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之路 51.（50）

    [第10章台前幕後]

    第51節（50）

    50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國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並開始著手進行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

    胡耀邦組織中央黨校的教師編寫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作為社論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的幹部政策必須落實》，這兩篇文章在全中國取得了空前的反響，宣告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開始。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調任中組部部長。

    1978年春，統戰部、公安部、中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東煙臺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反右運動遺留問題的處理。

    在煙臺會議上，產生了激烈的爭論，保守派認為對於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群眾和幹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視就已經足夠了，沒有必要平反關於右派的冤假錯案；但民盟右派分子光榮榜(9張)是胡耀邦等同志認為，必須對反右中的冤假錯案予以徹底的完全的平反。

    最終保守派的意見占據了上風，1978年4月8日中央批覆了統戰部上報的《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將其作為1978年的第11號文件轉發全黨。

    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對於錯劃的右派要落實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職、提級、調資、獎勵、授予職稱等問題上與其他職工一樣對待，但是報告沒有提到對錯劃右派的平反。

    煙臺會議後，胡耀邦繼續推動對右派的全面平反，1978年5月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展開，保守派的勢力受到壓制。

    在這樣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開了關於右派問題的第二次會議，會議上的交鋒仍然激烈，但是主張完全平反右派問題的主張最終得到支持，1978年9月17日中央轉發《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

    相比於5個月前的請示報告，實施方案對落實右派安置政策作出了明確和細化的規定，最重要的是，實施方案指出：

    「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經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復政治名譽，由改正單位負責分配適當的工作，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

    「原是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復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予撤銷開除團籍處分。」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極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分子，總計不足百人。

    中國1981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給反右運動定性為：

    「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的領導，對這少數民族五大右派分子光榮榜(5張)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

    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當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鄧小平在80年代對反右運動也持這一看法。

    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或得到升遷，如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1989年隨著言論空間被收緊後，反右運動時期除了官方敘述外，其他所有傳媒等談及反右運動的一些與定論相悖的論調一律被視為禁忌，直到現在依然保持著這個局面。

    至今未平反的右派：

    根據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

    「對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別平反，對確實劃錯了的，要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未獲改正的右派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計96人。

    反右運動對後來中國的影響極其重大。

    它標誌著從抗美援朝結束之後幾年內中國快速而和諧的發展的結束，八大提出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告一段落，今後工作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主」的政策中止，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性從此壓過了經濟

    知識分子再也不敢批評及其政府，政治鬥爭從對黨外勢力轉變為內部不同路線的鬥爭。

    經過反右運動後，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掛帥，強調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路線上來，中國人對「右」唯恐避之不及，「緊跟」的指示，政治路線從此嚴重左傾。

    在中國內的影響力進一步提高。這些變化為之後的「大躍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筆。

    在各個民主黨派方面，經歷過從「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驟然轉變，各黨派參政議政不復1950年代初期的熱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發聲，造成這些政黨一步一步愈發邊緣化。

    1956年，以當時中國民盟領導人羅隆基等人為首的一些人，藉助於開門整風之際，公開反對中國的領導，主張走資產階級民主憲政之路。

    這本身就是企圖改變中國的社會性質。

    為了讓我們明了這一切，還是從一個最典型的標本：儲安平的四十八個句子談起。

    這應當說是右派的政治綱領：

    「我們要求終止一黨專政。

    這種一黨專政的終止，決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終止，必須同時是一種精神上的終止。

    一黨專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徵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種基本公民權利沒有保障。

    人民的基本公民權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職業自由、財產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及結社自由。

    其中人身自由尤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們所以要求上述各種基本的公民權利，僅僅是因為只有人民能獲得上述的基本民權，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體的能力，始能作充分優性的發展，以充實國家的生命，培養社會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進文化的進步；從而產生合理的政治活動和安定的社會秩序。」

