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經歷
愛新覺羅·奕?,生於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丑時,是清朝道光帝的第六子。他的出生不僅為皇室增添了一位新成員,也為未來的中國歷史埋下了重要的伏筆。奕?的母親靜貴妃博爾濟吉特氏在宮中地位顯赫,尤其是在孝全成皇后鈕祜祿氏去世後,她承擔起了撫養皇四子奕詝的責任。這種特殊的成長環境使得奕?與奕詝之間的關係非同一般,他們雖為異母兄弟,卻形同手足。
自幼年起,奕?便受到了極為嚴格且全面的教育。六歲時,他便進入乾清宮上書房開始接受正式的學習。這裡的教育內容涵蓋了滿、蒙、漢三種語言文字,還包括了儒家經典、詩文創作以及武功騎射等多方面的知識。這樣的教育體系旨在培養出既通曉傳統學問又能適應統治需要的未來領導者。在這個過程中,奕?展現出了非凡的天資和勤奮好學的態度,很快就成為了老師眼中的佼佼者。
在眾多名師之中,對奕?影響最大的無疑是翁心存。作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宿儒,翁心存在學術上造詣深厚,並且以其嚴謹的教學態度贏得了廣泛的尊敬。奕?跟隨翁心存學習多年,不僅深入研讀了《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著作,還通過詩詞歌賦的學習鍛煉了自己的文學修養。這段經歷對於塑造奕?後來的思想觀念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遺憾的是,由於家庭原因,翁心存不得不暫時離開宮廷返回家鄉照顧年邁的母親。儘管如此,他對奕?的影響並未因此而減弱。
接替翁心存成為奕?老師的賈楨同樣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他在道光六年曾以榜眼身份高中進士。在賈楨的指導下,奕?繼續深化自己對於儒家思想的理解,並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見解。除了傳統的儒家學問之外,他還接觸到了一些當時較為新穎的知識領域,這為他日後參與洋務運動奠定了基礎。通過十幾年如一日地刻苦鑽研,奕?不僅精通了儒家學說的核心內容,更養成了敏銳的觀察力和獨立思考的能力。
二、兄弟構隙
道光帝在立儲問題上曾經猶豫不決,特別是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之間。儘管奕詝是長子,但奕?的才華和能力明顯更勝一籌,這使得道光帝對他的寵愛更加深厚。然而,在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最終決定由皇四子奕詝繼位,並寫下了遺詔。這一決定並非沒有爭議,因為奕詝無論是文才還是武功都不及奕?,這讓許多人都感到意外。
為了平衡這種局面,道光帝於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安排奕?迎娶了熱河都統瓜爾佳·桂良的女兒為嫡福晉。這一舉動表面上看是對奕?的一種補償,但實際上也反映了道光帝內心深處對於兩個兒子之間的微妙平衡。奕詝的老師杜受田深知自己的學生在才能上遠不及奕?,因此他教導奕詝要以仁孝之心來打動道光帝,從而爭取到更多的支持。杜受田的策略確實奏效了,奕詝通過展示自己的孝順贏得了父親的好感,最終成功地被立為皇太子。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道光帝下令為奕?的母親靜皇貴妃修建陵墓,並明確表示她必須葬於妃園寢內,不得更改。這實際上是一個信號,表明奕?已經失去了爭奪皇位的機會。1850年(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病重的道光帝召集十位重臣,當眾啟封錦匣,宣布立奕詝為皇太子,並封奕?為親王。不久後,道光帝去世,奕詝即位,成為咸豐帝。
咸豐帝的登基過程雖然看似順利,但其中不乏權謀與取巧之處。聰明如奕?者,自然不會對此心服口服。從此,兄弟倆之間的關係開始變得微妙而緊張。他們表面上仍然維持著君臣之禮,但彼此間的猜疑和疏遠卻日益加深。
咸豐元年(1851年)四月,咸豐帝授予奕?十五善射大臣之職,次年(1852年)又將原慶郡王府賜給他作為府邸,並讓他繼續在內廷行走。同年八月,奕?還被任命管理正藍旗覺羅學事務。這些任命顯示了咸豐帝試圖通過給予奕?一定的職位來緩和他的不滿情緒,同時也確保他對朝廷保持忠誠。
