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經歷
幼年時期的葉向高隨家人四處奔波,躲避倭寇的侵襲,生活極為艱苦,食物短缺,居無定所,隨時面臨著生命危險。這種顛沛流離的生活對葉向高而言既是磨難也是考驗,鍛造了他的堅韌性格和生存智慧。儘管遭遇重重困難,葉向高卻憑藉著頑強的生命力和家人的庇護,一次次從死亡邊緣掙扎回來,這無疑為他日後在政治生涯中的堅持與奮鬥奠定了基礎。
轉折點出現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這一年,著名的抗倭將領戚繼光率領部隊成功攻破了牛田倭巢,有效地平定了福建沿海地區的倭患。隨著倭患的平定,葉向高一家終於能夠返回故土,重建家園,這也意味著葉向高可以開始接受較為穩定的教育,為將來步入仕途打下堅實的基礎。
萬曆十一年(1583年),葉向高通過科舉考試,一舉高中進士,這標誌著他正式邁入了明朝的官僚體系。中進士後,他被任命為翰林院庶吉士,這是明代文官體系中一個重要的職位,通常由新科進士中的佼佼者擔任,負責編纂史書和起草詔令,顯示出葉向高在學術上的出色表現和官方對其能力的認可。
不久,葉向高又被提升為編修,這是一個更為重要的職務,負責校勘經史典籍,參與國史編纂工作,顯示了他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學術研究能力。隨後,他調任南京國子監司業,這個職位相當於今天的大學副校長,負責管理南京國子監的日常運作和教學工作,表明葉向高在教育領域也有卓越的才能和貢獻。
在擔任南京國子監司業期間,葉向高雖被調任為左中允,但依舊兼任司業的職責,這意味著他不僅需要處理政務,還要繼續關注教育事業的發展。這種雙重角色的承擔,體現了葉向高在多方面的能力與才幹,同時也為他日後在政壇上的崛起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人脈。
二、陳弊礦稅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明朝朝廷正值多事之秋,礦稅問題尤為突出。這一年,葉向高被徵召任命為左庶子,負責充任皇長子的侍班官,這對他而言本是仕途上的一大進展。然而,面對當時盛行的礦稅徵收,葉向高深感憂慮,他毅然上疏朝廷,援引東漢西邸聚積錢財導致禍亂的歷史事例,力陳礦稅之弊,希望朝廷能夠引以為戒,廢止礦稅,但他的意見並未得到皇帝的批覆。
儘管如此,葉向高並未放棄。不久後,他因政績突出被提拔為南京禮部右侍郎,隨後又改任吏部右侍郎。在新的職位上,他再次陳述礦稅給國家帶來的深重危害,並特別請求罷免遼東稅監高淮,言辭懇切,表達了對民生疾苦的深切關懷。然而,由於朝中複雜的政治鬥爭和利益糾葛,葉向高的這些建議依然未能得到採納。
與此同時,妖書案的興起更是加劇了朝野的動盪。在這關鍵時刻,葉向高展現了他的遠見卓識和忠貞不渝。他寫信給內閣大學士沈一貫,極力規勸其冷靜處理妖書案,避免擴大打擊面,禍及無辜。然而,沈一貫對此並不領情,反而因此對葉向高心生不滿,導致葉向高在南京任職的九年裡一直未能得到應有的晉升。
三、唯一宰輔
葉向高在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被提拔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成為內閣成員之一,這標誌著他政治生涯的重大轉折。當時,沈一貫已被罷免,朱賡獨攬大權,明神宗決定增補閣臣,葉向高與王錫爵、于慎行、李廷機一同獲此殊榮。然而,命運似乎有意考驗葉向高,于慎行不久便去世,王錫爵堅決辭官,而朱賡也在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離世,李廷機則因輿論壓力長期避世,於是葉向高成了唯一在位的輔臣,肩負起內閣首輔的重任。
