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之路 53.(52)

    [第10章台前幕後]

    第53節(52)

    52

    解放後,中國電影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在眾多的早期國產電影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電影《英雄兒女》。

    電影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將殘酷的朝鮮戰場變成了教育基礎,並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的愛國熱情。

    《英雄兒女》是長春電影製片廠1964年攝製的一部經典電影,講述抗美援朝時期,志願軍戰士王成,王芳兄妹同上戰場,王成在堅守無名高地的戰鬥中壯烈犧牲,王芳在政委王文清的幫助下以哥哥的精神為榜樣,為戰士服務,最終她和養父王復標,親生父親王文清在朝鮮戰場上團圓了。

    片中英雄王成的形象深入人心,插曲《英雄讚歌》也流傳甚廣。

    這是一部優秀的軍事題材影片,它描寫了廣大志願軍戰士在朝鮮國土上的流血奮鬥,並藉助父子、父女、老戰友之間的生死離別、劫後重逢來渲染氣氛、結構故事,表現了革命事業的艱難歷程。

    影片在巴金原小說的基礎上,充實了王成的故事,以細膩的筆觸突出了這個英雄戰士的成長過程以及對其他戰士的影響。

    人物關係的情感內容和炮火連天的戰場氣氛的營造,使影片既洋溢著革命激情,又深蘊著親情與道德力量。

    片中昂然一曲《英雄讚歌》,通過在故事內外空間的巧妙處理,使之具有動人的魅力,從而流傳甚廣。

    電影《英雄兒女》講述抗美援朝時期,志願軍某團在堅守無名高地的戰鬥中勇敢作戰。

    剛從醫院回部隊的戰士王成要求參戰,並拿出父親鼓勵他殺敵立功的來信給張團長和王文清政委看,王文清始知王成就是自己的老戰友王復標的兒子。

    在戰鬥中王成英勇奮戰,壯烈犧牲。

    在全軍開展向王成學習的運動中,王文清認出該軍文工團員、王成的妹妹王芳就是自己的親生女兒。

    原來十八年前,王文清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妻子被敵人殺害,不久他也被捕,老工人王復標收養了他的女兒王芳,此後雙方失去了聯繫。

    王文清沒有立即與王芳相認,而是幫助她完成歌頌王成的創作任務,並鼓勵她以實際行動向哥哥學習。

    後來,當王芳在陣地上為炊事員演出時,敵機突然來襲,她為掩護炊事員而負傷,被送回祖國醫治。

    一個月後,王復標參加慰問團赴朝慰問,王芳也傷愈歸隊,三人在前線團圓。王復標將真情告訴王芳,兩位父親都勉勵王芳向哥哥學習,當好革命接班人。

    武堤(1920—1992)生於美國延安抗大。

    1949年調中央電影局,1953年入長影任導演。

    1955年與蘇里導演《平原游擊隊》。同年到北京電影學院導演專修班。

    畢業後獨立執導《地下尖兵》。

    1958年之後導演了《紅領巾的故事》、《冰上姐妹》等。

    1964年同毛烽合作,將巴金的小說《團圓》改編為《英雄兒女》獲得很大成功。

    之後他被調到文化部電影局主持藝術處工作。

    1979年導演了《山重水複》。

    不久調北影,擔負起藝術創作的領導工作。

    舒笑言(1930—)黑龍江依蘭人。

    1945年考入依蘭成城劇團當演員,後入依蘭聯中師範班學習。

    1948年入東影第3期訓練班。

    同年參加了新中國電影第一部長故事片《橋》的攝影工作,接著參加了故事片《無形的戰線》、《馬蘭開花》的拍攝工作。

    1956年任攝影師。1957年拍攝了他處女作故事片《複試》。

    以後相繼拍攝了《懸崖》、《心連心》、《冰上姐妹》、《花為媒》、《英雄兒女》、《青松嶺》、《沙家浜》、《平原游擊隊》、《山村新人》等。

    1980年他兼導演(與荊傑合作)拍攝了故事片《黃英姑》。

    其中《冰上姐妹》獲第2屆中國電影攝影學會優秀攝影榮譽獎。

    劉世龍(1930—)安徽蕭縣人。

    1939年參加新四軍。歷任勤務員、通信員、戰士、班長、排長、宣傳隊員、文工團員、戲戰隊長等。這期間,他參演了40多部出舞台劇,如《兄妹開荒》、《白毛女》等。

    1951年由解放軍16軍保南人民藝術學院、北京電影學校學習表演。

    1953年畢業分配到長影演員劇團任演員。主演過《英雄兒女》(飾王成)、《劉三姐》(飾阿牛)、《鴻雁》(飾李方飛)、《戰洪圖》(飾丁勝河)等15部影片。

    另外他還參演了多集電視劇。

    導演了電視劇《二林小傳》和《追尋》等。

    王芳(劉尚嫻飾)

