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秦曲 第十八章一個楚國人眼中的大秦帝國下

    景攸在成為一個長城戍卒之前，本身就是在一個在楚國滅亡之後，返回故里的楚國廷理（負責掌管楚國刑獄的官員）的教導下，學習一些楚國的律令以及文字。

    但是在隨之而來的大秦帝國推行統一文字的國策之後，景攸在這方面的學習變得有些偷偷摸摸。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在隨後的《挾書律》的頒布，一旦被人發現學習楚國本身的文字甚至是法律的話，會遭受到很嚴重的處分。

    當然，族誅什麼的，笑一下就好，因為哪怕是在泰山封禪的時候被所謂的博士們落了面子之後，始皇帝最終還是沒有舉起屠刀。

    只不過漢代學者屢屢把「挾書律」與秦朝的短命相聯繫。

    秦自商鞅以後，法家思想占據統治地位，一直奉行以法治國的政治策略。法治使秦國走向強盛，並最終統一中國。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亡國之恨和秦朝的高壓政策，激起了六國遺民的怨恨。加上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思想的餘波，各種思想包括對秦不滿的言論仍在社會中流傳。

    秦相李斯進言：「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趨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他上書建議秦始皇：「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由於秦法極端殘酷和酷烈，「焚書」、「坑儒」、「挾書律」等殘酷的思想****手段也無濟於事，反而出現「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的局面，使秦王朝迅速走向了崩潰，最終以「暴秦」的形象載入史冊。

    為了避免重蹈秦之覆轍，漢代士人不斷反思秦亡的原因。<>他們認為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完全拋棄了古代聖王重視禮樂教化的傳統而專任刑罰。西漢儒學宗師董仲舒認為古代聖王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秦??????重禁文字，不得挾學，棄捐禮儀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大意為秦朝卻一反先王的做法，採用申商韓非之說，嚴法治國，禁止私學和民間藏書，使人們逐漸拋棄禮儀傳統而輕於犯法，最終導致了秦朝的滅亡。

    東漢思想家王充的看法與此相似，「始皇前嘆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他認為秦朝焚燒五經典籍，禁止民間藏書，極大地破壞了聖賢所確立的優良傳統，使秦朝的統治無法長久持續下去。實際上，漢代士人並不反對統一思想，比如董仲舒就提出了「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著名建議。不過他們主張採取溫和、誘導的方式來教化百姓，對秦王朝粗暴的行政強制手段非常反感，因而往往將秦朝的短命與它推行的諸如「挾書律」等暴政行為聯繫起來。

    面對這種觀點，張嘉師只能夠表示：你們家的劉邦跟劉盈實行《挾書律》的時間，並不比大秦帝國短多少，你們這種選擇性無視，算是好事麼？

    但是相比起這個小事情，景攸卻能夠對比出楚國律法與秦律之間的巨大差距：

    ……

    楚國律法哪怕是在後世有出土竹簡，都算是散失不少。

    但是觀其部分內容，就可以看到楚國律法的局限性：

    楚國最重要的根本大法是「國典」。《國語?楚語上》記：「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這就是所謂「國之典」。憲令是國典的重要組成部分，戰國時，屈原被懷王委以重任，「造為憲令」。

    楚人將各類法律條文編輯成書，命名為《雞次之典》，吳人入郢，將楚國法律簡策破壞殆盡，幸得蒙谷深入大宮，背負雞次之典從水逃出。<>楚昭王復國後，蒙谷獻出《雞次之典》，使楚國在「五官失法」的情況下又回復到了百姓大治的局面。楚人有種類繁多的法律文書作為執法的依據。

    如楚文王時制定有《仆區之法》，這是一部關於懲治窩藏罪的刑律。《仆區之法》規定：「盜所隱器，與盜同罪。」

    楚莊王時，有關王宮禁衛的法規稱為「茅門之法」，茅門楚王宮宮門之一。《茅門之法》規定：「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雨留]者，廷理斬其輛，戮其御。」此外，還有入宅之法，即沒收罪人的房屋等財產。

    如《戰國策?楚策一》所記郢人請宅卜罪事，即屬此例。相坐之法，即一人得罪，刑及妻、子等親屬。楚國有專門關於楚王遺體保護的法令，規定：「麗兵於王屍者罪」，以兵器傷楚王屍體者，誅殺無赦，且刑及三族。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因吳起變法而受損的楚國貴族乘機發難，在射殺吳起時兵器並中楚悼王屍體而犯下重罪，因此依法夷宗而死者，竟達70餘家。

    楚國所使用的刑罰，計有滅族、烹、車裂（或稱支解、轅、磔）、斬、宮、刖、劓、墨、笞、鞭、貫耳、梏、囚、放、沒為官奴等。如此眾多的酷刑，讓當時人也為之驚嘆。楚康王時，蔡大夫聲子至楚，與令尹子木會談，言及晉楚兩國政事與人才優劣，聲子指出：「楚多淫刑，故諸大夫獲罪懼誅常逃死於四方，成為別國謀主，轉而侵害楚國。」

    這也是楚國政治中之最大弊端之一。後代史家論及楚國政治都指出楚國刑罰苛嚴，不僅一般臣民動輒觸禁受刑，甚至令尹等重臣，「少自憤事，旋即誅死」（《春秋大事表?楚令尹論》）。

    滅族即一人有罪，盡誅親族。春秋時，楚令尹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後，「盡滅其族」。又曾發生楚子殺鬥成然，而「滅其族」的事情」。

    烹即將刑犯煮之於鑊。《史記?伍子晉列傳》有「烹石乞」的記載。<>這是一種酷刑，所見不多。

    肢解之刑，是極刑之尤極者，通常為車裂，吳起變法打敗後，有記載說吳起是車裂而死。肢解也稱為「磔」刑，如《韓非子?內儲說上》記載荊南產金，凡私采者，「得而輒辜磔於市」。