明神宗在位後期,怠政現象嚴重,他長期不上朝,導致國家大事積壓,官僚體系運轉不暢,許多重要職位空缺,任命官員的敕令也無法正常下達。葉向高面對如此局面,深感憂慮,他以國家利益為重,積極應對朝政混亂的局面。他多次向神宗提出建議,希望皇帝能夠更加勤政,但神宗雖然表面尊重葉向高,實際上對他的諫議採取的態度卻是陽奉陰違,十條意見中往往只採納二、三條。
太子講學的中斷是當時朝野關注的焦點問題,葉向高多次上書請求恢復太子的學業,但神宗始終不予理會。太子母王貴妃去世後,其喪禮的拖延更凸顯了朝政的紊亂,葉向高几番爭取才使得喪禮得以順利進行。福王(即朱常洵,鄭貴妃之子)的封國問題更是棘手,葉向高多次請求福王回封國,但神宗先是推遲日期,後又提出福王必須擁有四萬頃莊田的苛刻條件,這不僅違背了祖制,也引發了朝臣的不安。
葉向高深知福王留京對太子地位的潛在威脅,因此他上疏力爭,指出若福王不及時回封國,將有損皇室信譽,且會重蹈明世宗時景王未歸封國的覆轍,當時裕王(即後來的明穆宗)處境險惡。面對神宗的辯解,葉向高強調了太子與神宗之間情感溝通的重要性,呼籲神宗堅守諾言,確保福王按時歸藩,以安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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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善於決斷
葉向高在處理重大事件時展現出的果斷和智慧,尤其體現在王曰乾事件中。錦衣百戶王曰乾,一名京城的奸猾之徒,與孔學、趙宗舜、趙思聖等人相互攻訐,事情尚未在刑官處定論,他就擅自闖入皇城,使用火炮引起軒然大波,並直接向皇帝遞上奏疏。這起事件不僅令刑官震驚,甚至驚動了明神宗,王曰乾在奏疏中指控鄭貴妃的內侍姜嚴山、孔學及王三詔等人使用巫術詛咒皇太后和皇太子,意圖擁立福王。神宗對此感到震驚和憤怒,質問為何內閣首輔葉向高沒有及時處理此事。
葉向高臨危不亂,迅速上疏,分析了事件性質與處理策略。他指出,此事件與之前的妖書案相似,但不同之處在於此次事件的當事人皆可查證,只需依法審訊即可查明真相。他建議神宗保持冷靜,避免過度反應,以免引發朝野動盪。關於王曰乾的指控牽涉到貴妃和福王,葉向高認為這純屬惡意誹謗,主張將王曰乾的奏疏扣留,同時命令司法部門追查所有涉案奸人,儘快確定福王歸藩的日期,以此來平息輿論,穩定局勢。神宗聽取了葉向高的建議,太子和福王得以避免進一步的宮廷紛爭。
此外,葉向高在處理福王歸藩的問題上也展現了其政治手腕。面對鄭貴妃試圖以慶祝太后七十大壽為由挽留福王,葉向高巧妙地提出提前為太后舉行壽禮,同時堅持福王按原計劃歸藩,以平衡各方利益。他拒絕了神宗要求宣布挽留福王詔書的命令,指出此舉將加劇外界的猜疑和恐慌,最終說服神宗收回成命,確保了福王順利回到封國,避免了一場可能的宮廷風波。
葉向高不僅在緊急情況下表現出色,他還多次上疏神宗,直指當時國家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包括人才匱乏、君臣隔閡、官員爭鬥、橫徵暴斂、道德淪喪等。他懇請神宗振作精神,任用賢臣,革新政治,否則國家危亡並非來自外敵,而是內部的腐敗與混亂。儘管葉向高的言論真誠懇切,但神宗並未採納其建議,甚至對葉向高的多次辭職請求也置之不理,僅以詔書勉勵挽留。
在萬曆四十年(1612年),葉向高再次呼籲神宗,鑑於歷代帝王在位超過四十年者寥寥無幾,應藉此機會大力推行新政,選拔人才。然而,神宗依然沒有響應,葉向高每月請求辭職,神宗雖多次挽留,但對葉向高的核心訴求始終視而不見。葉向高擔憂國家官僚體系的空洞化,各地災荒頻發,以及朝廷與民間的隔閡日益加深,他反覆強調用人之道的重要性,警告神宗如繼續閉門自守,恐將招致無法挽回的災難。
五、辭官歸鄉