到了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北伐軍逼近天津,北京形勢危急。在這種情況下,咸豐帝任命奕?為署領侍衛內大臣,負責京城的安全防禦,並允許他佩戴先帝生前所賜的白虹刀,以此彰顯其地位的重要性。同年十月,奕?正式進入軍機處,打破了清朝皇子不得干預政務的傳統。此後,他在一系列重要職務中表現出色,包括管理三庫事務、擔任宗人府右宗正等,逐漸成為朝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然而,隨著奕?權力的增強,兄弟之間的矛盾也開始浮出水面。1855年(咸豐五年),奕?的母親康慈皇貴太妃病重。奕?請求咸豐帝尊封其母為皇太后,以示敬意。咸豐帝雖然迫於撫育之恩不得不答應,但在喪儀上卻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降低其規格,比如採用明朝而非本朝慣例,且不將康慈皇太后祔廟。這種做法明顯是在強調嫡庶之別,令奕?深感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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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親去世後的悲痛時刻,奕?又被指責在辦理喪事時疏忽大意,咸豐帝藉此機會解除了他的軍機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職務,命令他回到上書房讀書,僅保留了一些較低級別的職務。這一系列打擊無疑加劇了兩人之間的裂痕。直到1857年(咸豐七年)五月,奕?才得以復出,重新擔任鑲紅旗蒙古都統等職,但這已無法挽回兄弟間徹底破裂的關係。
三、臨危受命
在19世紀中葉,清朝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內憂外患。太平天國起義席捲了南方,嚴重動搖了清廷的統治基礎;同時,英法聯軍從南向北推進,威脅到了京師的安全。在這樣的背景下,年輕的恭親王奕?展現了他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果敢的行動力。
咸豐八年(1858年),奕?單銜上奏反對派遣耆英前往天津議和,並提出了一系列強硬的對外政策建議。他認為,面對英法聯軍的侵略,不應一味示弱,而應積極防禦,甚至主動出擊。奕?還建議秘密調動地方武裝力量攻擊廣州和香港,以牽制敵軍。這一系列提議反映了奕?堅決主戰的態度,也得到了朝廷主戰派的支持。然而,咸豐帝的態度卻搖擺不定,時而主張和平解決,時而又表現出強烈的主戰情緒,這種矛盾的態度使得朝廷難以形成統一的決策。
儘管如此,奕?仍然被委以重任。同年五月,他被任命與惠親王、惇郡王及軍機大臣等處理擅自回京的耆英事宜。隨後,奕?再次提交了一份反對簽約的奏摺,反對開放長江口岸諸埠的條款,並提出了具體的制敵方針。奕?的這些舉動不僅顯示了他的堅定立場,也為他在朝中的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久後,他還被任命為管理雍和宮事務的大臣,並補授閱兵大臣之職。
進入咸豐九年(1859年),奕?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先後被任命為內大臣和管宴大臣,顯示出咸豐帝對他的信任和支持。然而,好景不長,咸豐十年(1860年)九月,英法聯軍在八里橋之戰中擊敗清軍,逼近北京。咸豐帝驚慌失措,決定逃往熱河避難,臨行前將主持中外談判、辦理和局的重任交給了奕?。
此時的奕?面臨的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局面。一方面,清軍在戰場上的失敗已經證明了軍事抵抗的無力;另一方面,太平天國在南方的勢力仍在不斷擴大,內部的穩定問題同樣迫在眉睫。在這種情況下,奕?不得不重新評估自己的立場,逐漸傾向於求和。他認識到,在「攘外必先安內」的原則下,只有暫時妥協才能為清朝爭取到寶貴的時間來應對國內的危機。
經過艱苦的談判,奕?最終按照咸豐帝的旨意接受了英法聯軍提出的苛刻條件,包括釋放被俘的巴夏禮等人,並簽訂了《天津條約》的批准書以及中英、中法《北京條約》。此外,他還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進一步割讓了大片領土。雖然這些條約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利益,但奕?的努力確實暫時緩解了外部壓力,為清朝贏得了喘息之機。
在這次議和過程中,奕?展現出了高超的外交手腕和政治智慧。他成功地籠絡了一批重要官員,如瓜爾佳·文祥、桂良、寶鋆、勝保等,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集團。
四、興辦洋務
