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155章 乾隆時代：盛世之下的成就與隱患

    一、早年經歷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的早年經歷充滿了傳奇色彩。他出生於1711年9月25日，地點據說是北京雍親王府東書院的「如意室」，但也有一種說法是他出生於承德避暑山莊。弘曆的幼名叫做「元壽」，他的生母是雍親王胤禛的一位妾室格格，即後來的熹妃。在他出生的時候，家中已經有幾位兄長不幸夭折，因此在實際排序中，弘曆成為了實際上的次子。

    弘曆的命運在他十歲那年發生了重大轉折。康熙帝在雍親王府首次見到這個聰明伶俐的孫子時，對其表現出了極大的喜愛，並下令將他帶入宮中親自撫養，教授書課，並且帶著他一同前往熱河避暑山莊巡幸。這樣的待遇無疑表明了康熙帝對弘曆的特別關注，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父親胤禛在爭奪儲位鬥爭中的地位。當康熙帝在1722年去世後，胤禛即位為雍正帝，而弘曆也因此成為了皇位的潛在繼承人之一。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秘密寫下了一份立儲密旨，明確將弘曆立為繼承人，並將這份密旨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的鐍匣之中。為了確保弘曆能夠勝任未來的重任，雍正帝在其即位後不久便開始加強對弘曆的教育。除了原有的老師福敏外，雍正帝還選派了多位著名的文臣，如朱軾、徐元夢、張廷玉、嵇曾筠和蔡世遠等人，來輔導弘曆學習儒家經典和其他文化知識。同時，宗室中的重要人物如允祿、允禧等人也被指派教導弘曆如何使用火器和騎射技巧。在雍正帝的悉心栽培下，弘曆迅速成長為一位文武雙全的人才。

    在雍正二年底，弘曆代替父親參加了康熙帝的忌辰祭祀活動。這一舉動不僅體現了雍正帝對弘曆的信任，也表明了弘曆已經開始承擔起一些重要的公共事務。雍正五年（1727年），弘曆與出身於滿洲名門的富察氏結婚，居住在紫禁城的西二所。同年，由於弘時的行為不當，被削去了宗籍，這進一步減少了弘曆繼承皇位的競爭者。

    隨著時間的推移，雍正帝對弘曆的期望越來越高。雍正八年（1730年），弘曆的長子永璉出生，雍正帝親自為其命名，寓意深遠。為了進一步提升弘曆的威望，雍正帝還將弘曆所著的文章編成《樂善堂全集》，並讓多位重要官員為其作序，以此為弘曆未來的登基鋪路。

    雍正十一年（1733年），弘曆被封為和碩寶親王，並被賦予了處理一些重要政務的任務，如參與平定準噶爾叛亂和平定貴州苗民起義等。這些經歷不僅鍛煉了弘曆的政治能力，也讓他在朝野內外贏得了廣泛的認可和支持。

    二、乾隆初政

    乾隆帝即位之初，面臨著一系列複雜的政治局面和歷史遺留問題。雍正帝逝世後，內侍遵照遺詔，宣布弘曆即位為皇帝。1735年九月初三，弘曆在太和殿正式登基，改元乾隆，開始了他的帝王生涯。乾隆帝即位後，立即著手調整前朝的一些政策，以溫和的方式取代了雍正時期的嚴厲措施，力求建立一個更加和諧的統治環境。

    乾隆帝首先致力於調整皇室內部關係，以收攬人心，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他釋放了雍正帝長期監禁的政敵允禵，並恢復了他們的爵位，這一舉措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皇室內部分歧。與此同時，乾隆帝還妥善處理了雍正朝留下的年羹堯、隆科多兩案的問題。1737年，乾隆帝釋放了因貽誤軍機而被判死刑的岳鍾琪和傅爾丹，並賜予允禟等公爵稱號，進一步穩定了朝局。

    在調整皇室內部關係的同時，乾隆帝也非常注重邊疆的穩定。1738年五月，張廣泗成功平定了貴州苗民的叛亂。同年十月，乾隆帝的皇儲永璉不幸病逝，這對乾隆帝來說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但他仍然堅強地面對，並繼續推進國家的各項事務。1739年，準噶爾部的噶爾丹策零表達了議和的意願，乾隆帝藉此機會推動了清准議和的進程。同年十二月，額駙策棱上報駐軍情況，表明已做好防範準噶爾叛亂的準備。