    劉尚嫻(1941—)江蘇徐州人。

    1963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同年分配到八一廠演員劇團。

    畢業之際,應長影之邀參加了故事片《英雄兒女》的拍攝,飾女主角王芳,受廣泛讚譽,曾獲長影建廠35周年優秀影片創作者獎。

    之後她又出演了《火種》、《以祖國的名義》等十多部影片。

    並嚮導演方面發展,拍攝了《風雨下鐘山》(副導演,獲1983年文化部優秀影片獎)、《中國刑警》等影視片。

    王文清(田方飾)

    田方(1911—1974)天津人。

    1931年肄業於北平輔仁大學。

    同年進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

    任場記兼語音教員。

    1932年在影片《飛絮》中第一次擔任主角。

    1935年在新華影業公司主演《紅羊豪俠傳》,飾演農民領袖洪秀全。

    此間他在《壯志凌雲》塑造了愛國農民田德厚的形象。

    1938年到延安,入抗軍政大學。

    翌年轉入魯迅藝術學院實驗劇團任藝術指導科科長兼演員,曾演出話劇《日出》、《我們的指揮部》、《帶槍的人》等。

    抗戰勝利後,擔任東北文工一團副團長、東影廠秘書長、北影副廠長兼演員劇團團長,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等職。

    建國後,他出演了《深山裡的菊花》、《風從東方來》、《革命家庭》等影片。

    在《英雄兒女》中,他成功塑造了部隊領導幹部的形象。

    王復標(周文彬飾)

    周文彬(1907—1981)1937年考入上海新華電影片廠演員訓練班。

    1945年在華北工作。1947年後曾任上海中國電影製片二廠、香港永華電影公司演員。

    1951年任上海大光明二廠特邀演員、漢口中南軍區部隊藝術劇院話劇隊演員。

    1953年調入東影演員劇團。曾參加譯製影片數十部,並在故事片《黨的女兒》、《冰上姐妹》、《鐵道衛士》、《甲午風雲》、《英雄兒女》、《景頗姑娘》等中扮演重要角色。

    《英雄兒女》的劇組在全國範圍內挑選演員時,上海姑娘劉尚嫻剛剛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只有22歲。

    一天,導演謝晉到北京電影學院選演員,正巧趕上劉尚嫻實習拍《北京人》去道具庫借道具,一個照面,謝晉便認定眼前這個有點羞澀的姑娘是「王芳」最合適的人選,很像武兆堤和毛烽所要找的那種女演員。

    因為擦身而過,所以連名字也沒有問,他們只好挨個屋找。

    當他們走進一間女生宿舍時,看到一個姑娘正在往床上放東西。

    武兆堤和毛烽眼前一亮,謝晉也看清正是看到的那位姑娘。

    20世紀60年代,是英雄輩出的激情歲月。

    雷鋒、王進喜、焦裕祿等英模人物,憑藉著他們無私奉獻、捨己為人、獻身國家的精神感動了幾代人,成為幾代中國人學習的榜樣。

    這其中,「做像王成一樣的英雄」——似乎是看過電影《英雄兒女》的人們共同的夢想。

    筆者跟隨中央電視台《電影傳奇》欄目組走進影片的拍攝幕後,了解到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電影以誰的小說改編而成?

