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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坐在一邊,許樂坐在下角,拿著本子和筆。
先生靠在沙發上,也不說話,閉著眼,過了一會,許樂看到先生眼角有淚水划過!
許樂也沒說話,「許樂,有煙嗎」?
把許樂嚇了一跳,齊先生從來都沒抽過煙的,他趕緊上樓從家裡帶回的煙打開了一條,找了個火柴一下到了樓下,先生撕開新煙,抽出一根,放在嘴邊,許樂恭恭敬敬的半蹲著身子,給先生把煙點著了。
先生猛地吸了一口,嗆的有點咳嗽了兩口,許樂趕緊拍了拍先生的後背,「我都幾十年不抽菸了」!
先生緩緩地說道「有很多事情啊,我都不想回憶的,太長了、太多了、太亂了,都過去了」!
「我呢,在四九年畢業於清大,在此之前,曾在京大求學。我聽過鄧誠之、齊和思、翁健獨、德貝幾位老師的課,你之前問的周一呢,哎,同樣是我的先生,我現在呢就把一些聽課的印象以及我所知道的有關幾位老師的事跡大概說一下,雖是一鱗半爪,對了解當年史學界的情況也許有點用處。」
許樂聽到先生說的這幾位先生那都是大家啊,他連忙記了一下!
「鄧誠之先生呢,是文史兼擅,討厭胡適之之。他原籍蘇州府的人,我聽過他兩門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他給我們上課時,剛剛六十歲,但已顯得老態龍鍾。冬天穿兩件皮袍,戴風帽,棉褲扎腿。進教室後,脫一件皮袍。
鄧先生講課內容豐富,口才也好,教材用他編的《華夏二千年史》。《華夏二千年史》的寫法是正文以大字為綱,簡明扼要地敘述華夏歷史的發展脈絡;小字為目,每段正文之後附以若干則史料。這種編撰方法既可看出作者的觀點,又可為學生進一步學習提供線索。鄧先生所講兩門課的考試,都采作論文的方式。但他有兩點要求一要用文言文寫;二不許看現在人的著作,要根據史料寫。他說,如發現你們不遵守這兩點,就給不及格。我和班上其他同學的程度,還能寫淺近的文言文,總算及格了。
鄧誠之。博聞強記,文史兼擅,著有《華夏二千年史》、《骨董瑣記全編》。鄧先生在燕京文、法學院有「活字典」之稱。因為這兩院學生作畢業論文時,都常常向他請教。鄧先生對清史尤有研究,門生王翰鍾先生能傳其衣缽。
鄧先生對京大歷史系有很大貢獻,他與洪業(煨蓮)先生和衷共濟,培養了一大批學生,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著名學者。我的老師齊和思、翁健獨、周一三位先生都是他的學生。我雖然直接聽過鄧先生的課,但我一直尊他為太老師。
鄧先生性情狷介,對同輩人多所臧否。他很討厭胡適之。給我們上課時,隔一段時間就數落胡適之幾句。開頭總是說「你們知道城裡有一個叫胡適之的嗎?」然後就說胡適之怎樣沒學問。十幾年前,我看周一師的《畢竟是書生》一書,竟然發現在鄧先生給周一師上課的時候,也經常貶斥胡適之,而且開頭的一句也是「城裡有個胡適之」。鄧先生對京大掌權的洋人極為不滿。一次在他家中對我們幾個學生說「齊和思的薪水居然比我高。」齊是他的學生,他認為應低於他才對。但京大是霉梨國人出錢辦的大學,齊是合弗大學博士,鄧無學位,故無論如何也不會給他的薪水高於齊。
鄧先生雖然學問博通,但他認為自己也有不足之處。一次,他在上課時說「我不是歷史學家,因為我不懂天文曆法。」開始我不理解他為什麼這樣說。後來我想,他大概是按古代史官的標準要求自己的。華夏古代史官不僅修史記事,而且掌管天文曆法。司馬談、司馬遷父子都精天文律歷。後世史家就未必都精於此道了。鄧先生當然也懂天文曆法,不過他認為自己在這方面修養還不夠精,故謙虛地說自己不是歷史學家。鄧先生藏書很多,還存有民國時期的許多照片,十分珍貴。
「許樂,記下來,曆法啊,天文曆法啊,你們這次是不是就主要以天文曆法作為方法進行推定啊」?先生突然問道。
「是的,先生,我一開始還不太明白,為什麼要以天文曆法作為考古恆定的標準,現在有些理解了,我後面會加強在這方面的研究」!
「嗯,好啊,另外,過會回去,我那裡還有一些鄧先生的東西,到時候你都拿過來吧,以後四師堂真的建立了,別忘了要從鄧先生開始算起啊」!
許樂點了點頭!
