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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個偉大構想,李翊的自我感覺是很不錯的,但幕僚們卻沒什麼熱情。
這些幕僚們大多數都是土生土長的東漢人,他們所接受的理念跟來自後世的李翊完全不同。在他們看來,名匠就是干將莫邪那種人,打幾件寶物,可以滿足君主們的收藏欲望,對大局卻沒什麼幫助。除非是魯班、墨翟那種不世出的宗師,倒是能對戰爭、內政有一定幫助。
可是,這種宗師人物,是隨便開個書院就能教得出來的嗎?
沒人熱烈支持,但也沒人反對。所有人都知道,自家主公不光在戰場上智勇雙全,在旁門小道方面也很有天賦,這是新的釀酒方法,養馬的方法以及雪鹽的晾曬等新方法已經證明了的。甚至可以說,如今北疆的很多新鮮事物,都是這個主公一個人鼓搗出來的。
幕僚們並不知道李翊擁有超級大殺器召喚系統,可以兌換各種科技資料,他們下意識的以為,這些李翊拿出來的東西,就是李翊自己鼓搗出來的。
當然,這不是重點,下一項議題,才是眾人真正關注的。
統治者不喜歡商人,主要是因為商人四處遊走,又擁有大量財富,很難管理。普通的商人倒還沒什麼,如果是有野心的,就很危險了。
以這個時代的通訊手段,就算是大一統的帝國,也很難將統治延伸到所有的郡縣,更遑論那些村莊了。
因為統治的密度不足,加上通訊不變,向商人徵稅就成了一個難題。
除此之外,糜竺提出的收稅方式問題也很麻煩。
比如鹽這種貨物,在沿海地區根本賣不出價錢來,只有到了內陸,才能賣出高價。如果商人在幽州完稅,要麼交出一定比率的鹽,要麼按照幽州的鹽價付給銅錢,對政府來說,都不怎麼划算。等商人回來的時候再抽稅,也會遇上類似的問題,總之是很麻煩。
所以從前徵稅的方式,就是各地各收各的,地方官可以設卡,勢力較大的豪強也可以。商人固然損失很大,政府也沒撈著什麼好處,對此也就不怎麼上心了。在這方面做的最極端是明朝,明朝是沒有商稅的。
李翊從前看過各種各樣的理由,現在到了自己當家,他突然體諒起朱元璋來。這位雄才偉略的開國皇帝,說不定也遭遇過類似的場景,因為想不到辦法,乾脆大手一揮,把商稅給取消了。琢磨著老子賺不著,也不能讓別人賺了。
打仗可以乾脆點,但治國嘛……正如老子所說,就和烹飪小炒一樣,要精工細作,小心再小心才會好吃,正如朱和尚一刀切的結果,養出了一群節操全無的碩鼠士大夫那樣,急於求成只會把菜炒糊。
&法麼,也不是沒有……」李翊沉思良久,終於從後世找到了借鑑,「可以在各地的衙門成立商業司,專門核查當地的商戶。商人須得在當地入籍,按照規範記賬,嗯,這個可能有點難,可以先規定為,至少要讓人看得明白……」
&業司的官吏按照商戶的營業規模,盈利水平徵收稅款,開出完稅證明,憑藉完稅證明,商戶就可以在河北轄區內行走無礙,流通環節就不徵收任何稅款了,如何?」
&公,您要恢復告緡令?」糜竺驚疑不定的看著李翊,話語中帶著顫音。
華夏文明一貫趨於內斂,而非擴張,不是沒有緣由的。
自從秦始皇橫掃東方六國,一統天下後,一個世界上史無前例的龐大帝國就誕生了。於是,如何讓這個帝國長治久安的問題,也浮出了水面。
從明太祖朱元璋的經歷中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治理天下,往往比打天下更難。大秦帝國的興衰,似乎同樣也驗證著這個規律。
單以對商人的處置來說,無論是變法求強的商鞅,還是雄材偉略的秦皇漢武,都沒能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
商鞅的辦法是重農抑商,拼命削弱商人的地位,污辱其人格,突出者如不許商人作官,不許商人乘車馬、衣絲綢、置土地,以打擊商業。
嬴政基本上算是商鞅的忠實信徒,統一天下後,他將商鞅的抑商政策推廣至全國。漢武帝則比兩位前輩更狠,他直接推出了告緡令。
告緡是算緡的延伸,以後世的觀點看來,算是一種財產稅。簡單來講,就是官府對商人的財產進行清點、核算,然後編造名冊,作為徵稅的依據。
這裡說的財產,包括家裡的錢財、貨物,車船交通工具等等。反正只要是商人,家裡又沒有官吏、三老、戎邊軍士在,就要為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繳納重稅。
因為稅率很高,所以商人們千方百計的藏匿財產以避稅,漢武帝的對應之道是鼓勵告發。他命令楊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就是被告發者將會遭受沒收財產的出發,告發者則能得到賬款的半數。
這個政令是抑商政策發展到極致產生的怪胎,基本上和搶錢是一個路數的。
作為商業世家,糜家對告緡令這種怪胎自然是深惡痛絕的,沒想到一向主張農工商並重的李翊突然提出了這個,饒是糜竺城府不錯,還是一陣心驚肉跳。
&緡令?不,不,我怎麼可能弄那個?!」李翊來到這大漢朝已經十多年了,就算是原本是一個歷史小白,在這個時代生活了這麼多年,許多東西也知道了,自然知道這告緡令是怎麼回事。他還在想辦法提高商人的地位,以達到將門閥世族豪強們的注意力從土地轉移到商業上去,怎麼可能做出這種自毀長城的事情來?
