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之路 21.（21）

    [第4章入黨前後]

    第21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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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生活教育，提倡教學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與實際結合，為人民大眾服務。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大主張。

    山海工學團在大場，後改建成機場。

    大場機場離陶行知自創的另一所學校——山海戲劇學校並不太遠。兩地來往十分方便。

    學校學費全免。吸引許多家庭經濟狀況不景氣和從附近農村來的學生。開辦的主要課程有：「婦女教育」、「店員須知」和其他的一些「早期教育」等。

    學校辦學經費不足，許多學生吃不飽。

    陶行知不得不領著老師輪流出去募集資金。

    陶行知原名文濬，大學期間推崇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取名「知行」。43歲時，他在《生活教育》上發表《行知行》一文，認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並改本名為陶行知。雖然王陽明學說含有主觀唯心主義的成分，陶行知卻從中悟出學習與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且終生以此自勉。

    陶行知在投身平民教育時，也時刻關注社會上的政治運動。1930年春，曉莊師範師生為抗議英商和記洋行工人被毆，舉行遊行示威。時值蔣馮大戰，因陶行知與馮玉祥有私交，蔣介石斷定曉莊

    事件是響應馮玉祥的反蔣行動，遂怒令關閉曉莊師範並通緝校長，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後通緝解除，過了一年陶行知才回到上海，從此更立志反抗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在滬期間，陶行知經黃炎培舉薦被聘任為國內有名的《申報》的顧問，曾化名「不除庭草齋夫」發表了大量雜文和時評。當時，蔣介石以「剿共」之名進攻領導的蘇區，陶行知連續發表了《剿匪與造匪》等三篇時評，語驚天下地指出：「今日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國民黨當局很快查明這些文章出自陶行知之手，蔣介石大發雷霆，批示：「申報禁止郵遞」。為申報館的生存計，總經理史量才忍氣吞聲，表示今後不再續登陶行知的文章，蔣介石方解除禁令。

    曉莊師範學校的辦學宗旨來源於杜威的「學校即社會」，是在對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礎上得出的。

    陶行知認為，在「學校即社會」的主張下，學校里的東西太少，不如反過來主張「社會即學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學生、先生也可以多起來。

    「社會即學校」是與「生活即教育」緊密相聯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義的不同說明，也是它的邏輯延伸與保證。

    因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會生活，所以「整個社會的運動，就是教育的範圍，不消談什麼聯絡而它的血脈是自然相通的」。

    「社會即學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對脫離生活、脫離人民大眾的「小眾教育」，主張用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學校和社會的聯繫，創辦人民所需要的學校，培養社會所需要的人才。

    真正把學校放到社會裡去辦，使學校與社會息息相關，使學校成為社會生活所必須。因此「社會即學校」的真正含義就是根據社會需要辦學校。

    從教育內容說，人民需要什麼生活就辦什麼教育；從教育形式來說，適宜什麼形式的學校就辦什麼形式的學校。「社會即學校」不是學校消亡論，而是學校改造論，改造舊學校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意味著原則上任何政治都是可以接受的。

    隨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逐步升級，一些公開提倡民主和無政府主義的進步青年被逐出學校。

    李進親眼目睹了一些和青年團學生被國民黨反動派當局逮捕。他們是昂首挺胸高唱著《國際歌》走出校門的。他們的勇敢行為深深地感動了她。

    田漢將李進派到山海工學團之後，不僅在工作上，而且在生活上對她也是十分關心。他讓自己的親弟弟田洪負責照料李進的一切，並直接向他匯報。

    可是李進並不領情，她認為田洪對她管教得太嚴。受不了。於是，腦子一熱，小孩子氣提筆就給田漢寫了一份報告。

    要求調離。

    報告中，她稱田洪為：「壞人」。

    正是這二個字，當年李進的無心之過沒想到多年之後竟然會給田洪帶來無盡的「麻煩」與「災難」。

    此乃後話，暫且不表。

    通過田漢，李進被介紹給了另一位著名的左翼聯盟劇作家廖沬沙。

    廖沫沙，原名廖家權，湖南長沙人。1922年入長沙師範學校，曾和賀綠汀組織文學社，辦文學刊物，做過報紙副刊的助理編輯。1927年到上海，在田漢主辦的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系旁聽，在《南國月刊》等雜誌上發表了《燕子礬的鬼》等戲劇小說作品。