葉向高在晚年時,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但即便是在病榻之上,他仍舊堅持履行內閣首輔的職責,這在當時被視為一種非常態的行政方式。在病重期間,葉向高不得不在家中草擬奏章和詔書,這一行為持續了一個月之久。然而,隨著病情的加重,葉向高意識到在家中處理公務的做法並不符合朝廷的體制,他開始感到不安,於是提出了堅決的辭職請求,希望神宗能夠同意他卸任,以便有新的閣臣接替他的位置,確保朝廷的正常運轉。
儘管葉向高的健康狀況令人擔憂,神宗卻並未立即批准他的辭職申請,反而派遣鴻臚官前往葉向高的住處,以示慰問並勸他繼續留任。直到神宗萬壽節時,葉向高的身體狀況有所好轉,他才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繼續處理朝政。在這段時間,葉向高主持了癸丑年的會試,這本是一個常規的考試活動,但由於當時官員的奏章都堆積到了考場,這一情景反而成為了一樁罕見的奇聞,反映出當時朝政的混亂狀態。
在葉向高的任期內,神宗考核選拔了大量科道官員,但任命通知卻遲遲未下達,葉向高數十次上疏催促,最終經過兩年的等待,任命才得以落實。然而,新官上任後,朝廷內部的攻擊和爭鬥也隨之增加,神宗對此頗為不滿,開始扣留奏章,不再下發。面對這種情況,葉向高請求將這些奏章轉交給相關部門,以確定官員的去留問題。他指出,缺乏足夠的高級官員,特別是六卿中只剩趙煥一人在位,以及長達十年都御史的職位空缺,導致了監督機制的失效,這嚴重影響了朝廷的穩定和人心的安定。
葉向高屢次上疏請求增加內閣成員,前後共有一百多份奏章,神宗最終在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任用了方從哲、吳道南兩位閣臣。葉向高在得知這一消息後,上疏表示感謝,同時也再次提出了辭職請求,但神宗下詔對他進行了嘉獎,並拒絕了他的辭職。
到了同年二月,皇太后駕崩,三月,福王返回封國,葉向高認為這可能是自己辭官歸鄉的合適時機,於是他更加頻繁地提出辭職請求,前後提交了十餘份奏章。終於,在八月,神宗批准了葉向高的辭職。葉向高在內閣任職期間,由於政績顯著,被多次晉升,包括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等。在他離職之際,神宗下詔加封他為少師兼太子太師,賞賜白金百兩、彩帛四件、表里大紅坐蟒一件,並派遣使者護送他回鄉,以彰顯他對國家的貢獻和皇帝對他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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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和黨爭
葉向高在擔任內閣首輔期間,面對晚明政壇上日益激烈的黨爭,他試圖扮演一個調停者的角色,力圖調解各大臣之間的矛盾,以求政治局面的穩定。然而,晚明時期黨爭的根深蒂固,使得葉向高的努力顯得尤為艱難。當時,御史鄭繼芳與給事中王元翰之間的衝突,引發了朝堂上兩大陣營的對立,葉向高提議將雙方的奏疏下發給部院,通過公正的評判來裁定是非,以期平息爭端。然而,神宗並未採納他的建議,這導致了黨派之爭的進一步升級。
不久,圍繞李三才的爭議又引發了新一輪的黨派鬥爭。李三才在朝中頗有影響力,而無錫的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吸引了一批朝臣的支持。顧憲成在李三才遭受攻擊時,積極為其辯護,這使得原本就錯綜複雜的黨爭格局變得更加微妙。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的京官考察中,攻擊李三才的劉國縉和喬應甲分別因過失和年例被處理,這一事件成為了黨爭的導火索,葉向高在此過程中秉持公心,力求公正,使得考核官吏的大典得以順利完成,但未能從根本上緩解兩派之間的對立。
