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301章 沈葆楨：從九江知府到兩江總督的傳奇生涯
一、早年生活
沈葆楨出生於1820年的福州宮巷沈氏家族，這個家族雖然有著「武林沈氏」的美譽，但在沈葆楨出生之時已不再顯赫。他的父親沈廷楓是一位貧苦的私塾先生，依靠每月微薄的收入維持著一家人的生計。母親林惠芳不僅勤勞能幹，還承擔起了教育幼子的責任。她以獨特而直接的方法教導沈葆楨，首先幫助他克服性格上的小缺點，然後才開始教授《三字經》、《百家姓》等啟蒙讀物。不同於傳統的死記硬背，林惠芳更注重通過講解來激發孩子對知識的興趣和理解。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沈葆楨，自小就展現出了非凡的學習能力與求知慾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葆楨的母親是著名禁菸英雄林則徐的姐姐，這使得沈葆楨得以經常造訪舅舅家中的書房。位於閣樓之上的那間書房，成為了沈葆楨少年時期最嚮往的地方之一。在這裡，他接觸到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書籍，從儒家經典到西方科技文獻無所不包。每當有機會進入舅舅的藏書室時，沈葆楨都會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類型的書籍，並且總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將自己所學的知識分享給林則徐聽。
林則徐不僅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思想開明的人物，對於外來的學問持開放態度。他對侄兒表現出的好奇心和學習熱情給予了極大的鼓勵和支持。兩人之間的對話往往圍繞著如何借鑑外國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來改善中國的現狀展開。特別是當談到「洋務」這一話題時，沈葆楨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有一次，在與林則徐交談中，年輕的沈葆楨大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若能合理利用西洋技術，則可使國家富強。」這句話讓林則徐頗為讚賞，他認為沈葆楨年紀輕輕便有如此見地實屬難得。
二、考取功名
1836年，年僅16歲的沈葆楨便考取了秀才，展現出了超乎常人的才華和勤奮。然而，真正的挑戰還在後頭。
1840年，正值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之際，20歲的沈葆楨與他的老師林昌彝一同參加了鄉試，並成功考中舉人。這一成就對於年輕的沈葆楨來說無疑是極大的鼓舞，但同時，他的舅舅林則徐因禁菸運動而被朝廷革職查辦的消息也給這個家庭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儘管如此，在雙方父母的安排下，沈葆楨還是在同年與表妹林普晴完婚，開始了新的生活階段。
次年（1841年），沈葆楨懷著滿腔熱忱赴京參加會試，希望能夠一舉成進士，但遺憾的是未能如願。面對失敗，沈葆楨並沒有氣餒，而是更加堅定了自己的志向。三年後的1844年，他又一次踏上了北上的旅途，這次是與父親沈廷楓一起前往京城參加秋闈。不幸的是，父子二人都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績。經歷此次挫敗之後，沈廷楓決定放棄科舉之路，回到家鄉繼續從事教育工作，而沈葆楨則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他決心繼續努力，爭取下次的成功。
經過三年不懈的努力學習，終於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迎來了轉機，這一年沈葆楨順利通過了會試，成為了新科進士之一。隨後，他被選為庶吉士，進入翰林院擔任編修一職，並很快晉升為監察御史。作為監察御史，沈葆楨負責監督官員行為、提出諫議等工作，展現了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公正無私的態度。
咸豐四年（1854年），沈葆楨補任江南道監察御史，一年後又調任貴州道監察御史。這些職位的變化不僅讓他積累了豐富的行政經驗，同時也加深了他對國家現狀的認識。到了咸豐五年（1855年），沈葆楨迎來了職業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他被任命為江西九江知府。
三、揚名官場
沈葆楨的官場生涯充滿了挑戰與榮耀，尤其是在應對太平天國運動期間的表現，更是讓他在晚清政壇上聲名鵲起。1856年，朝廷本欲擢升沈葆楨為杭州知府，但考慮到祖籍和家族關係可能帶來的複雜局面，他主動請求改任江西廣信（今上饒）知府。此時的江西正遭受太平軍的猛烈攻擊，局勢異常嚴峻。八月間，太平軍將領楊輔清率領萬餘人進攻廣信，連續攻克瀘溪、貴溪、弋陽等地，直逼廣信城下。