《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聯軍撤回天津,並迅速南下,這表明他們並沒有取代清朝統治或占據中國土地的意圖。這一舉動讓奕?意識到,西方列強雖然貪婪且要求苛刻,但他們的主要目標是經濟利益和通商權益,而非直接控制中國的領土。基於這樣的認識,奕?開始形成了「以信義籠絡洋人」的思想,認為可以通過外交手段來緩和與列強的關係。
與此同時,太平天國起義仍在南方肆虐,捻軍也在北方不斷壯大,這些內亂對清朝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奕?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方針。他認為,只有首先平定內部的叛亂,才能有效地抵禦外部勢力的侵擾。1860年十二月,奕?上呈《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明確指出太平天國和捻軍是心腹之患,而俄國和英國則是肘腋之患和肢體之患。他建議優先消滅太平軍和捻軍,然後依次對付俄國和英國。
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奕?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措施。他建議採取類似於三國時期「聯吳伐魏」的策略,即與西方列強合作,共同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在奏摺中,奕?強調了維持中外和好的重要性,並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規定,如嚴格按照條約辦事,不使列強有進一步侵略的機會。他還提議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便更有效地處理外交事務,並設立南北口岸管理大臣,增加關稅收入,加強對外貿易的管理。
咸豐十一年(1861年)正月,奕?、文祥、桂良等人向咸豐帝上疏,正式提出了這一系列建議。咸豐帝批准了這些主張,並得到了湘軍首領曾國藩等地方實力派的支持。隨後,奕?積極與英、法聯繫,請求他們在軍事上提供援助。清廷甚至考慮將大沽口的炮台交由英法軍隊防守,以防止太平軍從海路北上。英法兩國欣然接受了清廷的請求,並表示願意派遣軍隊協助清軍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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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1861年12月10日正式設立。這是一個全新的政府機構,專門負責處理外交事務。在此之前,清廷並無專門的外交部門,所有涉外事宜均由各部院臨時處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標誌著中國近代外交體制的初步形成。這個機構不僅負責外交事務,還逐漸掌握了財政、軍事、教育、礦務、交通等方面的大權,成為了一個決策與管理一切涉及洋務的總衙門。
隨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建立,奕?開始積極推動一系列自強措施,特別是軍事現代化。他在奏摺中指出,治國之道在於自強,而自強的關鍵在於練兵,練兵的基礎則在於製造先進的武器。因此,奕?建議購買洋槍洋炮,並僱傭外籍工匠教授製造技術。咸豐帝採納了他的意見,很快安慶軍械所應運而生,開始了仿造洋槍洋炮的工作。
五、親王議政
咸豐十一年(1861年),清朝宮廷內發生了一場重大的政治變革,即辛酉政變,這次政變深刻影響了清朝晚期的政治格局。
當時,清朝面臨著內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太平天國運動風起雲湧,嚴重威脅著清王朝的統治;另一方面,列強環伺,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不斷侵蝕著中國的權益。在此背景下,親王奕?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深遠的戰略眼光,首倡洋務運動,力圖通過引進西方技術和制度,來挽救清王朝的頹勢。他不僅積極參與洋務事業的大政方針的制定和貫徹,還努力將洋務思想傳播給臣僚,成為洋務派的首領。
然而,奕?的政治抱負並未得到清廷內所有勢力的支持。咸豐帝在位時,與奕?的隔閡頗深,奕?的內外政策也常常被擱置不理。咸豐帝去世後,幼主同治繼位,遺詔令載垣、端華、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顧命輔政。但奕?卻被排除在顧命大臣之外,這進一步加深了他與載垣、肅順等人的矛盾。