    乾隆帝還糾正了一些雍正時期實施的錯誤政策。例如，雍正帝時期曾推崇「祥瑞」和煉丹長生之術，乾隆帝對此持否定態度，他命令驅逐宮中僧道，並禁止呈報所謂的「祥瑞」之事。對於耗羨歸公和攤丁入地政策中的失誤，乾隆帝也進行了糾正，規定各地奏報墾荒田畝時必須詳細核查，杜絕虛報冒領的現象，以免增加百姓負擔。

    乾隆帝在處理這些事務時，顯示出了他作為一個成熟政治家的智慧和決斷力。他不僅糾正了前任的失誤，而且還繼承和發展了雍正時期的一些積極政策。通過這些舉措，乾隆帝成功地鞏固了政權，為後續的盛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摒除困局

    乾隆六年（1741年）是乾隆帝即位後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年，乾隆帝首次舉行了木蘭秋獮典禮，這一傳統的狩獵活動並非單純的娛樂，而是為了重振軍隊的紀律和士氣。乾隆帝陪同崇慶皇太后前往避暑山莊，並沿途減免了所經過地區的部分賦稅。這一舉措不僅展示了乾隆帝對民眾生活的關心，也有助於提升他在民間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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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帝深知軍隊的重要性，因此他通過恢復木蘭秋獮來強化軍隊的紀律性和戰鬥力。這一決定背後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乾隆帝在即位初期已經解決了貴州苗疆之亂，並與準噶爾部達成和平協議，完成了雍正帝留下的未竟之業。然而，乾隆帝並未因此而放鬆警惕，他意識到軍隊中存在的貪圖安逸、軍備廢弛等問題，因此通過木蘭秋獮來整頓軍紀。

    在經濟方面，乾隆帝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糧價上漲，導致民食困難。起初，乾隆帝試圖通過禁止燒鍋釀酒來抑制糧價上漲，但這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乾隆帝採取了多項措施：一是重視農業生產，二是鼓勵墾荒和移民，三是提倡種植高產作物。他還仿效康熙帝的做法，普免全國錢糧，特別是在受災地區進行臨時性的蠲免。這些措施有效地緩解了糧食危機，促進了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使國庫充實，社會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乾隆十年（1745年），隨著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策零的去世，該部陷入內亂，達瓦齊奪取了汗位。這一變化為清朝提供了介入的機會。乾隆帝果斷派兵進入四川瞻對地區，鎮壓叛亂。從1745年九月開始，清軍逐步收復失地，最終平定了叛亂。這一系列軍事行動不僅鞏固了清朝在西南邊疆的統治，也為乾隆帝贏得了更多的聲望。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帝進行了東巡，途經曲阜，拜謁孔林，並登臨泰山。這一舉動既彰顯了他尊儒重道的文化立場，也體現了他對傳統禮儀的重視。然而，同年三月，皇后富察氏不幸去世，乾隆帝悲痛不已，追諡她為「孝賢」。

    乾隆帝即位初期，輔政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各自擁有強大的勢力，這對乾隆帝的統治構成了潛在威脅。為了消除這一隱患，乾隆帝採取了一系列措施。1749年，張廷玉退休時，乾隆帝雖然最初表示要給予他特殊的榮譽，但很快就因為張廷玉沒有親自謝恩而收回成命，並削去了他的爵位。1755年，乾隆帝通過製造「堅磨生詩抄案」，將鄂爾泰的親信胡中藻和鄂昌處死，並藉此機會將鄂爾泰的牌位撤出賢良祠。這些行動不僅削弱了舊臣的影響力，也加強了乾隆帝的君主專制統治。

    四、戡亂邊疆

    乾隆帝即位初期，面臨著來自邊疆的多重挑戰。其中最為緊迫的便是大金川的動盪局勢。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發動了對小金川的攻擊，並劫持了小金川的土司澤旺及其印信。隨後，莎羅奔繼續擴張，進攻了革布希札和明正兩土司。為了制止這種侵犯行為，乾隆帝在同年派遣了三萬大軍，分兩路進攻大金川。然而，由於當地的地形極為險惡，加之氣候惡劣，清軍在戰鬥中遇到了極大困難，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夏秋，依然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

