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通世故
鄭光策的故事中,有一段特別引人注目的情節發生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這一年,乾隆皇帝南巡杭州,作為一位備受矚目的君主,乾隆的每一次出行都牽動著朝野上下無數人的心。在這次南巡過程中,皇帝下旨召集各地的才子學者,命令他們在杭州的敷文書院進行一場特殊的考試,以此來選拔人才。這次考試不僅是對才學的檢驗,也是對個人品格的一種考驗。
鄭光策作為當時文壇的新星,自然也在受邀之列。他帶著滿腔的抱負和對未來的憧憬來到了杭州。然而,當他抵達考場,面對的是當時權傾一時的大臣和珅。和珅不僅是戶部侍郎兼軍機大臣,更是乾隆身邊的紅人,他以一種高傲的姿態坐在御座下的腳几上,要求每一位考生都要向他屈膝遞卷。
對於大多數士人來說,為了前途,他們或許會選擇暫時妥協,畢竟和珅手中的權力足以決定他們的命運。但是,鄭光策卻是個例外。他深知自己的立場,也明白自己的原則。在他看來,向和珅屈膝不僅是對個人尊嚴的侮辱,更是對科舉公平性的破壞。因此,當輪到他時,他並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屈膝,而是選擇以一種堅決的態度面對這位權臣。
鄭光策不僅沒有屈服,反而憤怒地側目而視,他的神情表達了對這種不平等對待的不滿。隨後,他毅然決然地與同樣感到不滿的閩士林喬蔭等人一起,向和珅行了一個長揖,然後毅然離開考場,返回了自己的家鄉。這樣的舉動無疑是對和珅權威的一種挑戰,也是對自身信念的一種堅持。
和珅對此自然不會善罷甘休,他心中的怨恨導致他將來自福建的考卷擱置在一旁,不予審閱。這一事件不僅反映了當時朝廷內部的一些矛盾,也體現了鄭光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不妥協的精神。他的行為雖然在當時被視為「不通世故」,卻也贏得了那些同樣厭惡不公者的敬佩。
二、進言獻策
在鄭光策回到家鄉之後,他並未因之前的挫折而消沉,相反,他更加投入到學問之中,尤其喜歡研讀那些能夠應用於治理國家和社會實踐的書籍。除了廣泛涉獵諸如《資治通鑑》和《文獻通考》這類經典史學著作之外,他還深入研究了多位歷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作品,例如陸贄、李綱、真德秀、王陽明等人的著述。這些書籍不僅豐富了他的學識,也為他日後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吏部即將舉行新一輪的官員選拔,鄭光策卻表現出了對出仕的淡漠態度。他認為如果真的被迫出仕,寧願選擇擔任教職,既能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又能維持生計。這種態度反映了他對仕途的謹慎態度以及對教育事業的熱愛。
到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灣地區爆發了林爽文領導的農民起義,清朝政府派遣福康安前往鎮壓。在此期間,福康安途經泉州時,得知鄭光策在當地任教,便召見了他。鄭光策在此次會面中展現出了他的才能,提出了多項針對平叛和後續治理的策略,受到了福康安的認可,並被採納實施。
次年的正月,巡撫徐嗣曾前往台灣處理起義後的善後工作,再次邀請鄭光策提供意見。鄭光策提出的關於改善台灣吏治的建議也得到了徐嗣曾的高度評價。儘管福康安和徐嗣曾都希望鄭光策能親自前往台灣協助處理事務,但考慮到母親年邁,鄭光策婉拒了這一邀請,選擇留在家中盡孝。
除了為國家大事獻策外,鄭光策還在地方事務上發揮了積極作用。在福清縣,溺女之風盛行,這是一直困擾當地官員的問題。鄭光策利用自己在福清書院的影響力,積極尋求解決辦法。他深入分析了這一風俗背後的社會原因,並提出了切實可行的禁止措施。這些努力雖然短期內可能難以見到顯著成效,但長遠來看,有助於改變這一不良風俗,提升社會道德水平。
三、掌教鰲峰
嘉慶二年(1797年)九月,鄭光策接受福建巡撫汪志伊的邀請,擔任了鰲峰書院的主講。這一時期,他面臨著一個艱巨的任務——改變當時教育領域內普遍存在的「所用者非所習,所習者非所用」的現象。鄭光策認為,教育的目的不應僅僅是讓學生掌握知識,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具備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即所謂的「經邦濟世」。
當時的士人往往要麼沉迷於空洞的哲學討論,要麼埋頭於古代文獻,遠離現實社會的需求。這種現象導致學界的思想變得空虛,士人的品行也受到影響,「氣習污下,奔競卑鄙」。在這樣的背景下,鄭光策決心改變這種狀況。
