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123章 孫嘉淦：清代直言敢諫的典範

    一、初入仕途

    孫嘉淦早年家境貧寒。 [1]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孫嘉淦考中進士，自此步入仕途，任庶吉士，隨後擔任翰林院檢討一職。

    二、敢言直諫

    雍正帝即位初期，朝堂之上瀰漫著一種謹慎和壓抑的氛圍，許多大臣因為懼怕觸怒這位新君而選擇沉默。雍正帝的性格複雜且難以捉摸，使得朝臣們在提出建議時尤為小心，生怕一言不合便會招致不測。然而，在這樣的背景下，孫嘉淦卻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和堅定的原則性。

    孫嘉淦上書雍正帝，建議他「親近兄弟、停止納捐、西北收兵」。這份奏摺並非簡單的政務建議，而是觸及到了雍正帝統治理念的核心問題。首先，「親近兄弟」暗指雍正帝應當改善與兄弟之間的關係，這可能是在暗示雍正帝在即位過程中可能存在的爭議；其次，「停止納捐」則是針對當時朝廷財政中的一些弊端，希望減少腐敗現象；最後，「西北收兵」則是對雍正帝軍事政策的一種挑戰，主張停止在邊疆地區的軍事活動，以減輕百姓負擔。

    這樣的直言不諱無疑觸動了雍正帝的敏感神經，一時間，朝廷上下為之震驚。雍正帝起初憤怒異常，甚至準備嚴厲懲罰孫嘉淦。然而，輔臣朱軾的幾句緩和之言卻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朱軾認為，孫嘉淦雖有狂妄之舉，但卻顯露出非同一般的膽識，這種評價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雍正帝的怒氣。雍正帝在思考片刻之後，非但沒有懲罰孫嘉淦，反而對其表示讚賞，稱自己也佩服其膽量。

    這一舉動展示了雍正帝作為一個君主的包容性和深思熟慮。他意識到，一個敢於直言的大臣對於國家來說是一筆寶貴的財富，這樣的忠言雖然刺耳，卻是國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於是，雍正帝決定召見孫嘉淦，並且提升了他的官職，任命他為國子監司業，負責教育事務，表明了對孫嘉淦能力和膽識的認可。

    隨著時間的推移，孫嘉淦逐漸在朝廷中站穩腳跟。雍正四年（1726年），他被任命為國子監祭酒，負責管理國子監的日常運作。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孫嘉淦又被賦予了更重大的責任——署理順天府尹。這個職位意味著他不僅要繼續承擔國子監的職責，還要管理京城周邊的重要行政區域。

    三、新帝重用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隨著雍正帝的駕崩，乾隆皇帝即位，標誌著清朝進入了新的時代。新帝即位之初，朝中人事變動頻繁，各路英才紛紛被啟用，以圖鞏固新君的地位。在這場人事調整中，孫嘉淦因其以往的忠誠與直諫精神受到了乾隆帝的重視。

    九月，孫嘉淦被任命為吏部侍郎，這意味著他將參與到朝廷人事的選拔與考核之中，這對於確保官員隊伍的廉潔高效至關重要。緊接著，在十一月，他又被授予都察院左都御史之職，同時仍然保留著吏部侍郎的身份。這兩個職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吏部侍郎負責全國官吏的選拔和考核，而都察院左都御史則是監督百官的最高監察官，可見乾隆帝對孫嘉淦的信任之深。

    不久之後，孫嘉淦再次上疏，這一次他的奏摺聚焦於君主的「三習一弊」。所謂「三習」，是指皇帝可能養成的三種不良習慣或傾向，而「一弊」則是指這些習慣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孫嘉淦的奏摺直接且深刻地指出了新皇帝可能面臨的潛在問題，這是對皇帝個人品質和執政能力的一種提醒。這種敢於直陳 天 聽 的精神，在當時的朝堂上是非常罕見的。乾隆帝看到孫嘉淦的奏摺後，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對其深感讚賞，認為孫嘉淦是一位忠心耿耿、敢於擔當的大臣。因此，孫嘉淦被提升為刑部尚書，進一步彰顯了他在新朝中的重要地位。