    面對僵局，乾隆帝決定增派兵力，並任命大學士傅恆為前線指揮官。傅恆到達前線後，採納了岳鍾琪提出的深入敵後的策略。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清軍終於逼近了莎羅奔的老巢勒烏圍，迫使莎羅奔投降。這場戰役不僅平定了大金川的叛亂，也展示了乾隆帝在軍事戰略上的果斷與智慧。

    與此同時，西藏地區也出現了不穩定因素。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地方貴族珠爾默特那木札勒領導了一場叛亂。然而，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與駐藏清軍聯合行動，迅速平定了這次叛亂。乾隆帝認識到，地方貴族的過大權力不利於西藏的穩定和中央對西藏的有效統治。於是，在平叛後，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廢除了原有的藏王制度，成立了由四位噶隆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廈，並制定了《西藏善後章程》，增強了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的權力。

    在準噶爾地區，乾隆帝同樣面臨嚴峻挑戰。準噶爾部內部因爭奪汗位而發生內訌，薩喇爾、三策凌等先後率部內遷歸附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抓住時機，發兵五萬直搗伊犁，進攻達瓦齊。達瓦齊措手不及，兵敗被俘。然而，歸降的阿睦爾撒納因未能實現統治厄魯特蒙古四部的野心而反叛。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軍收復伊犁，阿睦爾撒納逃往哈薩克。清軍隨即展開追擊，並最終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擊敗叛軍，阿睦爾撒納病死於逃亡途中。

    平定準噶爾後，乾隆帝立即調派滿漢官兵一萬人南下，討伐天山南路叛亂的大小和卓。這場戰役持續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最終，清軍攻克了喀什噶爾和葉爾羌，大小和卓逃往巴達克山部被殺，天山南路的叛亂被徹底平定。

    五、揚威西南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帝面對沙俄在邊境的挑釁，命令阿桂和車布登扎布率領軍隊驅逐俄軍。這一行動展示了乾隆帝在處理國際關係時的強硬態度。同年十月，乾隆帝的第十五子永琰（即後來的嘉慶帝）出生，這為皇室增添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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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三十年（1765年），雲貴總督楊應琚報告緬甸各部落頭人表示願意歸附清朝。然而，由於楊應琚身體狀況不佳，乾隆帝任命楊廷璋赴永昌繼續處理抵禦緬軍的事務。然而，清軍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底瓦江之戰中失利，乾隆帝因此賜楊應琚自盡，並調整了軍事部署。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乾隆帝派遣大學士傅恆赴雲南負責征緬事宜。次年（1769年），又命阿桂和阿里袞協助傅恆剿滅緬軍。但由於緬甸氣候炎熱，疾病肆虐，清軍損失慘重。最終，緬甸國王孟駁請求投降，並向清朝稱臣納貢，清緬戰爭結束。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小金川土司與沃克什土司聯合挑釁，乾隆帝命令阿爾泰勸諭小金川。同年，和親王弘晝和大學士傅恆相繼去世。而在同一時期，土爾扈特蒙古族在渥巴錫的領導下，成功脫離了俄國的控制，返回中國。乾隆帝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並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接見了渥巴錫一行人，封渥巴錫為汗，並授予其他成員親王、郡王等爵位。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金川和小金川土司索諾木朋楚克、僧格桑再次發動叛亂，攻打周邊土司。乾隆帝決定再次出兵平叛，採取各個擊破的策略，先集中力量對付小金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軍轉向進攻大金川。然而，負責指揮的溫福表現無能，導致清軍遭受重大損失。乾隆帝隨即任命阿桂為定西將軍，重新組織軍隊進行反擊。

    經過兩年的艱苦戰鬥，清軍終於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底徹底平定了大金川的叛亂。此次戰役結束後，乾隆帝決心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即在當地設立行政機構，直接管理地方事務。在小金川舊地設立了美諾廳（後改為懋功廳），在大金川舊地設立了阿爾古廳，均隸屬於四川省。此外，還在險要地區駐軍，以確保這一地區的穩定。