    「為國家服役絕非任官之謂。一個從事言論的人，假如環境允許他秉其智慧，憑其良心，公平論政，他對國家所能有的貢獻，未必在一個部長之下。」

    他尖銳地指出：

    「國民黨執政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他所採用以維護其政權的方法；只此一著，毀壞全局。政黨要獲取政權，原為題中必有之義：在野的要想法獲取政權，在朝的要維護其既得的政權；中外古今，無有例外。」

    歐美的政黨都是以政績來維護政權，無論內政外交、經濟文化，執政當局總是處處為國家前途著想，時時替人民的福利打算。

    只要政績良好，人民自然擁護政府，政權自然不會動搖。

    這是一條積極的以政績來維護政權的道路。

    相反，國民黨走的是一條消極的只知道加強政治控制來維護既得政權的死路。

    「歷觀往史，沒有一個政府能夠不顧人民而猶能長久維持其政權者。不顧人民苦樂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國家社會得到健全的發展。……政績窳敗，人心怨憤；人心怨憤，政權動搖；政權動搖，執政者的控制勢需加緊；壓制越緊，反動更烈。如此循環，互為因果，而終必全盤傾潰，不能收拾。」

    在這個似是而非的文件中，隻字不提的領導，隻字不提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應當是無產階級先峰隊。

    隻字不提無產階級作為領導階級，無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還是社會主義階段都是如此。

    顯然，在這裡，完全混淆了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國民黨蔣介石家族獨裁統治與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事物。

    顯然，任何政黨都是代表一定的階級，而它總是時時替他所代表的那部分階級著想和打算。

    而決不是抽象地代表所謂的人民。

    因為，人民中是有階級劃分的。

    而這種劃分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

    否認政黨的階級性，實際上就是企圖把資產階級政黨冒充無產階級政黨，企圖矇混過關，搞暗渡陳倉那套政治欺騙手段。

    在這種前提下，所謂終止一黨專政，實際上就是徹底反對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這個意義上，夾邊溝那些不幸者，他們的苦難應當歸罪於羅隆基張伯均儲安平等人；沒有他們不自量力主動向宣戰，怎麼會讓他們遭受如此慘劇呢？

    所以，五七年反右運動，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開門整風運動中民盟領導層對發起的政治戰爭的繼續；如果要說責任的話，首先應當怪羅隆基張伯均等人。

    如果沒有他們首先開戰，也就不會有後來的反右。

    事實上，和在開展開門整風的運動中早就明確地指出，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向多提意見，但羅隆基張伯均等人大大地超越了這個界限。

    這就等於公開宣戰。而今天那些企圖替右派翻案的人，首先把責任完全推給為首的中國人，卻隻字不提，羅隆基張伯均儲安平等人首先向開戰這一事實。

    從這一點上來說，那種所謂的「引蛇出洞」說是多麼無恥！！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同中國民盟所結成的統一戰線，從一開始就是不穩定的。

    是在面臨著共同的強敵而臨時結成的。而他們的階級基礎是完全對立的。

    當這個強敵完全消失不見後，隨著階級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這個同盟也就瓦解了。

    然而，這一點未能被和等領導人所認識到。

    因而沒有事先採取措施。

    這才是反右運動中最大的錯誤。

    在這一點上，更是糊塗，他競然說剝削有理。

    實際上是等於把大門開向那些對持有敵意的同盟者們。

    由此導致在突然出現的政治宣戰面前被打了個潰不成軍。

    而倉促上陣的反擊，則打了個稀里糊塗。

    不僅把真正的右派打了不說，連帶著把一大批並非真正的右派，而是提了些正確意見的，甚至與開門整風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人打成右派。

    更重要的是，受右派欺騙的一大批人，他們或多或少犯了些錯誤，但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也就是盲目跟風。

    是可以經教育改正過來的人民的一分子，都被打成右派。

    從這一意義讓說，57年反右實際上是一次失敗的反右。

    它導致的結果是很不好的。

    右派思想沒有被真正打掉。反而使人民受到衝擊。

    這就不得不聯想到，今天那些仍然主張民主憲政的人，他們的真實目的是什麼。

    這是值得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