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輔 第264章 內部(下)

    測試廣告1    「別有緣故？」吳兌面現思索之色，斟酌著問道：「求真可是擔心皇上那兒……」

    高務實沒有正面回答，反而道：「近來小弟悟通了一件事，早年間我常聞一語，曰：『德莫高於愛民，行莫賤於害民。筆神閣 m.bishenge.com』是故，董仲舒曾言：『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這話吳兌自然也知道，點頭道：「拔葵去織，確有此說，不過如今能這般做的人不說早已絕跡，至少鳳毛麟角。況且愚兄記得，求真你並不同意這話的意思吧？」

    高務實剛才那段話的意思是，吃國家俸祿的人，不得和老百姓去爭奪利益。從古至今，「不與民爭利」都是最基本的執政理念，被稱為「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

    「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史記》裡講，公儀休擔任魯相後，規定所有為官者不得經營產業、與民爭利，並以此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

    當公儀休吃到自家種的爽口蔬菜，就「拔其園葵而棄之」；看到自己家有人在織布，立即「疾出其家婦，燔其機」，還十分生氣地說：「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自此，「拔葵去織」便成為一個流傳千古的成語，屢屢被後來者引以為戒。

    如《隋書》記載，當時因百官所需費用不足，中樞和地方都設置用以放債的公款，「以息取給」。時任工部尚書蘇孝慈認為此乃官府與民眾爭利，「非興化之道」，就「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

    《資治通鑑》裡也講，說武則天垂拱年間，管理皇家西苑的尚方監裴匪躬建議把吃不完的果蔬拿到市場上去賣，「以收其利」。時任宰相的蘇良嗣斷然叫停：「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

    按理說，自家織點布、種點菜，官府放貸收息，吃不完的果蔬拿去賣，這都不是什麼大事，但從公儀休、蘇孝慈到蘇良嗣，何以個個大發雷霆「小題大作」呢？

    道理很簡單，意蘊也很深遠。從表面上看，這樣做會對民生造成一定的衝擊和傷害。但深層次的危害在於，他們認為這個口子一旦打開，以後只會越開越大，越來越多的人就會跟進和效仿。

    而且在古代社會，政府和官員手中都握有權力，以這樣的公權力與「手無寸鐵」的百姓「爭利」，孰強孰弱高下立見。如是長此以往，弱肉強食之下便可能是民不聊生，最終必然百弊叢生、積重難返。

    更為可怕的是，「爭利」開始往往是公開的、含蓄的，但逐漸就演變為敲詐，甚至搶劫了。如《梵天廬叢錄》載，韃清時某太監打著「老佛爺」的旗號，到開封為宮廷征取過冬用炭，對縣令說：「汝需備炭三十斤。」

    這事並不難，可他隨即提出苛刻條件：「每枝長須一尺五寸，圓一寸五分」，且「不可有節」、「不可有裂紋」。當縣令面露難色時，太監就恫嚇道：「萬一老佛爺凍著，汝罪不小！」

    此時自然有人出來打圓場，道：「有銀子便好商量。」結果縣令便被敲去一千多兩白銀。從這個故事表達的意義上講，「拔葵去織」、「罷公廨錢」都是未雨綢繆之舉，目的是把禍患消除於萌芽之中。

    「天地之大，黎元為先。」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把治國的經濟政策分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為什麼「與民爭利」被視為最低下的經濟政策？這是因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人心，其實正是最大的政治。

    「若爭小可，便失大道。」與民爭利無異於竭澤而漁，是對民心民意最大的忤逆和傷害，爭到的是利益，失去的是民心。「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唐太宗舟水之喻，興衰之理，不能不令人警醒。