隨著時間的推移,齊、楚、浙三大派系的勢力逐漸壯大,它們與東林黨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尖銳,最終演變成為了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天啟年間,魏忠賢掌權後,王紹徽等人撰寫的《東林點將錄》成為打擊東林黨人的工具,這份名單羅列了許多被視為東林黨人的官員,葉向高因其曾經的立場和行動,也被列為東林黨黨魁,成為了魏忠賢打擊的目標。
七、二度為相
葉向高在離開政壇六年之後,於明光宗即位時受到了特別詔書的召喚,不久明熹宗登基,再度下詔急召葉向高回京復職。面對皇命,葉向高雖多次上疏推辭,均未獲准。天啟元年(1621年)十月,葉向高重回朝廷,被授予中極殿大學士之職,再度出任內閣首輔。在復出之初,葉向高便向熹宗表達了他對奏章流程的看法,強調了自己在神宗朝時的角色,即奏章由他親自草擬,即便是熹宗有意願實施某項政策,也需通過中使傳達,若有異議,他會據理力爭,而神宗往往能夠接受他的意見,不會強行頒布旨意。他建議熹宗謹慎對待詔書的發布,所有事宜都應先由內閣草擬上報,熹宗欣然接受了這一建議,並很快採納了葉向高的請求,撥付二百萬兩帑銀用於東西戰事,這顯示了葉向高在朝中的影響力。
熹宗初登基時,朝廷中不乏賢能之士,朝野上下都寄希望於新帝能帶來國家的治理與振興。然而,年輕的熹宗尚不能辨明忠奸,逐漸被魏忠賢和客氏等人操控。魏忠賢與客氏合謀,先是殺害了太監王安,隨後排擠了吏部尚書周嘉謨、言官倪思輝等忠良,大學士劉一燝也因不堪忍受奸佞的排擠而請求離職。葉向高敏銳地察覺到朝廷風向的變化,上疏指出客氏進出宮闈無度,而顧命大臣劉一燝的地位竟不如一個乳母,導致朝臣揣測聖意無所適從,這樣的趨勢必須制止。
葉向高對魏忠賢的批評激起了後者強烈的不滿和報復心理。隨後,刑部尚書王紀遭貶黜,禮部尚書孫慎行、都御史鄒元標亦相繼受到攻擊被迫離職。葉向高試圖為鄒元標辯護,卻未能扭轉局勢,無奈之下,他請求與鄒元標一同離職,以示抗議。熹宗並未批准葉向高的請求,但這一舉動卻讓魏忠賢對葉向高的嫉恨愈發加深。
葉向高在第二次擔任內閣首輔期間,雖然盡力維護朝政的清明與公正,但面對魏忠賢等人的權勢膨脹,他的努力顯得力不從心。晚明政壇的腐敗與混亂,使得像葉向高這樣試圖匡扶正義的大臣,不得不在權謀與黨爭中艱難前行。
八、對抗宦官
葉向高在第二次出任內閣首輔期間,面臨著與前一次截然不同的政治環境。此時的皇帝熹宗年幼,朝政實權逐漸落入魏忠賢等宦官手中。儘管葉向高無法像侍奉神宗時那般直言進諫,但他依然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多次嘗試糾正政局中的不公,展現了一位資深政治家的智慧與勇氣。
面對太監對敢於直言的官員的打壓,如章允儒請求減少上供袍服而觸怒太監,葉向高兩次上疏營救,最終使章允儒免受廷杖,僅被剝奪一年俸祿。御史帥眾因指責宮廷事務而遭太監陷害,葉向高同樣出手相助,使其免於被外放。傅魁因救援王紀而面臨貶謫,葉向高介入,使他僅被剝奪俸祿。這些例子展示了葉向高在保護正直官員方面的不懈努力。
在魏忠賢試圖懲罰文選郎時,葉向高再次挺身而出,成功阻止了對官員的不當處罰。陳良訓指責宦官權勢,觸怒魏忠賢,面臨下獄之災,葉向高以辭職相威脅,最終使陳良訓僅被剝奪俸祿。在熊廷弼、王化貞被判死刑的案件中,葉向高請求待司法覆核後再做決定,得到了熹宗的同意,這體現了他堅守法律程序的精神。