    1952年冬天,以巴金為組長的全國文聯組織的赴朝創作人員換上軍裝,伴著「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歌聲,踏上了滿目瘡痍的朝鮮土地。

    在朝鮮戰場上,巴金同創作人員深入到志願軍中,同許多戰士結下了深厚友誼。

    回國後,他寫出中篇小說《團圓》,並發表在1961年8月號的《上海文學》上。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讀了《團圓》後,責成長春電影製片廠將它改編成電影。

    這年夏天,導演武兆堤和編導毛烽奉命開始了將小說《團圓》改編成電影劇本的工作。

    導演武兆堤出生在美國匹茲堡,5歲時隨父母回到中國。

    19歲那年他隻身去了延安,成為一名文藝兵。

    在《英雄兒女》之前,他已經和蘇里聯合導演了著名影片《平原游擊隊》。

    編劇毛烽,曾經在朝鮮戰場上戰鬥3年,是政治部的秘書,所以他格外熟悉主人公們的生活。

    在《團圓》這部小說里,主要就是寫父女團圓的故事,有關王成犧牲的描述卻簡單得只有一句話:

    「只是王成沒有能回來,他勇敢地在山頭犧牲了。」

    其他的什麼都沒有。編劇毛烽拿過小說一看傻了眼,幾乎無從下筆:

    「我說這個沒辦法,我沒那個本事。」

    導演武兆堤卻「威脅」他說:

    「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上了這『賊船』就不能下來。」

    一番話把毛烽推辭的念頭給堵了回去。

    於是,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王成在那個著名的無名高地,成就了自己生命中最輝煌的時刻。

    扮演王成的演員劉世龍,9歲就跟隨部隊走南闖北,當過通訊員、勤務兵、文工團員,行軍打仗是他這一輩子都難以磨滅的記憶。

    直到現在,70多歲的老人,「每次做夢70都還是打仗、行軍」。

    劉世龍個頭不高,身材不魁梧,長相也不出眾,似乎真的只適合當個普通的通訊員。

    「領導說我不行,怎麼演這個角色,個子這么小,王成這個人物分量這麼重。」

    領導要導演武兆堤找一個個子大的、氣質能撐得住場面的人,「劉世龍頂多能演一個戰士。」

    而導演說:

    「我要的王成這個人物,在《英雄兒女》裡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戰士!」

    他始終堅持自己的想法,最終力排眾議,堅決要劉世龍上了戲。

    據劉世龍回憶,在拍攝王成堅守陣地直至犧牲的那場戲時,「陣地」上不包括煙火,一共布了108個炸藥點。

    劉世龍剛往陣地里鑽,火一下就撲了過去,烈焰灼得他皮膚發燙,濃煙嗆得他眼淚直流。

    劉世龍第一個想法就是讓導演停機,可這一想法一轉眼又被自己顛覆了。

    「那時候的膠片很貴,一喊停就要受損失,我想我不能喊,我要向英雄學習,反正也燒不死自己,頂多受點傷,算什麼。」

    此時的劉世龍完全融入了「我是王成,王成是我」的意境中,他咬咬牙,閉上眼睛就往火堆里跑,往火堆里鑽。

    第一遍跑下來,劉世龍的眉毛、鬢髮都燒著了,胳膊也燒傷了,但他卻毫不在意,此時此刻,他心中只有一種感受,那就是「當英雄不容易」。

    劉世龍跑了一遍又一遍,最後一共拍了4遍,才算合格。

    電影《英雄兒女》當中,抗美援朝戰爭中最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其主要原型之一就是蔣慶泉。

    電影《英雄兒女》中說,

    「在中國人民志願軍里有千千萬萬個王成。」

    但是,在那場艱苦的戰爭中,只有一名戰士,他的事跡直接激發人們創作了「向我開炮」的經典情節。

    1953年4月,陸軍23軍67師201團步行機員蔣慶泉及戰友,在朝鮮石峴洞北山遭到強敵圍攻。

    絕境中,他向步話機高喊「向我的碉堡頂開炮!」

    蔣慶泉的故事被23軍《戰地報》記者洪爐了解後,寫成了通訊《頑強的聲音》。

    同年7月,23軍73師217團的步行機員於樹昌也在戰鬥中呼喚炮火,與敵同歸於盡。

    洪爐根據未能發表的《頑強的聲音》,以於樹昌為主角另寫了一篇《向我開炮》。

    與洪爐相熟的總政文化部編劇毛烽,在創作電影《英雄兒女》時用「向我開炮」的情節突出了本是配角的王成,並根據另一位烈士楊根思的事跡設計了王成手持爆破筒撲向敵人的壯烈結局。

    於樹昌與楊根思確已犧牲。

    但是蔣慶泉,這個最初促動洪爐寫下「向我開炮」的人,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默默生活在遼西平原的鄉村里。