在這緊要關頭，沈葆楨正在外地征辦軍糧和軍餉。廣信城內僅剩400餘名守軍，在得知弋陽失守的消息後，許多士兵紛紛逃散，只剩下知縣、參將、千總以及沈葆楨的妻子林普晴堅守城池。林普晴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和智慧，她組織百姓閉城固守，並派人向駐紮在浙江玉山的提督饒廷選求援。次日，沈葆楨及時趕回廣信，隨後援軍也迅速到達。通過與饒廷選的緊密合作，採取了突襲敵軍輜重等靈活戰術，最終成功擊退了楊輔清的部隊，取得了七戰七捷的輝煌戰績。這一系列勝利不僅穩固了廣信的安全，也讓沈葆楨的名字響徹官場。
1857年，沈葆楨因功被晉升為江西廣饒九南道道員。同年三月，石達開再次率部攻打廣信，面對強敵，沈葆楨與饒廷選指揮守軍頑強抵抗，經過數日激戰，終於迫使石達開撤兵。這些勝利進一步鞏固了他的地位和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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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859年，由於父母身體狀況不佳，沈葆楨請求暫時離任回家探親。這次返鄉不僅是對家人的思念之情得以緩解，也為長期處於高壓狀態下的他提供了寶貴的休息時間。兩年後的1861年，隨著曾國藩的賞識和支持，沈葆楨重新回到官場，先是被任命為吉贛南道道台，但他以父母年老需要照顧為由婉拒，轉而在家鄉負責地方團練事務。不久之後，曾國藩邀請他前往安慶大營擔任要職，並很快推薦其出任江西巡撫，利用湘軍力量繼續對抗太平軍。
1864年，隨著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南京）的陷落，沈葆楨參與了追捕太平天國幼天王洪天貴福及其重要成員如洪仁玕等人的行動，最終將其捕獲並處決，徹底平定了這場長達十餘年的內亂。次年，即1865年，沈母去世，按照傳統禮制，沈葆楨需辭官回家守孝三年
四、為政東南
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行轅設在福州。同年八月，清廷批准了左宗棠關於設立輪船製造局的奏摺，決定在馬尾江的三岐山下建設船政局，即後來著名的福州船政局。這一決策標誌著中國近代造船工業的開端。然而，就在計劃即將實施之際，左宗棠因陝西回民起義被調往陝甘擔任總督。臨行前，他力薦正在丁憂在家的江西巡撫沈葆楨接手船政事務，並親自前往宮巷拜訪沈葆楨，希望他能出山主持大局。儘管左宗棠兩次探望，但沈葆楨均以「重孝在身」為由婉拒。
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朝廷最終還是決定任命沈葆楨接替左宗棠，出任福建船政大臣，全權負責福州船政局的建設和運營。此時正值洋務運動興起時期，左宗棠在福州創辦的造船廠尚未開工便離開了，因此沈葆楨上任後立即著手推進各項工作。他首先建立了船塢和機器廠，並附設藝童學堂，培養未來的造船技術人才。在他的領導下，福州船政局迅速發展起來，先後建造了20艘船艦，分布於各重要海港，顯著增強了中國的海上防禦能力。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沈葆楨又創辦了藝圃，學制為五年，專門培養監工和技術管理人才，進一步完善了人才培養體系。
沈葆楨在船政方面的卓越表現贏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認可。然而，更大的挑戰還在後面。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藉口琉球船民漂流到台灣被高山族人民誤殺，發動了侵台戰爭。面對這一危機，清廷決定派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台辦理海防事務，併兼任處理各國通商事務的大臣。沈葆楨抵達台灣後，迅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加強當地的防禦力量，同時積極與日本方面進行談判，最終成功促使日軍撤退。
更為重要的是，在處理台灣事務的過程中，沈葆楨展現出了遠見卓識，提出了多項促進地方發展的政策。其中包括解除內地渡台禁令，允許更多民眾遷徙至台灣定居；在台北設立府衙，加強對台灣地區的行政管理；修建道路，改善交通條件；鼓勵開採煤礦等自然資源，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這些舉措不僅有效提升了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也為台灣的近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五、抵禦外侮
19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擴張，中國邊疆地區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特別是台灣地區，先後遭受了美國、日本和法國的入侵威脅，成為當時邊疆危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日本的侵略行為尤為突出。經過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對外表現出極強的侵略性，並將目光投向了鄰近的中國，尤其是對台灣懷有覬覦之心。