此時,奕?看到了政變的機會。他與被肅順裁抑的同治帝生母慈禧太后達成一致,準備奪取最高權力。在慈禧太后的示意下,一些御史先後上疏請求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但遭到了載垣、肅順等人的堅決反對。然而,慈禧太后和奕?並未放棄,他們暗中加緊部署,等待時機。
八月,奕?以奔喪為名,到熱河叩謁梓宮,並成功取得了列強的支持。在奕?的勸誘下,慈安太后也站在了慈禧太后一邊。兩宮太后以垂詢家屬私事和敘說親情為名,兩次召見奕?,終於達成了默契。奕?認為,要發動政變,必須早日還京。他向慈禧太后保證,外國無異議,如有難,惟他是問。慈禧太后遂與奕?密商回京發動政變的計劃。
奕?回京後,盡力爭取到了部院大臣和京津防務的武裝力量的支持。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攜同治帝從熱河先行抵達北京,並立即召見奕?和其他親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載垣、端華等人,並派兵迎捕了肅順。顧命八大臣束手就擒,或被殺,或令自盡,或「革職」、充軍。旋即廢除「祺祥」年號,改元同治。
十一月初一日,在紫禁城養心殿舉行了垂簾大典。兩宮太后垂簾聽政,而奕?因參與政變有功,被任命為領班軍機大臣兼攝首席總理衙門大臣,權勢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六、妥協與禦侮
辛酉政變的成功不僅穩固了奕?在清廷中的地位,也使得西方列強對清朝的政策感到滿意。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認為,通過支持奕?上台,英國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清朝政府的顧問。法國駐華公使也在日記中表達了對政變結果的滿意,認為這將使得未來的談判更加容易進行。面對這樣的國際形勢,奕?採取了與列強「和好」相處的策略,以確保清朝能夠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維持統治。
奕?所倡導的洋務運動主要圍繞著「滅發捻為先」的方針展開。他認為,只有首先平定內部的叛亂,才能有效地抵禦外部勢力的威脅。為此,他大力支持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創辦近代軍用工業,生產槍支彈藥以鎮壓各地起義。同時,他還積極實施「借洋兵助剿」的計劃,允許地方官員如曾國藩、李鴻章等借用外國軍隊的力量來對付太平天國和其他反清力量。這些措施雖然短期內加強了清朝的軍事實力,但也加深了對外國勢力的依賴。
然而,奕?的外交政策並非一味順從。他在處理一些具體事務時,也展現出了對外妥協的一面。例如,在1861年,奕?同意委派英人李泰國和赫德相繼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實際上將中國的海關管理權交給了外國人。同年,他還委託李泰國購買船艦籌建海軍,但最終艦隊的指揮權卻落入了英國皇家海軍上校阿思本手中。這種安排引起了曾國藩和李鴻章等人的不滿,最終導致清廷不得不遣散船員,並向英國支付賠款。這一事件暴露了奕?在處理涉外事務時的軟弱和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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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奕?還在1864年同意簽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將新疆大片領土割讓給沙俄。這進一步削弱了清朝的領土主權,引發了國內的強烈不滿。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爆發後,奕?在處理過程中表現得過於遷就,甚至支持曾國藩鎮壓群眾,以求息事寧人。這些做法不僅未能平息民憤,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
儘管奕?在某些方面表現出妥協的態度,但他也有自己的考量。在他看來,當前的困境是由於國家實力不足所致,因此必須通過自強來改變現狀。他在奏摺中多次強調要練兵制器,增強軍事實力,以便在未來能夠更好地應對內外挑戰。例如,他在談到購買歐洲軍艦時指出,如果使用得當,不僅可以用於鎮壓內亂,還能備御外侮。奕?還主張學習西方技術,提高自身能力,以免長期受制於人。