    1930年參加中國。1932年任職於上海明日書店，後又任《遠東日報》編輯。1934年加入「左聯」。1938年至抗戰勝利前先後在湖南《抗戰日報》、桂林《救亡日報》、香港《華商報》晚刊、重慶《新華日報》任編輯主任。抗戰勝利後去香港恢復《華商報》，任副主編、主筆。

    抗戰時期寫過一些歷史小說，1949年結集為《鹿馬傳》由三聯書店出版。解放後先後任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教育部部長、統戰部部長、市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

    1962年加人中國作協。《人民日報》曾為他和夏衍等人開《長短錄》雜文專欄；北京市委刊物《前線》曾為他和鄧拓、吳晗開《三家村札記》雜文專欄。1966年5月和鄧、吳三人被定為「三家村反黨集團」。

    1979年初平反。後繼續潛心創作，並整理大量舊作，由北京出版社、三聯書店先後出版。

    1991年12月27日病逝，享年83歲。

    1927年，廖沬沙從長沙師範畢業，輾轉到上海當了一年大學旁聽生，從此踏上了自學道路。這期間，他與同學合租一間破舊的房子，人住樓頂。白天去圖書館讀書，晚上在「斗室」整理筆記練習寫作。

    1930年，李進認識他時正是他生活最困難的時候。經濟本來就拮据，加上老婆又懷孕了。

    這期間，李進尚未被組織重新接納，仍在考察期內。

    廖沬沙邀請她到家中小住，以便就地接觸了解她。

    此時，李進也沒更好的地方可以去。她接受了對方的邀請。

    廖沬沙住在閣樓上，本來地方就狹窄。李進來了，只能睡在一張小書桌旁。就這樣，也占了房間四分之一的空間。廖沬沙夫妻倆經常為柴米油鹽吵架，李進是局外人，沒法勸架。只是晚上有時吵得她無法入眠。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了。

    1930年至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期間，李進一直與廖沬沙夫婦住在一起。並繼續在上海大學做一名旁聽生。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學生數千人在中國的領導下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遊行，反對華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掀起全國抗日救國新，史稱「一二?九」運動。這是中國領導的一次大規模學生愛國運動。

    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曾談及「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

    同志們：

    今天開「一二九」四周年紀念大會，滿堂青年，朝氣蓬勃。這是一個多麼生動活潑的集會！紀念「一二九」的大會，在延安已經開過不止一次了，過去幾次我都沒有能參加，今天我是非常興奮地來參加的。

    我認為，現在中國的事情更好辦了。中國的事情是什麼?就是反帝反黑暗勢力兩件事。帝國主義和黑暗勢力，中國人民自鴉片戰爭反起，到現在已反了一百年了。時間很長，雖然還沒有完成，但是現在這件事情是好辦多了。因為國民黨頑固派大大加強了活動，打擊進步的文化界，現在有些人就說：中國的事情難辦了。他們是為進步而努力的，為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奮鬥的，他們滿腔熱情，懷著好心腸，要把國家民族弄好。但是，正在抗日戰爭的緊要關頭，他們在周圍卻見到頑固勢力所布下的投降、分裂、倒退的黑影，他們的努力受到種種限制和壓迫，不免覺得事情難辦了。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我們當然堅決反對頑固派的倒行逆施，但就全局來說，卻認為比之過去，現在中國的事情不僅不難辦，而且是更好辦了。

    為什麼呢？這就得從我們今天紀念的一二九運動說起。

    一二九運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同志們都知道，剛才李昌同志也講過。然而，我們應該進一步了解：它是在什麼政治環境下產生的呢?它有什麼政治意義呢?它給中國政治上一個什麼樣的影響呢?明白了這些問題，就會知道現在中國的情況跟過去大大地不同了，現在的事情不是比過去難辦，而是比過去好辦多了。

    紅軍經過了萬里長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陝北吳起鎮。當時敵人還在進攻我們，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縣我們還打了三個勝仗。在祝捷聲中，在十二月十日，一聽到北平一二九運動的消息，我們心裡好不歡喜！紅軍同志完成了這麼偉大的長征，學生同志在北平發動了這樣偉大的救亡運動，兩者都是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鬥爭，其直接意義都是推動抗日戰爭。所以，一二九運動在歷史上講，是抗日戰爭準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說，一二九運動不如五四運動，就是說，前者不及後者的政治意義偉大。這對不對呢?不對。我們認為這兩者的意義是同樣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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