    六、全盛之象

    乾隆中期，中國迎來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時代。這一時期，全國各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得到了快速發展，耕地面積不斷擴大，人口急劇增長，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

    在農業方面，耕地面積顯著增加。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國已開墾的土地達到了七億八千萬畝。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和農田水利設施的建設，糧食產量大幅提高。南方的水稻產區，畝產普遍達到二三石，甚至有高達五六石乃至七八石的情況。這表明精耕細作的方法得到了廣泛應用，單位面積的產量顯著提高。

    為了滿足人口增長帶來的糧食需求，乾隆時期大力推廣高產作物的種植。甘薯和玉米這兩種高產作物在南北各地廣泛種植，不僅增加了糧食的產量，也適應了人口增長的需求。甘薯和玉米的推廣種植，不僅提高了糧食總產量，還豐富了人們的飲食結構。

    除了糧食作物，經濟作物的種植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蓬勃發展。主要經濟作物包括棉花、菸草、茶樹和甘蔗等。棉花種植尤其受到重視。在長江三角洲和東南沿海地區、錢塘江沿岸地區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隸等地，棉花種植已經非常普遍。到了乾隆後期，江蘇的蘇州、松江兩府植棉廣泛，部分地區棉花種植面積甚至超過了糧食作物。在直隸和河南等地，棉花種植也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

    手工業和商業同樣呈現出繁榮景象。隨著棉花種植的普及，棉紡織業迅速發展，成為重要的手工業部門。江南地區尤為突出，蘇州府的吳江縣棉花種植面積已經超過糧食作物。棉花的種植不僅滿足了本地的紡織需求，還通過商販大量運輸到江南紡織業發達的地區。

    在商業方面，隨著交通網絡的建設和市場體系的完善，商品流通更加便捷。各地的市鎮經濟活躍，貿易往來頻繁。商品種類豐富，市場交易活躍，進一步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乾隆帝對文化的重視同樣體現在對文獻的整理和保護上。他下令廣泛徵集圖書，並頒布求書諭旨，指示地方各級行政官員積極參與。乾隆帝為徵求遺書制定了具體政策，確保書籍的搜集工作有序進行。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從全國各地徵集的圖書已超過萬種，極大地豐富了國家藏書。在乾隆帝的直接領導下，《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順利完成，八部《四庫全書》先後抄寫完畢，併入藏各閣。

    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間，國庫的銀兩長期保持在六千萬兩以上，顯示出國家財政的雄厚實力。這一時期，清朝進入了人們贊稱為「文治武功兼備、疆域空前遼闊、社會繁榮、文化發達」的「康乾盛世」時期。這一時期的強大中國屹立於東方，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之一。

    七、盛極轉衰

    乾隆盛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輝煌的時期，但在乾隆帝統治的後半段，清王朝卻經歷了由盛轉衰的關鍵轉折。這一轉變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隨著一系列複雜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因素的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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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帝在其統治的前半段，憑藉著父祖留下的基業和自身的努力，實現了經濟文化的繁榮。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乾隆帝開始追求個人享樂，頻繁地進行南巡，每一次南巡都是對國庫的巨大消耗。與此同時，乾隆帝對和珅的寵信達到了極點，這位曾經地位卑微的小臣，通過討好皇帝，迅速爬升到權力的頂峰，成為集軍事、財政大權於一身的人物。和珅的專權不僅沒有受到有效的制約，反而愈演愈烈，他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斂財，影響了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導致政府職能的嚴重失范。

    乾隆中後期，清廷內部的腐敗現象日益嚴重。一方面，各級官員為了迎合上級或者自身利益，不惜採用虛報數字、挪用公款等手段，導致國家財政空虛。另一方面，地方官員與商人間的勾結，使得國家稅收流失，如兩淮鹽政貪污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些案件暴露出當時官僚體系的腐朽程度，同時也反映了乾隆帝晚年在處理政務上的無力感。

    更嚴重的是，腐敗現象的普遍存在，使得政府失去了對基層社會的有效管理能力。土地兼併加劇，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社會矛盾激化。加之乾隆帝晚年對邊疆事務的忽視，導致一些地區出現了嚴重的民族衝突和社會動盪，例如白蓮教起義就是這一時期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