當然,說到告緡令,李翊也不得不感嘆,古人其實一點都不笨。後世總覺得古人重農抑商,純粹是觀念問題,實則不然。漢武帝手段是很厲害的,只是國家太大,他實在找不出既能讓國家從商業中受利,又能細水長流的徵稅辦法來。
&種辦法當然不能用。」李翊搖搖頭,再次寬了糜竺的心。
告緡令比殺雞取卵的還要糟糕,這項法令的最終結局,就是把民間的商業一棍子打死,使得商人與地主、官僚合流,催生出了大量官商,最後變得形同虛設。
國家和百姓都無法從商業活動中受利,政府財政日漸窘迫,民間的貧富差距也拉得越來越大。
拋去大航海時代那些或浪漫,或驚險刺激的色彩,大航海時代其實那就是歐洲各國競賽似的,展開的一場全面商業擴張。
李翊打算在河北全面實施的新政正是以此為藍本制訂的,想以此來主導華夏未來幾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格局,又豈會如此急功近利?
商業是讓財富流通起來的唯一途徑。而財富這種東西就像是水,流動起來才會越變越多。一潭死水只會逐步消亡。
&要制訂合理的稅率,算緡這種方式就不是那麼難以接受了吧?」華夏曆代雄主都沒法解決的問題,李翊當然也沒辦法輕易解決,他只能儘量提出合理的方式。
李翊的話音剛落,國淵就表達了不同的意見,他說道:「主公,可是商人趨利,若沒有人告發,也不嚴加監督,就算登記造冊,登記到的數值恐怕也不可靠。稅率本來就低,再被人偷稅漏稅一番,各地衙門勞師動眾收取的稅款,說不定會得不償失。」
國淵是個很標準的讀書人,他對商業的理解,不比商鞅高多少。
而且作為主管如今河北三州二都護府,面積高達千萬平方公里地盤的屯田事宜的屯田中郎將,國淵的目光自然是放在了農業上,因此他總覺得鼓勵商業是不務正業。雖然戰時可以享受到一些便利,可等到戰爭結束,商業終究還是得退到次要位置,將國策導回重農的正軌。在他看來,李翊之前的政令,應該就是為此而做準備的。
李翊將商人和官僚區分開來,嚴令官員以及官員的家族不許經商,因此,國淵對商業變法一直沒怎麼在意。可今天看來,主公似乎很認真的在討論建立商法的可行性,他就不得不打起精神,好好的給主公潑幾盆冷水了。
&尼所言甚是。」王修附和道,「商人盈利,不在於在家守業,須得在外奔走經營。若其有心避稅,大可常年在外不歸,如此一來,他家鄉所在之地,又如何統計其經營所得?令其完稅?」
大將軍府的幕僚之中,內政方面,除了寇準、田豐、荀彧等人之外,就以國淵、王修的資格最老了,他們可是在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就跟隨李翊的,算是最早一批投效到李翊旗下的人才。
因此這兩人一開口,說的又是長久以來約定俗成的觀點,氣氛頓時為之一變。除了寇準、田豐等位列九卿,已經開始注意起自己身份的人之外,其他人都在點頭,躍躍欲試要發言的人也不在少數。(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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