    高務實把這番道理說與吳兌聽了，吳兌的臉色便有些將信將疑，猶豫片刻，沉吟道：「求真是說，你我做這些物流買賣，也是與民爭利，因此本就應該罷手？

    倘若道理如此，則你將此買賣轉而讓給朝廷，那不還是與民爭利？無非這爭利之人由你我換成朝廷罷了——可朝廷歸根結底乃是皇上啊，皇上與民爭利，豈非更大的壞事？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鹽鐵論》則言：『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若你我及諸官都不能行此『爭利』之舉，皇上又因何可為？」

    高務實早料到吳兌聽完自己那番話之後必稱孟子，不錯，孟子一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成了後世儒生三句不離嘴的名言。

    這話什麼意思？就是作為一個皇帝，你不要總是去把利益什麼的掛在嘴邊，這太庸俗了，你應該每時每刻都把仁義放在心裡，這才是人們喜歡的好皇帝。

    《鹽鐵論》當中的儒生賢良說得更清楚一些：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

    按理說這話的道理其實沒錯，如果皇帝不與民爭利，而且把仁義時刻掛在心裡，那麼天下也會因此而過得很好了。但問題是這句話到了明朝，因為對於一個字的理解的差異，導致了滿口仁義的明朝文官親手毀掉了大明王朝！

    哪個字？「民」字。

    何為民？

    一個現代人看到這個字，自然會想到公民即為民，換句話說，普通老百姓便是「民」。

    然而這個觀點在古代可未必是真理，不說一定是錯的，但至少一定有爭議，一定可以混淆。

    剛才提到過的亞聖孟子，除了表達過一大堆的「民本」思想之外，他其實還說過一句可能「不太出名」的話：「為政不難，無獲罪於巨室。」

    什麼意思？意思是治理國家很簡單，只要你不得罪那些大家族就好了，有他們的支持，你就可以無往而不利。

    科舉制實行之前，對於當時那些官員來說更是如此，只要他們替各自的家族發聲，他們就可以在官場上穩如泰山。哪怕是偶爾被罷官了，過不久又會有人把他舉薦上去。

    隋唐以降，科舉成了當官的必經之路，情況因而發生了一些改變，世家大族如果不能長期在科舉一道上保持興盛，往往也會家道中落。但也正因如此，越是在位秉權的官員就越發有斂財之心，因為越是將財力投入在子孫後輩的教育上，便越能確保自己家族的長盛不衰。

    在現代漢語裡，「人民」是一個詞彙，表達的是一個意思，但在古代社會，比如現今的大明，「人」與「民」並不是同一個意思，它們所表達的含義其實是不同的。

    與此類似的還有「群眾」，在後世那是連起來表達同一個意思的詞，但在古代社會亦不然：群就是群，眾就是眾，兩者並不統一。

    甲骨文中的「人」字，是一眼就能看出其表達意思的，「可以直立並走動的」就是人。因此你在人字右邊加一個木字，木是障礙物，所以「休」，停止走動了；你在人字右邊加一個言字，那就是這個人去帶話，就是「信」，口信的信。

    所以，人是自由的，擁有自行決定行止的個體。

    民則不然，民在甲骨文中是先畫一個眼睛，由眼睛再衍申而出整體。郭沫若有一個著名的論斷，認為「民」是「橫目而帶刺，蓋盲其一目以為奴征，故古訓言『民者盲也』。」

    郭沫若認為，在殷商時期，「民」字這個象形字就是用一個錐子刺瞎左眼，這樣的人就是民，而民也就是奴隸。

    但後來有些學者開始提出質疑，並且提出了新的說法，認為該象形字的意思，那個所謂的「錐子」其實指代的是「目光」，目光向下即為民。

    什麼叫目光向下？就是低著頭看地面，指不敢抬頭平視——當然，不敢平視的對象是指統治者，或者統治階級。

    於是這樣一來就可以得出結論：「人」的地位高於「民」。

    這不是隨便說說，看看經常性的組詞就知道，「仁人志士」、「人定勝天」、「敢為人先」等，都包含著強烈的褒義，而民字固然也有褒義的地方，但更多的卻是如「賤民」、「草民」、「暴民」等這類貶義組詞。