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兩艘琉球貢船因風暴漂至台灣，船上54人被當地居民殺害，另有12人倖存並獲救。這一事件為日本提供了出兵台灣的藉口。當時，日本國內矛盾尖銳，「征韓論」引發的政治危機促使政府尋求外部戰爭來轉移內部壓力。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四日，日本正式設立了侵台機構——台灣都督府，並組成征台軍。五月十日，日軍中將西鄉從道率領3600多人在台灣琅嶠登陸，目標直指牡丹社和高士佛兩社。經過一系列戰鬥，日軍占領了石門、牡丹社等地，並建立了軍事基地，準備長期占據台灣。
清政府起初對日本的侵台行動並不知情，直到四月十九日通過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才得知此事。五月十一日，清政府向日本發出照會進行詰責，並於十四日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賦予他處理日本侵台事件的軍事外交大權，率軍前往台灣。
沈葆楨抵達台灣後，一方面積極與日本交涉，要求其撤軍；另一方面迅速加強全島防務。他在台南府城和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和廈門之間鋪設海底電線，以加強通信聯絡；增調淮軍精銳部隊入台布防；同時大力開通部落地區的道路，並派遣官員招撫各處「番社」。這些措施極大地提升了台灣的防禦能力，形成了有力的抵抗態勢，迫使日軍不得不考慮外交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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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台南南部爆發惡性瘧疾，侵台日軍因氣候炎熱、水土不服，疾病流行，每日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士氣低落。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決定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問題。九月，日本全權代表大久保利通偕同顧問李仙得到達北京，與清政府進行了多次談判。儘管日本堅稱台灣是「無主野蠻之地」，但最終在英、美、法三國的調解下，雙方達成了《中日台灣事件專約》（又稱《北京專約》），清政府同意支付50萬兩白銀作為「撫恤」及修路建屋費用。條約還承認琉球為日本屬國，日本則於同年十二月一日撤出了台灣。
這次事件對中國來說是一次嚴重的主權挑戰，也暴露出海防力量的薄弱。為了應對未來的威脅，清政府開始重視海軍建設。光緒元年（1875年）四月，清廷發布上諭，任命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標誌著中國近代海軍建設正式走上軌道。
此外，這次事件還促使清政府重新審視其治理台灣的政策。過去，清政府認為台灣的威脅主要來自內部，而非外部。然而，外國的侵略使官員們認識到台灣的戰略重要性，將其視為「七省門戶」、「南北洋關鍵」以及「中國第一門戶」。沈葆楨等人多次奏請加強對台灣的防禦，並指出經營台灣關係到整個海防大局。沈葆楨守住台灣後，立即實施了一系列開發措施，包括解除內地渡台禁令、設立台北府、修建道路、鼓勵開採煤礦等資源
六、晚年
光緒元年，沈葆楨在撤軍內渡後，被召入京，升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肩負起督辦南洋海防的重任。他不僅致力於擴充南洋水師，還積極參與經營輪船招商局，推動中國近代輪船航運業的發展。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沈葆楨晚年派遣船政學堂的優秀學生赴英法留學，這一舉措為中國培養了一批具有國際視野和專業技能的人才。嚴復、詹天佑等傑出人物，正是在這一時期走出國門，深造學習。他們學成歸國後，在科技、教育、工程等多個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推動中國近代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
沈葆楨的這一遠見卓識，不僅為中國近代化進程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人才資源和精神財富。光緒五年，沈葆楨在江寧任上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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