    乾隆帝雖然意識到腐敗的危害，並試圖通過嚴厲的懲罰來遏制，但這些舉措往往只是治標不治本。而且，由於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以及皇帝本人對實際情況了解不足，使得很多改革措施難以真正落實。

    八、晚年用武

    乾隆帝晚年，清王朝面臨內外交困的局面，乾隆帝在此期間仍試圖通過軍事手段來維護帝國的尊嚴和穩定。然而，這些軍事行動大多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暴露了清廷在軍事組織和外交策略上的諸多缺陷。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發生回民起義，這是對清政府統治能力的一次考驗。隨後，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灣發生了林爽文領導的起義，這次起義規模較大，威脅到了清政府在台灣的統治。為了平息叛亂，乾隆帝派遣福康安和海蘭察前往台灣，最終成功鎮壓了起義。然而，這次勝利並未能解決根本問題，反而耗費了大量的軍力和財力。

    緊接著，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今越南）的阮氏勢力崛起，挑戰了清朝的宗藩關係。乾隆帝決定派兵遠征安南，以顯示帝國的威嚴。起初，清軍取得了初步勝利，但隨後在黎城遭遇慘敗，被迫撤軍。這次失敗暴露了清軍在戰術和後勤保障上的不足。最終，清廷接受了阮惠的和談請求，承認了其在安南的地位。

    同樣是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爾喀（今尼泊爾）入侵西藏邊境地區，這對清廷來說是一次新的挑戰。乾隆帝命令福康安率軍入藏平叛。經過一番較量，福康安成功擊敗了廓爾喀軍隊，並迫使他們求和。此役之後，清廷確立了金奔巴瓶抽籤制度，加強了對西藏地區的控制。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使團訪問中國，這是東西方之間的一次重要外交接觸。馬戛爾尼的目的是尋求與中國建立平等貿易關係，但乾隆帝堅持傳統的朝貢體系，拒絕了英方的要求。這次會面雖然沒有達成實質性的協議，但它標誌著清帝國開始面對來自西方的挑戰。

    九、太上訓政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在面對日益嚴峻的社會問題和內部矛盾時，決定在形式上將皇位傳給皇十五子永琰（即後來的嘉慶帝），自己則成為太上皇帝。這一舉動表面上看是為了傳承帝位，但實際上乾隆帝仍然牢牢掌控著朝廷的實際權力，繼續在養心殿處理日常政務。

    乾隆帝在歸政後依然行使著重要的決策權，包括批閱奏摺、任命官員等關鍵事項。嘉慶帝雖然登基，但初期實際上處於一種有名無實的狀態，主要居住在毓慶宮，而宮中依然沿用乾隆年號。這種特殊的政權過渡方式，既體現了乾隆帝對權力的不舍，也反映了他對繼承人治理能力的信心不足。

    在乾隆帝作為太上皇帝期間，清王朝面臨著多重危機。首先，嘉慶元年（1796年），白蓮教起義爆發，這場起義迅速蔓延至四川、陝西、湖北、河南、甘肅等省份，成為清朝統治的重大威脅。這場起義持續了多年，直到嘉慶七年（1802年）才被徹底平息，顯示了清廷在乾隆晚年之後面臨的巨大社會壓力。

    此外，乾隆帝去世前的幾年裡，清廷還遭遇了其他一系列問題，如嘉慶二年（1797年）乾清宮、交泰殿的火災，以及嘉慶三年（1798年）農民起義領袖王三槐被捕等事件，這些都是對清廷權威的挑戰。

    乾隆帝逝世於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壬戌日，享年八十九歲。乾隆帝去世後，嘉慶帝立即採取行動，逮捕並賜死和珅，結束了和珅長達二十多年的專權。嘉慶帝繼位後，開始了對乾隆年間遺留問題的清理工作，其中包括對文字獄案件的重新審查，並對相關人員予以赦免。

    乾隆帝去世後，被追尊為「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廟號高宗，並於九月葬於裕陵。

    結語

    綜上所述，乾隆皇帝的一生充滿了輝煌與挑戰。他在位期間實現了國家的強盛，但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歷史發展的局限。乾隆的故事不僅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一個縮影，更是探討傳統與現代之間轉換過程中所面臨問題的重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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