是宮中的一名宮女。隨著朱翊鈞的出生及逐漸成長，李氏憑藉兒子的地位得以晉升為貴妃，實現了「母以子貴」的轉變。在那個時代，作為皇太子，朱翊鈞自小就被賦予了未來治國理民的重任，因此，從年幼之時便開始了嚴格的學習生涯。
明穆宗深知太子教育的重要性，特意挑選了一批飽學之士擔任朱翊鈞的教官，負責教授他治國理政的知識。這些教官不僅傳授儒家經典，還引導朱翊鈞了解歷史上的治國經驗，以及朝廷的規章制度。朱翊鈞本人也非常勤奮，加上母親李太后的嚴格管教，使得他在學業上進步迅速。
李太后對朱翊鈞的教育投入了極大的心血。每當講習經書的時候，她都會親自監督，確保講官們能夠認真授課。每天清晨，李太后都會在五更時分將朱翊鈞喚醒，保證他能夠準時參加早朝，學習處理朝政。正是在這種嚴格的教育環境下，朱翊鈞不僅掌握了豐富的知識，也養成了勤奮、自律的品格。他後來曾自豪地宣稱，自己在五歲時就能讀書，這足以證明其早年教育的成效。
二、沖齡踐祚
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明穆宗病情惡化，預感大限將至，於是在病榻旁召集了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和高儀，進行了最後一次託孤。明穆宗緊緊握住高拱的手，將國家重任託付於他們，同時，立於榻旁的10歲太子朱翊鈞，被寄予了繼承大統的厚望。明穆宗的遺詔強調了太子需遵循輔臣和司禮監的指導，勤奮治學，任用賢能，避免荒廢朝政，確保帝業穩固。
明穆宗駕崩後，朱翊鈞於六月初十正式即位，次年改元萬曆，開啟了長達四十八年的統治。面對幼主臨朝的局面，高拱提出新政五事，旨在規範政務運作，要求萬曆皇帝親政，增強與輔臣的溝通，同時確保所有奏章均需經過內閣審閱，意圖限制司禮監的權力，防止宦官專政。這些建議雖出於對幼主的保護和對朝政的憂慮，但也反映了當時權力鬥爭的複雜性。
萬曆皇帝自幼即位，卻展現了非凡的勤奮與自律。他遵循祖制，每日前往文華殿，聆聽儒臣講讀經書，學習治國之道。不同於其他明朝皇帝，朱翊鈞對學問的追求幾乎無休無止，即便是嚴寒酷暑，也堅持每日的經史研讀，僅在每月逢三、六、九的常朝日暫時停歇。這種對學術的執著和對國事的專注，展現了他作為君主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三、內閣爭紛
朱翊鈞即位之初，面臨的是一個充滿政治動盪和內部紛爭的朝廷。明穆宗去世後，內閣權力的分配和皇權與宦官勢力的平衡，成為宮廷政治的核心議題。其中，內閣首輔高拱與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之間的矛盾尤為尖銳，這場權力鬥爭，不僅影響了萬曆皇帝的早期統治，也對明朝的政治格局產生了長遠的影響。
馮保，一個有文化修養的宦官，深受明穆宗的寵信，而高拱則因拒絕支持馮保擔任司禮監掌印太監，兩人結下了不解之仇。在明穆宗駕崩後，馮保利用權力真空，通過遺詔成功排除了對手孟沖，自己坐上了司禮監掌印太監的位置。與此同時，高拱試圖藉助文官的力量扳倒馮保，授意多名官員彈劾馮保，但張居正卻暗中與馮保勾結，計劃排擠高拱。
張居正表面上是高拱的盟友，實際上卻在策劃高拱的下台。張居正利用萬曆皇帝對高拱「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言論的誤解，加劇了皇帝對高拱專權的疑慮，最終在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高拱被免職，張居正接替他成為內閣首輔。高拱的離去對朝堂造成了巨大衝擊，高儀隨後也因憂憤而亡，留下張居正一人獨攬大權。
這次政治動盪對萬曆皇帝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讓他意識到了皇權的重要性。年輕的萬曆皇帝並未因此消沉，反而堅定了自己掌握朝政的決心，他秉持「用人唯我」的原則，牢牢控制著朝廷的人事任免，展現出「少年天子」的魄力。在張居正的輔佐下，萬曆皇帝在位前十年勵精圖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如考成法的實施、一條鞭法的推廣，以及加強邊防等，使得明朝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活力，開創了所謂的「萬曆中興」。
四、太岳輔政
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後，朱翊鈞將朝廷大權幾乎全數託付給了他，同時將內廷事務交由馮保處理，形成了「外有張居正，內有馮保」的格局。朱翊鈞對張居正的尊重與信任，表現在日常言辭中，他總是以「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相稱，這種尊稱在古代中國極為罕見，顯示出他對張居正的極高評價。1572年六月，即張居正就任不久，朱翊鈞便在平台單獨召見張居正，這在明穆宗在位期間從未發生過，此舉極大地提升了張居正的政治地位，同時也向朝臣們展示了朱翊鈞決心治理國家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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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翊鈞的支持下，張居正展開了全方位的改革，首先在政治層面，推行了「考成法」。這是一種旨在整頓官僚系統，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要求官員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任務，實行層層監督，確保責任到人。張居正通過考成法，有效地減少了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使政府運作更加高效，增強了皇權的權威。朱翊鈞雖然年幼，對祖制並不十分了解，但對張居正的信任讓他在改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經濟領域，張居正推動了兩項重要改革：一是全國範圍內的土地清丈，二是「一條鞭法」的推廣。1578年，福建行省率先開始土地清丈的試點，兩年後，這一工作在福建宣告完成。隨後，朱翊鈞與張居正決定將清丈推廣至全國，戶部為此制定了詳細的實施規定，到1582年底，全國的土地清丈基本完成，新增田地一百四十餘萬頃。同時，「一條鞭法」作為一種簡化賦稅徵收方式的改革，也在1581年全面推廣，極大地減輕了農民負擔，增加了政府收入，標誌著張居正改革的重大勝利。