奕?的政治見解和作為反映了當時洋務派的普遍思想,即通過引進西方技術和制度來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他的這些努力得到了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也為後來的改革奠定了基礎。然而,奕?的政策也面臨著諸多批評。其弟奕譞就指責他在處理夷務時毫無起色,對外國的要求總是有求必應,缺乏堅定立場。
七、幾度起落
奕?在辛酉政變後迅速穩固了政權,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安撫各方,穩定政局。他繼續執行肅順重用漢人地主知識分子的政策,同時平反了一些受肅順排擠打擊的大臣,這些舉措贏得了朝野的一片讚賞,也為所謂的「同治中興」奠定了基礎。然而,隨著奕?地位的上升和聲名鵲起,他的處境也變得愈加複雜。
一方面,奕?支持曾國藩等地方勢力辦洋務,但又主張削弱這些地方勢力,這種做法引起了湘淮軍系的不滿。另一方面,他在推動洋務運動時,也遭到了以倭仁為代表的頑固派的強烈反對。與此同時,由於奕?的權力受限,不能完全滿足列強的要求,這也使得西方國家對他產生了不滿。慈禧太后雖然利用奕?鞏固了自己的統治,但也開始感到奕?的權勢過大可能威脅到她的權威。
在這種複雜的背景下,慈禧太后採取了扶植多派政治勢力互相牽制的策略。她一面支持奕?為首的洋務派,一面放任頑固派對奕?的攻擊,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控制和削弱奕?的影響力。這種局面讓奕?感到非常不滿,他年輕氣盛、躊躇滿志,但在矛盾漩渦中仍勇於任事,表現出剛愎自用的一面。慈禧太后對此難以容忍,認為奕?「狂妄自大,跋扈專擅」,兩人的關係因此出現了裂痕。
1865年(同治四年)三月初五,編修蔡壽祺彈劾奕?,指責他攬權納賄、徇私驕盈。兩天後,兩宮太后以同治帝的名義頒詔,免去了奕?議政王及其他一切職務。儘管朝中大臣紛紛求情,慈禧太后最終允許奕?繼續在內廷行走並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但免去了議政王的頭銜。這是奕?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擊。
1869年(同治八年),奕?支持處決慈禧太后的親信安德海,這進一步激化了與慈禧太后的矛盾。1872年(同治十一年),奕?被任命為辦理同治帝大婚籌備事宜的負責人之一,並被允許世襲罔替親王爵位。然而,1874年(同治十三年)七月,奕?與其他大臣勸諫同治帝不要修復圓明園,結果遭到同治帝的斥責。同治帝甚至怒斥奕?:「此位讓爾,何如?」隨後,同治帝發布硃諭革去奕?親王世襲罔替的爵位,降為郡王。但在兩宮太后的干預下,奕?很快恢復了親王世襲罔替的地位。
同年十二月,同治帝駕崩,奕?與慈禧太后等人共同商議迎立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為帝,即光緒帝。此後,奕?繼續在朝廷中擔任重要職務,包括宗人府宗令、玉牒館總裁等職。1879年(光緒五年),奕?會見了美國前總統格蘭特,請求其調解中日琉球爭端。1880年(光緒六年),奕?在與英國公使阿禮國的會晤中表達了對電報、鐵路等現代化設施的看法,但他強調這些設施必須由中國人自己掌控才能真正有益於國家。
在主持軍機處的近二十年間,奕?最初倚重文祥。文祥去世後,沈桂芬接替了他的位置,成為奕?信任的重要助手。然而,1881年(光緒七年)除夕,沈桂芬去世,加上同年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在朝廷中的孤立感更加明顯。長期的政治鬥爭和反覆的浮沉逐漸磨平了奕?往日的稜角,挫敗了他的銳氣。面對大事時,他往往提不出有效的應對策略。1883年(光緒九年),中法戰爭爆發,奕?領導的軍機處在戰與和的問題上舉棋不定,導致軍隊節節敗退。
八、甲申易樞
1884年,即光緒十年,中法戰爭的失利成為奕?政治生涯中的一個轉折點。在這場戰爭中,清軍表現不佳,節節敗退,這不僅暴露了清朝軍事力量的薄弱,也引發了朝廷內部對領導層的不滿。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以奕?「委靡因循」為由,免去了他的一切職務,包括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重要職位。這一系列的人事變動被稱為「甲申易樞」,因為這一年是甲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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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政變中,不僅僅是奕?本人被罷黜,他的整個政治集團也被逐出權力中心。武英殿大學士寶鋆、吏部尚書李鴻藻、兵部尚書顏扎·景廉、工部尚書翁同龢等重要官員都被撤職。朝廷在上諭中稱:「恭親王奕?、大學士寶鋆,入直最久,責備宜嚴,姑念年老,特錄前勞,全其末路。」雖然表面上給了他們一些體面的理由,但實際上是對奕?及其支持者的嚴厲打擊。此外,奕?還被停賞親王雙俸,進一步削弱了他的經濟地位。