    楚國已有完整的司法訴訟程序。司法部門受理案件後，要在規定的時期內審理案件。在此期限內，司法官員必須將所接受的告訴予以審理，否則就是瀆職，告訴人於期內享有督促司法官員審理告訴的權力。司法官員如果審理不當或判決有誤，被告人也可在此期間提出申訴。包山楚簡的「受期」簡，就是執法人員因瀆職而受到控告的記錄。

    審理案件時，司法官員要「聽獄」，即聽取爭訟雙方的申述。包山楚簡簡記云：「執事人詛陰人宣相。苛冒、舒遜、舒腥、舒慶之獄於陰之正，思聽之。」繼而記述舒氏父於與宣、苛二人雙方的言辭，為聽獄的實錄。

    司法官員要聽取能對案件提供證據的非當事證人的陳詞。按楚法規定：「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證，匿至從父兄弟不可證。」包山楚137號簡記「執事人為之盟證、凡二百人十一人。」可見證人之多。

    結案時，要按律定罪，即依據事實和法律規定，對案件作出合理的判決稱為「斷獄」。

    《周禮?地官?大司徒》：「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

    後世的包山楚簡記載了舒慶殺人一案，因遲遲未斷而驚動楚王，以至左尹以王命告湯公命「為之斷」。

    楚國有多種多樣的律令，楚國統治集團中的一些有識之士，一般能奉公守法，秉公執法，楚莊王、令尹於文、孫叔敖、石渚等是其佼佼者。

    楚莊王時，太子違犯茅門之法，廷理依法處理，太子哭著要莊王誅廷理。莊王說：「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是真吾守法之臣也」。對廷理不僅不予加罪，反而益爵二級，太子則請罪認錯。此事被傳為美談。

    子文為令尹時，廷理因犯法者為子文族人而釋之，子文指責廷理說：廷理之職為「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身在「上位」的子文，為「士民」作出表率，受到了國人的愛戴。

    《說苑?至公》記，虞丘子薦孫叔敖為令尹後，虞丘子家人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對楚王說：「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委，可謂公平。」孫叔敖和虞丘子都以國法為重，不徇私狂法，因而受到後人的稱頌。

    而相對於楚國的法律，秦律先不說比起楚律人性化多少，光是一個普及開來的《法律答問》，就足以甩楚律幾條街：

    [害盜背著游徼去盜竊，應當加罪。]什麼叫「加罪」？五人共同行盜，贓物在一錢以上，斷去左足，並黥為城旦；不滿五人，所盜超過六百六十錢，黥劓為城旦；不滿六百六十錢而在二百二十錢以上，黥為城旦；不滿二百二十錢而在一錢以上，加以流放。求盜與此同樣論處。

    求盜盜竊，應刑為城旦，問是否應像害盜那樣加罪？應當。

    甲主謀派乙去盜竊，一天，乙去行盜，還沒有走到，就被拿獲，甲乙都應判處贖黥。

    男奴甲主謀叫婢女乙偷主人的牛，把牛賣掉，帶著賣牛的錢一同逃越國鏡，出邊塞時，被拿獲，各應如何論處？應按城旦的樣子施以黥刑，然後分別交還主人。

    甲偷牛，偷牛時身高六尺，囚禁一年，再加度量，身高六尺七寸，問甲應如何論處？應完城旦。

    有人偷摘別人的桑葉，贓值不到一錢，如何論處？罰服徭役三十天。（這個也許也算是秦律殘暴的一個「佐證」）

    司寇盜竊一百一十錢，先已自首，如何論處？應耐為隸臣，一說應貲二甲。

    甲盜竊，贓值一千錢，乙知道甲盜竊，分贓不滿一錢，問乙應如何論處？與甲同樣論處。（秦律不管你有沒有盜竊，主要是處置乙方知情不報以及參與分贓之罪。）

    甲盜竊不滿一錢，前往乙家，乙沒有察覺，問乙方如何論處？不應論罪。如系知情而不加捕拿，應罰一盾。（這個是主要處置知情不報的罪行。）

    甲盜錢用以買絲，把絲寄存在乙方處，乙收受了，但不了解盜竊的事，乙方如何論處？不應論罪。（人性化的不知者不罪。）

    甲乙素不相識，甲去丙處盜竊，剛到，乙也去丙處盜竊，與甲交談，於是分別偷盜，其贓物各值四百錢，在離開丙處後同時拿獲。如有預謀，應將兩人贓數合併一起論處，沒有預謀，各依所盜贓數論罪。

    工匠偷東西，贓不滿一錢，其同班工匠應否答打？不應答打。（大秦帝國時期的工匠看來地位不低。）

    丈夫盜竊一千錢，在其妻處藏匿了三百，妻應如何論處？妻如知道丈夫盜竊而藏錢，應按盜竊三百論處；不知道，作為收藏。（後面那個該怎麼理解？？？）

    丈夫盜竊三百錢，告知其妻，妻和他一起用這些錢飲食，妻應如何論處？沒有預謀，應作為收藏；如系預謀，與其夫同罪。丈夫盜竊二百錢，在其妻處藏匿了一百一十，妻應如何論處？妻如知道丈夫盜竊，應按盜錢一百一十論處；不知道，作為收藏。

    ……

    毫無疑問，有著這麼明顯的處置解釋，即使是景攸這個粗通楚律以及秦律的人，都知道誰更好一些。

    而一個能夠有效實施其法令的國家，其法令的相應性質，足以奠定這個國家的國力強盛與否。(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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