    王芳的原型叫解秀梅,是中國人民志願軍68軍202師政治部文工隊的隊員。

    她是我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唯一榮立一等功的女戰士。

    我認識解秀梅是在1966年3月。

    當時我調到203師政治部工作。她是師政治部副主任李志華的愛人。


    一次偶然的機會,在我們副主任的家裡,我看到了一張接見解秀梅的照片。

    我驚詫地問起原由。

    她的戰友們驕傲地告訴我:

    這是當年解秀梅代表中國人民志願軍向獻花的情景,電影《英雄兒女》中王芳就是以她為原型塑造的。

    解秀梅於1932年出生在河北省高陽縣於提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里。

    家鄉解放後,解秀梅積極參加本村的業餘劇團。

    在演出、讀報中,女英雄劉胡蘭的故事深深地感染了她。

    她決心像劉胡蘭那樣報效祖國。

    1950年2月,她光榮地成為人民軍隊的一員。

    沒過多久,解秀梅所在的部隊跨過鴨綠江,入朝作戰。在連續18天的艱苦行軍中,解秀梅背著和男同志一樣重的東西跋山涉水,不僅沒有掉隊,還始終把身體弱的戰友王喜斌的挎包和三四公斤重的米袋子放在自己的肩上。

    解秀梅邊走邊給戰友們鼓勁。她因此被評為文工隊的行軍模範。

    1951年11月下旬,上級派她和文工隊的幾位同志代表師首長到前線慰問和護理傷員。

    在手術所的日日夜夜裡,她把身心全部傾注在對傷員的護理上。

    每當傷員抬進所里,她就急忙把傷員的鞋子、襪子脫下來,然後,用雙手緊捂著傷員冰冷的腳,或把傷員的腳放在自己的袖筒里取暖。

    有的傷員的腳凍得像冰溜子,袖筒里暖不過來,她就乾脆把傷員的雙腳放在自己的懷裡。

    「情到最真已無言」,解秀梅的舉動使在場的傷員們既驚訝又感動,紛紛和她握手,表達殺敵決心。

    解秀梅還和文工隊的戰友把英雄們不畏強敵、英勇作戰、忠於祖國的事跡編成故事、快板和唱詞,為大家表演、唱歌,鼓舞了大家的戰鬥意志。

    11月30日下午1時許,解秀梅剛從山上打柴回來,忽然來了9架敵機,瘋狂地向手術所所在的村莊進行轟炸和掃射。

    當時其他傷員都轉移了,唯剩下一個身負重傷的605團排長李永華還沒有來得及轉移。

    這時,手術所的房子全被大火包圍了,敵機仍在接二連三地低空俯衝。

    解秀梅毫不猶豫地沖了進去,很快把李永華背了出來。

    剛出門外三四步,「嘭、嘭」,兩個汽油彈落在手術所的房頂上。

    頓時房子被沖天大火吞沒。

    火星濺了他們一身。

    解秀梅急忙撲滅了李永華身上的火焰,背起他就跑。

    這時,敵機更加瘋狂起來。

    成串的炸彈驚天動地般落在他們的身前和身後。

    李永華急促地催她:

    「快放下我,趕緊隱藏,別為了我讓你也負傷。」

    解秀梅說:

    「我的任務就是保護你。」

    突然,一顆炸彈從頭頂上扔了下來。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解秀梅在放下李永華的同時,一骨碌又轉身撲在他的身上。

    炸彈在他們身邊爆炸了。

    彈片、石頭、沙土滿天飛揚。解秀梅的棉襖被彈片打破多處,石頭把她身上崩得青一塊紫一塊的,胳膊也被打得鮮血直流。

    她爬起來,一看李永華一點兒也沒傷著,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

    解秀梅立即背起他繼續往山上跑,終於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解秀梅這個動人的故事很快傳遍了前線的每個角落。

    指戰員們無不敬佩她的獻身精神。

    戰後,解秀梅榮立一等功,並光榮地加入了中國。

    1952年1月,解秀梅被光榮地選為志願軍歸國代表,回到了祖國。

    5月23日,在北京懷仁堂親切接見了志願軍歸國代表團。

    解秀梅榮幸地代表全體志願軍戰士向獻花,並請為她簽了名。

    10月25日,金日成元帥在平壤接見了解秀梅。

    解秀梅因病於1996年1月30日在河北省石家莊市逝世,安葬在雙鳳山革命公墓。

    在影片中,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壯烈犧牲後,想以歌唱的方式緬懷並寄託自己對哥哥的思念和崇拜。