隨後,齊先生開始說齊和思先生的尊師重道,學貫中西。是合弗大學博士學位。聽過他兩門課《戰國史》、《西洋現代史》。西周、春秋戰國的歷史是齊先生的專長。齊先生對華夏近代史也有研究,寫過《魏源與晚清學風》等重要文章。解放前,齊先生的著作主要是華夏史方面的,有《匈奴西遷及其在歐洲的影響》、《華夏和拜占庭帝國的關係》等,都是體大思精之作。
齊先生很尊師。據說,每年春節他給鄧誠之先生拜年時,都行跪拜的華夏古禮。
齊先生晚年身體不好,患嚴重的糖尿病。後來,病就越來越重了。他躺在床上,但床上還擺著西文書,說明老先生病中仍不廢讀,治學精神實在令後學敬佩。
翁健獨最佩服陳先生寅恪、伯希和,閩南人。翁先生口才很好,善於議論發揮,具體材料講得不多。翁先生是元史專家,他對元史很有研究,是比陳垣先生晚一輩的元史三大家之一(另兩人是邵循正、韓儒林)。他下筆極慎,平生只寫過六、七篇學術論文,但質量很高。
翁先生為什麼要提到這件事呢?翁先生那一輩的學者受實證史學影響很深,最怕著作中出「硬傷」,似乎一出「硬傷」,被人抓住,便「永遠翻不了身」。我認為,當然要力求避免「硬傷」,但因為怕出「硬傷」而不敢下筆,就不對了。一個人一輩子所寫的東西,要想一處「硬傷」都沒有,我看幾乎是不可能的。
翁先生很佩服陳先生寅恪先生,曾在課堂上說「如果能請陳先生來京大,即使不上課,也是我們的光榮。」對西方學者,他最佩服伯希和。他對我說,伯希和真厲害,《馬可勃羅遊記詮釋》中的一個注,就是一篇考據的大文章。
翁先生待人寬厚,一生幫助過許多人。試舉數例如下。他的老師鄧誠之先生為人耿直,議論無所顧忌。解放後,翁先生很怕他因發言不慎惹出事來,便勸鄧先生退休,鄧先生同意了。那個艱難的時候,翁先生對我說,鄧先生幸虧退休了,否則很難過這一關。還有他保護幾位教授的事。
後來,京大在合併於北大前,發生過一個「罵人團」事件。在一次批判會上有人要動武打人。翁先生在場,當時他是京大代理校長,左派教授,在學生中有較大威信,經他極力勸阻,才把事態平息下來。還有一次,我在他家遇到一位客人,這人走後,他對我說,這就是鼎鼎大名的蕭乾。蕭是《大公報》名記者,被錯劃為「右派」。蕭也是京大校友。後來我知道,蕭被劃「右派」後,翁先生毫不歧視他,待之如常,而且多次幫助過他,故蕭對翁很感激,常去翁宅看望。
還有就是周先生,周先生現在號稱是國學大師啊,也是研究世界史的頂尖了,但是呢,我現在和唯一健在的先生反而基本上沒有聯繫了,為什麼呢?很多時候,我也不知道是誰的問題,我當初勸過他,他不聽說我不進步,再到後來,等恢復了之後呢,他可能也是不好意思和我見面了吧,不管怎麼樣也是我的先生啊,哎!
有機會你自己看看梁效這個含義,就知道他的歷史了,我也不想多說,你是想約他是吧,我呢他是不好見的,但是你呢,是他的三代嫡傳,他還是要見的,否則就說不過去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更加的考慮的全面一些,我非常贊同,沒問題,我來約吧,你別管了,你把你的時間告訴我,因為現在主要是你的時間不好定!
但是呢,對於周先生來說,我想告訴你的一句話就是,人啊,是要有底線的!然後就不再多說了!
在培養學術接班人的問題上,齊和思、翁健獨、周一都是京大歷史系畢業。他們是師兄弟。又都先後留學合弗大學,獲博士學位。這是巧合嗎?不是,是他們的老師洪煨蓮先生精心培養的結果。
洪先生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畢業於合弗後,即回國任教燕京大學,執掌歷史系多年。洪又是燕京合弗學社的中方負責人,有權推薦學生赴美留學。洪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學術領導人,既有遠見,又有魄力和辦法。他有一整套培養歷史人才的計劃。據我所知,經他選拔培養成為歷史學界名學者的,有鄭德坤(考古)、齊和思(商周)、瞿同祖(漢)、周一(魏晉南北朝)、聶崇岐(宋)、馮家昇(遼)、翁健獨(元)、王鍾翰(清)、侯仁之(歷史地理)、朱士嘉(方志)、陳觀勝(佛派史)、鄧嗣禹(制度史)等等。他想把華夏歷史的每一段都安排一個有學術前途的學生去搞,他的計劃終於基本實現了。這是多麼大的貢獻。真正夠得上稱為大師級的人物,不僅要自己學問大,而且要培養出一批傑出的接班人。
許樂,你明白了嗎?光你自己強是不成的,要有傳承,要能夠形成森林,千萬不能你是一棵大樹,旁邊都是草原,只是為了襯托你,明白了嗎?學術不能中斷,後繼是否有人,至關重要。
先生其實就抽了一根煙,許樂看了看表,居然一聊都聊到了六點半,他看了看時間,「先生,我在下個月的最後一周要去豫州大學給他們做報告,他們都已經通過我的同學邀請了三次了;十八到二十二號是考試,十五號開大會,十四號就有好多人來了,可能會交流,所以我就是十五號前,在十二號下午我去禾子老家裡,十號是培忠張先生到學校考察,也就是下一周還都好」!
「行了,我知道了,我訂好了告訴你吧,走,回去跟我把鄧先生那些資料拿過來吧,我算交出了,我輕鬆了」!先生的語氣好了許多!
許樂跟著先生出了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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