然而,葉向高與魏忠賢之間的較量並非總能取得勝利。當魏忠賢欲搜刮全國倉儲以充實京師,葉向高警告此舉可能導致地方不穩定,但未被採納。魏忠賢通過製造一些小麻煩來刁難葉向高,迫使他多次提出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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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的轉折點發生在天啟四年(1624年),傅魁彈劾左光斗、魏大中勾結汪文言,魏忠賢藉此機會試圖羅織東林黨人的罪名。葉向高挺身而出,承認汪文言是他推薦的,請求皇帝只處罰自己一人,以保護他人免遭無妄之災。儘管魏忠賢起初欲藉機清除東林黨人,但礙於葉向高等舊臣的威望,最終只處罰了汪文言一人,暫時未對左光斗等人定罪。然而,此事卻成為東林黨獄的導火索,預示著更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即將來臨。
九、再度辭歸
天啟四年(1624年)六月,楊漣的一紙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的奏疏震動朝野,葉向高深知這標誌著與魏忠賢的決裂已成為不可逆轉之勢。面對朝中大臣紛紛上疏聲討魏忠賢的局面,有人勸說葉向高應藉此機會徹底扳倒魏忠賢,但葉向高卻有著更為深遠的考量。他認為魏忠賢權勢根基深厚,輕易除之恐將引發更大的政治動盪,於是採取了一種折衷的策略,希望通過內閣的調停避免最壞的結果。
葉向高上疏皇帝,對魏忠賢的辛勞予以肯定,同時指出朝廷過分寵信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建議削減魏忠賢的權力,讓他返回家鄉,以保全其名節。然而,這一建議並未得到魏忠賢的理解,反而引發了對方的不滿。魏忠賢通過假傳聖旨的方式自我表功,背後顯然有智囊團為其出謀劃策,葉向高敏銳地察覺到其中必有高手代筆,調查後發現此人竟是徐大化。
儘管魏忠賢對葉向高的立場感到憤怒,但鑑於當時朝中反對魏忠賢的力量尚存,他並未立即對葉向高採取行動。然而,隨著局勢的發展,魏忠賢的黨羽鼓動製造大案,魏忠賢的野心和手段也逐漸暴露無遺。工部郎中萬燝因彈劾魏忠賢而遭受酷刑,葉向高雖極力營救,終未能挽回萬燝的生命,這一事件標誌著葉向高與魏忠賢之間的關係徹底破裂。
隨後,御史林汝翥因觸怒宦官而遭受廷杖,其後逃至遵化巡撫駐所,因有人謠傳林汝翥乃葉向高之外甥,導致葉向高的府邸遭到宦官黨羽的圍攻。面對宦官集團的囂張氣焰,葉向高認識到自己已無力改變朝廷的頹勢,於是多次上疏請求辭官歸鄉,決心離開這個他曾經為之奮鬥的政壇。
最終,熹宗下詔同意葉向高的辭職請求,加封他為太傅,並派遣使者護送其返鄉,賞賜的財物豐厚異常,甚至超過了慣例。不久後,熹宗又准許葉向高辭去太傅之位,但仍每月賜予他五石米糧,八個轎夫供其使用,以示對這位老臣的優待。
十、晚年
葉向高離世後,晚明政壇陷入了更加劇烈的動盪。韓爌與朱國禎先後接任首輔之位,但均未能持久,很快便被罷免,這反映了魏忠賢勢力的進一步擴張。魏忠賢利用手中的權力,將諂媚之徒安插於要職,而那些清高的士大夫則失去了依靠,政治空間被嚴重壓縮。
魏忠賢開始了對異己的清洗,首當其衝的是敢於直言的官員。楊漣,一位敢於揭露魏忠賢罪行的正直大臣,遭到了誣陷並被殘忍殺害。隨後,左光斗等多位正直官員也相繼被捕,受盡凌辱後被殺害,魏忠賢的鐵腕手段使得朝中正直之聲幾乎消失殆盡。
隨著葉向高的辭世,朝中失去了一位能夠與魏忠賢抗衡的重量級人物。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就在明熹宗駕崩的同一個月,葉向高於二十九日去世,享年六十九歲。他的離世,不僅標誌著晚明政壇上一位重要政治家的隕落,也象徵著魏忠賢勢力的進一步膨脹。
然而,葉向高雖逝,其影響力並未隨之消散。崇禎初年,新帝即位後,對葉向高給予了高度的追認,追贈他為太師,追諡「文忠」,這不僅是對葉向高一生政績與人格的肯定,也是新政權對魏忠賢時期黑暗政治的一種批判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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