鄭光策在鰲峰書院的講席上,首先強調了「立志」的重要性。他認為,只有明確了自己的志向,才能更好地吸收知識,並將其應用於實踐之中。他借鑑了歷史上那些成功人士的例子,指出成就一番事業不僅需要超群的學問,還需要堅韌不拔的意志。因此,他教導學生要以古人中的傑出代表為榜樣,學習他們的精神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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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方法上,鄭光策主張以經史為核心,通過講解歷史上的案例來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將所學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他相信,國家設立書院的初衷是為了輔助學校的教育,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學校是考核學業的地方,而書院則是日常學習和積累知識的地方。通過這種方式,他希望能夠在學生中培養出既有紮實學問又有良好品德的人才。
由於鄭光策的嚴格要求和認真負責的態度,學生們也開始意識到讀書的重要性,並且更加勤奮地學習。這種變化不僅體現在學生的學習態度上,也反映在他們對社會責任的認識上。許多學生開始關心社會事務,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展現出了一種新的士人風貌。
鄭光策的努力得到了汪志伊和後任巡撫李殿圖的高度讚揚,他們認為鄭光策的教學成果堪比當時的另一位著名教育家蔡文勤(世遠)。這一評價不僅肯定了鄭光策的教育理念,也認可了他在培養學生方面的成就。
四、桃李滿天下
鄭光策在鰲峰書院執教期間,以其嚴謹的教學態度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吸引了眾多學子前來求學。他對學生的作業總是細緻入微地審閱,即便是日常的課卷也從不馬虎,幾乎達到了每日忙碌的程度。他一生培養了眾多優秀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兩位弟子便是林則徐和梁章鉅。
林則徐在青年時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鰲峰書院度過,這裡是他學術生涯的起點。在鄭光策的指導下,林則徐不僅系統地學習了中國傳統知識,還廣泛接觸了各種經史典籍,這極大地開闊了他的視野。鄭光策對林則徐的影響不僅僅局限於學術層面,更重要的是,他傳遞了「經世致用」的思想,這種思想貫穿了林則徐一生的政治實踐,成為他日後成為禁菸英雄和政治改革家的重要基礎。
梁章鉅的父親與鄭光策是至交好友,因此梁章鉅從小便受到鄭光策的影響。他在少年時期跟隨鄭光策在洗銀營趙氏的紅玉齋讀書,學習詩、賦、雜文等多種文體。鄭光策對梁章鉅的要求極為嚴格,一次,鄭光策讓梁章鉅閱讀《離騷》,梁章鉅輕率地回答已經讀過,但當鄭光策詢問其中的具體內容時,梁章鉅卻答不上來。這次經歷讓梁章鉅深刻認識到讀書必須深入理解,而不僅僅是走馬觀花。正是由於鄭光策的嚴格要求和悉心指導,梁章鉅後來得以成為一位博學多才的學者。
除了直接教授學生外,鄭光策也非常注重解答學生的疑問。他對後輩的請教總是耐心解答,不厭其詳,這使得他在學生中享有極高的聲望。
在教學之餘,鄭光策還非常關注社會民生問題。他曾多次上書福建當局,提出了一系列有關改革的建議,涵蓋了從全局的改革理論到具體的法治建設、農田水利、煮海鹽政以及財政管理等多個方面。他的這些提議,反映了他對社會現狀的深刻洞察和對改善民生的強烈責任感。
鄭光策的思想深受明清之際幾位大儒的影響,特別是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他們都強調實踐的重要性。鄭光策繼承了這一傳統,反對空談理論,強調實際的行為和成效。他不追求表面文章,而是致力於通過實際行動來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鄭光策雖有深厚的學識,但並不急於著述,他認為真正的學問應該先從修身做起,然後再推廣到社會,只有在無法改變現狀的情況下才會考慮著書立說。因此,他生前並沒有留下大量的著作,僅有一些詩稿和古文,自題為「西霞叢稿」。這些作品都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充滿了對現實的關切和對未來的展望。
在他去世後,梁章鉅根據鄭光策的遺願,編輯了他的遺稿,編成了《西霞文鈔》上下兩卷,並請汪志伊作序,由鄭光策的學生陳孔揚負責印刷出版。此外,還有《詩鈔》和《儷體文鈔》未能及時刊刻。
鄭光策去世後,士林中人無不惋惜。到了道光年間,林則徐看到鄭光策生前所畫的「抱膝圖」,不禁感慨萬千,揮筆題詩,表達了對恩師深深的懷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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