    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古人取名的時候是很少使用「民」字的，這和紅朝以後的取名風格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對比。

    但也可能有人會問，那「李世民」怎麼解釋？他被取名的時候固然還不是秦王，更不是皇帝，可隴西李氏當時也是八柱國級別的門閥啊，為何就有了「民」字在他這個世家公子的名字裡頭？

    那是因為李世民的「世民」絕非「世代為民」，它的本意是「經世濟民」——濟民啊，什麼叫濟？救濟的濟，其代表的意思是拯救萬民。

    正因為「人」與「民」在古代社會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無論在《論語》還是先秦的其他文獻中，「人」都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廣義的「人」指區別於萬物的「人」，所有的「人」；狹義的「人」是指與「民」相對的「士」以上階層的「貴族」。而「民」則是指除狹義的「人」以外的平民百姓。

    古漢語中「誨」字從言，與「言語」有關，「教」從反「文」，與「武力」有關。孔子「誨」的對象是「人」，「誨」的內容是「知(智)」；「教」的對象是「民」，「教」的內容是「戎」與「戰」。

    搞明白這些就會發現，原來對於「人」，孔子主張「誨人不倦」，對於「民」，孔子則主張「不可使知之」。可見《論語》中「誨人」和「教民」的結構涇渭分明，孔子對此二者絕不相混。

    到了大明朝，由於文官集團已經牢牢掌控了社會話語權，並且用各種民本思想來限制和約束皇權，故而對於「民」的歸屬，他們也出現了態度上的變化，有時候甚至有些精神分裂。

    比如在說「教化萬民」的時候，文人士大夫們是把自己排除在「民」以外的，認為自己高「民」一等，是教化者而非受教化者。

    但如果牽涉到利益，尤其是與皇權衝突的利益時，文人士大夫們的態度就變了，認為自己是「民」——我連爵位都沒有，官職也不能世襲，顯然不屬於「貴族」，那我憑什麼不是「民」呢？

    因為我就是民，所以你皇帝不能與我爭利。這也正是歷史上東林黨認為收他們商稅就是「與民爭利」的基本思想來源。

    至於你要問，那為何田賦又能收呢？嗯，因為田賦是歷朝歷代一直都要交的，是有歷史的慣性的，而且他東林黨本身又不需要交田賦，即便要交也交得極少，那當然沒有問題。你要是跟東林黨說以後官紳一體納糧，你看東林黨會有什麼反應。

    然而眼下擺在高務實面前的難題在於，東林黨是利益集團的朝中代表，實學派難道就不是利益集團了？

    顯然不可能，實學派本身也逃不出利益集團這個窠臼。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當初以高拱為首的實學派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保皇黨」性質，其利益在早期基本依附於皇權而形成。

    在高拱時代，實學派依靠皇權取得官位、取得朝堂上的話語權，但經過郭朴、張四維時代，實學派已然逐漸做大，此時又怎麼可能不考慮自身利益最大化呢？

    這時候大家發現，要想利益最大化，有一個現成的門路，只要搭上這艘大船，利益就能確保——這艘大船就是京華。

    依託高務實點石成金般的神奇力量，實學派官員逐漸進入「泛京華」體系，如果京華是一棵樹的主幹，那麼他們就逐漸成為了枝和葉。

    「師兄家中別院可有園丁？」高務實問道：「園丁剪除冗枝雜葉，是為了整棵樹能夠長得更加干高葉茂。」

    吳兌眉頭大皺，道：「那這些『冗枝雜葉』你又打算如何處置呢？愚兄方才已經說過，你若棄而不用，只怕有的是人願意收攏起來。」

    高務實道：「豈能棄而不用？小弟不是也說了麼，去掉冗枝雜葉是為了主幹更高——師兄，我們在江南地區要和那些人見真章了。」測試廣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