萬曆朝的前十年，朱翊鈞與張居正的合作，使明朝政治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明顯改善，為明朝中期的繁榮奠定了基礎。然而，1582年張居正病逝，朱翊鈞開始親政，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在親政後，朱翊鈞主持了「萬曆三大征」，即寧夏之役、朝鮮之役和播州之役，這些軍事行動雖然鞏固了邊疆安全，但耗資巨大。不過，據記載，這些軍費是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即便在三大徵結束後，國庫仍有剩餘，顯示出改革時期的經濟成果為國家提供了堅實的財政基礎。
五、怠政黨爭
萬曆十四年（1586年）開始，朱翊鈞的生活方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沉迷於酒色，健康狀況隨之每況愈下。這種變化反映在他執政的中後期，幾乎完全停止了上朝，處理政事轉而依賴於諭旨，而非傳統的召對形式。特別是「萬曆三大征」之後，朱翊鈞對於日常政務的興趣明顯減弱，甚至被禮部主事盧洪春指責日夜沉溺於飲酒作樂。
這一時期，明朝的官僚體系陷入了嚴重的黨爭之中，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眾多派系相互傾軋，爭鬥不斷。而國本之爭，即圍繞立皇太子的爭議，更是激化了宮廷與朝臣間的矛盾。朱翊鈞偏愛鄭貴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執意為其爭取豐厚的王府莊田，引發了長達數年的福王莊田之爭，進一步加劇了朝野的對立。
其間，梃擊案的發生，即一名自稱張差的男子闖入太子居住的慈慶宮，事件背後是否涉及宮廷陰謀，一度引發軒然大波。朱翊鈞迅速將此事定性為「瘋癲奸徒」的個人行為，避免了事態的擴大，但這同樣暴露了他對於朝政的疏離和對潛在危機的迴避態度。
自萬曆十七年（1589年）起，朱翊鈞徹底停止接見朝臣，導致內閣出現「人滯於官」、「曹署多空」的局面，朝政陷入癱瘓。他對於財富的追求也不減當年，親政後不僅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還派遣宦官作為礦監稅使，四處搜刮民財，加重了民間的負擔。
隨著時間推移，朱翊鈞的怠政行為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謝杰直言皇帝的政事荒廢，指出親政後的朱翊鈞在諸多方面都不如即位初期。而朝臣們對於皇帝的面見機會愈發稀少，甚至有新入內閣的大臣未曾見過皇帝真容，只能通過數太陽影子來消磨時光。
儘管如此，朱翊鈞的統治後期並未出現宦官之亂、外戚干政或嚴嵩式奸臣橫行的現象，表明他仍通過某種方式控制著朝局，特別是在面對日軍侵擾朝鮮、女真入侵等重大國事時，他仍然有所作為。這反映出即使在長期不上朝的情況下，朱翊鈞依然保持著對國家大事的關注，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政局掌控力，儘管這種控制方式遠非理想，卻也避免了王朝的徹底崩潰。
六、擅長書法
明神宗朱翊鈞不僅是一位在位時間最長的明朝皇帝，也是歷史上著名的書法家之一。自幼年起，他就展示出了對書法的濃厚興趣和天賦，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家學淵源和輔臣的教育薰陶。神宗的母親，慈聖皇太后，本身就是一位書法愛好者，她的影響無疑為神宗的藝術之路鋪墊了基石。而輔臣張居正等人在安排的皇家教育課程中，特別注重書法的訓練，使用《大寶箴》作為影格，這不僅鍛煉了神宗的書寫技巧，也培養了他對書法藝術的深厚情感。
神宗對書法的熱愛，體現於他偏好書寫大字的習慣。即位之初，他便以「好為大書」著稱，經常有內侍環繞左右，請求獲得皇帝的御筆墨寶。萬曆二年（1574年），神宗贈予張居正「宅挨保沖」四字，賜予呂調陽「同心夾輔」四字，以及六卿每人一幅「正己率屬」的書法作品。同年閏十二月，他又親筆書寫了「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個大字贈予張居正，這些作品無不顯示出他深厚的書法功底和大氣磅礴的藝術風格，即便是前代擅長書法的帝王，也難與之媲美。
除了對書法的個人愛好，神宗還積極推動了草書的普及。在萬曆年間，由於他的倡導，草書入門書籍《草書百韻歌》廣為流傳，幾乎是士子家庭的必備之物。其中，有一種特別珍貴的版本，即「萬曆十二年神宗御製序、跋本」，這份版本不僅包含了神宗親自撰寫的序言和跋文，更因其稀缺性和歷史價值而備受藏家珍視。
七、結語
朱翊鈞的一生，是明朝由盛轉衰的歷史縮影。他的統治見證了明朝的最後輝煌與不可避免的衰落。從「萬曆中興」到怠政帶來的國力衰退，朱翊鈞的統治史，是歷史學家探討王朝興衰、個人與國家命運關係的經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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