    在擔任刑部尚書期間，孫嘉淦繼續秉持公正無私的原則。有一次，河南鄭州發生了一樁複雜的冤案，案件涉及多名當事人，案情撲朔迷離。之前，雖然朝廷已經派出了欽差前去調查，但結果並不令人滿意。面對這種情況，乾隆帝決定親自任命孫嘉淦前往審理此案。孫嘉淦不負眾望，憑藉其深厚的法律知識和敏銳的洞察力，他細緻地審查了所有證據，並與涉案的十餘人進行了深入交談，最終查明了真相，糾正了冤情，為當地百姓伸張了正義，贏得了廣泛的讚譽。

    乾隆三年（1738年）四月，孫嘉淦再獲提拔，升任吏部尚書，同時繼續兼任刑部尚書的職務。同年九月，當直隸總督李衛彈劾總河朱藻貪污瀆職時，乾隆帝命令孫嘉淦和尚書訥親共同前往審理此案。在孫嘉淦的主持下，調查組認真核查了所有相關材料，最終確認了朱藻的罪行，並依法對其進行了懲處，再一次證明了孫嘉淦的公正和高效。

    四、心繫百姓

    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孫嘉淦被任命為直隸總督，這是一項重要的職務，因為他所管轄的是緊鄰京師的重要地區，對於穩定地方秩序、保障京畿安全具有重要意義。直隸總督不僅需要具備卓越的治理才能，還需要擁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尤其是在關乎民生的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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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朝初建之時，為了確保糧食供應充足，尤其是保證人民的基本口糧需求，政府曾出台了一系列嚴格的法令，其中包括禁止民間釀酒的規定。這項禁令的初衷是為了防止糧食被大量用於釀酒，從而導致糧食短缺和社會動盪。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項禁令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逐漸顯現出來。很多百姓因私自釀酒而獲罪，這不僅造成了大量的社會矛盾，也給普通民眾的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

    孫嘉淦上任後，深入民間考察，了解到實際情況後，他認為這項禁令可能過於嚴苛，與民情不符。通過詳細的調查研究，孫嘉淦發現，釀造燒酒所需的原料主要是高粱、谷糠、豆皮等農作物副產品，而非人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主要糧食作物。換句話說，這些原料本身並不直接影響到百姓的口糧供應，相反，如果允許適度釀酒，還可以帶動相關的手工業發展，增加就業機會，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

    基於上述考慮，孫嘉淦上書朝廷，提出解除民間釀酒禁令的建議。他強調，適度放開釀酒限制並不會威脅到糧食安全，反而有利於民生改善。孫嘉淦的奏摺不僅邏輯嚴密，而且充分考慮了實際情況，顯示出他作為一名負責任的地方官員的遠見卓識。

    清廷在收到孫嘉淦的奏摺後，經過審慎的考量，接受了孫嘉淦的意見，並最終解除了對民間釀酒的禁令。這一決策的實施，對於促進民間手工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釀酒行業的發展不僅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了農民的收入，而且還促進了相關產業鏈的發展，如農業種植、運輸等行業，進而帶動了整個地區的經濟繁榮。

    五、興修水利

    乾隆四年（1739年），孫嘉淦被賦予了直隸地區河務工作的重任，這表明朝廷對他的信任和期望。直隸地區位於華北平原，河流眾多，其中永定河是該地區一條重要的河流。永定河的治理不僅關係到當地農業灌溉，還直接影響到防洪減災以及水資源的合理利用。因此，孫嘉淦上任伊始，便將治理永定河作為首要任務。

    在深入了解永定河的現狀後，孫嘉淦提出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他認為，應該在金門閘上下多建草壩，通過這種方法逐步恢復河道的自然形態，從而增強其排水功能。草壩是一種臨時性的結構，通常由草捆或其他植物材料製成，用來減緩水流速度，幫助沉積物沉積，從而防止河道的進一步侵蝕。這一方法不僅成本低廉，而且效果顯著，能夠在較短時間內改善河道狀況。