失去權力後的奕?被迫隱退,他在京西的古剎戒台寺「養疾避難」。這段時間裡,奕?遠離了政治鬥爭的核心,過著相對平靜的生活。然而,這種平靜並沒有持續太久。到了1886年(光緒十二年)十月,朝廷恢復了奕?的親王雙俸,這表明慈禧太后可能出於某種考慮,開始重新審視奕?的作用。1889年(光緒十五年)正月,朝廷又賞賜給奕?頭等、二等護衛各一員,以及三等護衛兩名,進一步提升了他的待遇。1891年(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奕?在恭王府中慶祝了自己的六十壽辰。
九、新舊之間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軍在戰場上屢遭敗績,清朝的統治危機四伏。在這種情況下,慈禧太后決定重新啟用奕?,希望藉助他的聲望來調和各種矛盾,並打擊帝黨勢力。八月,奕?被任命為「在內廷行走,管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添派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隨後,光緒帝發布諭旨,成立督辦軍務處,並任命奕?為督辦軍務,所有各路統兵大員均歸其節制。同時,奕?也被恢復了軍機大臣的職務。
然而,此時的奕?已經年老多病,多年的失勢使得他對政務有所隔膜,銳氣也大大減弱。他重新上台後,只敢順著慈禧太后的意旨辦事,不敢有絲毫出格。1895年春,清廷派遣李鴻章前往日本馬關進行談判。四月初三日,李鴻章電告清廷關於和約的十條內容,奕?表示贊成,並力主不能再言戰。四月十七日,李鴻章在日本簽署了《馬關條約》。五月初二日,奕?與慶親王奕匡等人請求尚在遲疑的光緒帝批准條約,並派伍廷芳等赴煙臺換約。不久,「三國干涉還遼」事件發生,軍機大臣翁同龢等人主張延期換約,但奕?以「不換約則兵端立至」為由,堅持支持換約。
儘管奕?在晚年的政治生涯中表現得較為保守,但他仍然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在戊戌維新變法期間,奕?提出了興辦學堂、修築鐵路、振興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張。然而,這些主張基本上是洋務運動的老調重彈,並未觸及根本性的制度變革。實際上,奕?對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提出的君主立憲等變法主張持抵制態度。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對光緒帝時加牽制,並與主張變法的帝師翁同龢嚴重對立。
早在1896年初,翁同龢接受康有為的建議,令其僚屬陳熾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詔書,擬請光緒帝陸續頒行。翁同龢將這些新政詔書商之於奕?,試圖爭取他的支持,但遭到奕?的堅決反對。奕?還奏請慈禧太后撤掉漢書房,將翁同龢趕出毓慶宮,使他失去了與光緒帝單獨交流的機會。此後,奕?與翁同龢之間的關係愈發緊張,對翁同龢的政治主張和贊助康、梁變法的行動很不以為然,常常從中作梗,阻撓變法進程。奕?指責翁同龢攬權、狂悖,對他進行裁抑和刁難,阻止他對維新變法的幫助和支持。
1898年初,奕?再度被授為宗人府宗令。同年,沙俄強占旅順和大連,光緒帝召見王公大臣,極言時局危急,強調變法的重要性。奕?對此保持沉默,未予回應。不久,康有為上書請求開設制度局,確定國是,奕?再次表示反對。二月間,奕?因病「痰喘頻作」,閏三月病情加重。光緒帝與慈禧太后三次前往探視,奕?雖氣息奄奄,但仍對國事憂心忡忡。
1898年四月初十日(5月29日),奕?病逝,終年六十七歲。光緒帝得知訃訊後,與慈禧太后親自前往祭奠,賜陀羅經被,並特地為他輟朝五日、持服十五日;派總管內務府大臣庫雅拉·啟秀辦理喪事。奕?逝世次日,懿旨賜諡號「忠」,入祀賢良祠,並配享太廟。這一諡號在整個清朝宗室中只有奕?和多爾袞獲得過,顯示了他在朝廷中的特殊地位。奕?的孫子溥偉繼承了他的爵位,成為新的恭親王。
結語
綜觀奕?一生,無論是早期在政壇上的活躍表現還是後來推行洋務新政時的大膽嘗試,都彰顯出一位封建貴族出身卻能順應時代潮流積極求變的政治家形象。儘管他的某些決策可能給國家帶來了短期損失,但從長遠來看,正是通過像奕?這樣的人物不懈努力,才為中國後來的社會轉型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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