    同年，孫嘉淦與另一位官員顧琮一起親自前往天津進行實地考察。他們仔細勘察了當地的河道以及河流匯合入海的情況。這次考察為後續制定更為詳盡的治理方案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在全面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後，孫嘉淦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摺，建議在靜海縣的獨流鎮開挖一條引水河。他認為，這樣做可以有效防止河道淤積，並且是治理下游水患的關鍵措施。

    乾隆五年（1740年）九月，孫嘉淦進一步上疏，詳細闡述了綜合治理直隸境內幾條主要河流的具體辦法。他提出的計劃包括對永定河、子牙河、南運河、北運河以及東白洋兩淀進行全面治理。這一系列措施旨在通過科學合理的規劃和施工，改善整個地區的水利條件，從而達到防洪、灌溉和航運的多重目的。乾隆帝在收到奏摺後，不僅批准了孫嘉淦的提案，還特別嘉獎了他的努力。

    恰逢此時，江南河道總督高斌進京述職，乾隆帝命令高斌在路過直隸地區時，與孫嘉淦共同協作，處理直隸河務工作。高斌的到來為孫嘉淦的工作增添了新的助力，兩位經驗豐富的官員共同合作，使得永定河的治理工作得以順利推進。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永定河的河道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疏通，不僅增強了河道的排水能力，還加強了保定城郊的堤防建設，大大提高了該地區的抗災能力，減輕了洪水給當地居民帶來的苦難。

    六、晚年

    乾隆六年（1741年）八月，孫嘉淦從直隸總督的職位上調任為湖廣總督。這一調動意味著他將面臨新的挑戰和責任，湖廣地區同樣是一個地理位置重要、人口稠密的地方，需要一位既有經驗又有魄力的官員來治理。

    然而，好景不長，乾隆八年（1743年），孫嘉淦因為在處理謝濟世案的過程中被認為包庇屬下，處理不當，最終被革去了湖廣總督的職務。這次事件對孫嘉淦來說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但他的政治生涯並未因此而結束。次年，即乾隆九年（1744年），孫嘉淦被任命為宗人府府丞，雖然這個職位相對低調，但它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職務，顯示了朝廷對孫嘉淦能力的認可。

    乾隆十年（1745年），孫嘉淦再次獲得晉升，擔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這一職位讓他重新回到了中央監察體系的核心位置，負責監督百官的行為，確保朝廷的各項政策得以公正有效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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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年），孫嘉淦以年老為由請求退休。考慮到他已經六十多歲，這個年齡在當時已經是相當高齡，他的請求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然而，孫嘉淦並未真正離開政壇。兩年後的乾隆十四年（1749年），他回到京城，入 值 上 書 房，這表明他在退居二線的同時，仍然在為國家貢獻自己的智慧和經驗。

    乾隆十五年（1750年），孫嘉淦再次被重用，先是擔任兵部侍郎，隨後升任工部尚書，並署理翰林院掌院學士。這一連串的晉升表明，儘管年事已高，但孫嘉淦的才能和經驗仍然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視。

    乾隆十七年（1752年），孫嘉淦達到了他仕途生涯的巔峰，被任命為吏部尚書兼協辦大學士。這個職位不僅是對他多年忠誠服務國家的一種肯定，也是對他個人能力的高度認可。吏部尚書負責全國官員的選拔與考核，而協辦大學士則意味著他在參與制定國家政策方面有著重要的發言權。

    然而，孫嘉淦的輝煌仕途並未持續太久。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二月，孫嘉淦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歲。在他去世後，被追贈諡號「文定」，這一諡號不僅是對他學術成就的認可，更是對他一生廉潔奉公、敢於直言精神的讚揚。

    結語

    孫嘉淦的一生是清廉與忠誠的寫照，他的故事激勵著後人追求真理和公正。儘管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直言不諱往往伴隨著風險，但孫嘉淦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成為了清代歷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直言名臣。他的事跡證明了即使在權力中心，也有可能保持個人的道德底線，並為社會的進步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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