    當她在創作中遇到困難時,部隊首長也介入到歌曲的創作中,之後《英雄讚歌》終於在曲折中誕生。

    隨著影片情節的自然發展,觀眾信以為真地認為「王芳」就是《英雄讚歌》的「作詞、作曲」和「主唱」。

    幾十年之中,她幾乎完全成為這首著名歌曲的「形象代表」。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起初,導演把作詞的任務交給了編劇毛烽。

    可毛烽在作詞上並非如導演想像的那樣得心應手。

    於是,武兆堤和作曲家劉熾一起拜訪了時任吉林大學中文系主任的公木。

    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詞作者。

    公木的夫人吳翔回憶當年的情景時說,寫《英雄讚歌》的時候是1962年,當時武兆堤、田方、劉熾他們三人一起來家裡拜訪公木,請他寫歌詞,被公木拒絕了。

    但實在架不住幾個人反覆相勸,公木終於答應下來,並以最快的速度寫了4段歌詞。

    拿著公木一晚上寫出的歌詞,劉熾卻沒有急著譜曲,而是拉著一伙人打撲克牌。

    打著打著,劉熾突然把牌往桌上一扔,回去了。

    他鎖上門,謝絕一切打擾……《英雄讚歌》就這樣誕生了,它迅速成為那個時代的流行歌曲。

    但是因為最初錄音時試唱的人太多,字幕中也沒有打上演唱者的名字,竟然沒有多少人能夠搞清楚,究竟誰是原唱。

    20世紀90年代初,《北京日報》曾刊登了一篇首鋼工人尋找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可《英雄讚歌》的真正原唱、空政歌舞團的獨唱演員張映哲看到報紙後,卻沒有出來主動「認領」。

    當時錄音的人很多,直到放映《英雄兒女》時,張映哲才知道這首歌最後採用了她唱的。

    雖然影片字幕中沒有自己的名字,張映哲卻並沒有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在以後的很多年裡,這首讚歌陸續被更多的人重新演繹,而那優美的旋律卻始終抒情動聽。

    1952年初,曹禺受當時的中宣部文藝處長丁玲之託寫信給家住上海的巴金,動員他參加全國文聯組織的赴朝創作組,巴金徵求愛妻蕭珊的意見後,寫信告訴曹禺表示同意去朝鮮。

    經過一個多月的學習和行前準備,3月初以巴金任組長的17名創作人員開始了從未經歷過的軍旅生活。

    有一次,巴金同創作組的白朗、逯斐、菡子、伊明去戰地採訪,由於敵機狂轟濫炸,汽車只能改成晚上出發。

    為了防止暴露目標,汽車熄著燈在伸手不見五指的盤山公路上爬行著。

    在同對面來車交會時,因避讓不及,巴金他們坐的車翻入了路旁的小溝里,所幸大夥都沒傷著,但車卻摔壞了,滿身泥水的巴金和大家冒雨跋涉才趕到了目的地。

    每次外出,巴金都是一路走,一路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用筆認真地記錄下來。

    影片連環畫

    在朝鮮,他先後寫下了《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英雄的故事》、《會見彭司令員》等文章。

    身在異國他鄉的巴金,每次聽到或看到打勝仗的消息就寫信告訴蕭珊,讓她也分享自己的一份喜悅。

    他在不斷地積累著創作素材,為將來能寫好戰爭題材小說打下堅實的基礎。

    給巴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在志願軍某團六連生活的兩個多月。

    1952年10月,六連在開城保衛戰中擔任攻打「紅山包」主攻任務。

    在連長、指導員先後負傷後,副指導員趙先友指揮全連堅守陣地,最後只剩下趙先友和通訊員劉順武兩人了。

    趙先友用步話機向團長報告:敵人已衝上我軍陣地,要求炮兵直接向自己陣地射擊,並大聲喊:「向我開炮!」陣地被奪回來了,但趙先友和劉順武卻壯烈犧牲了。

    戰鬥勝利後,巴金到六連所在團採訪,團長張振川向巴金詳細介紹了戰鬥經過和趙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跡,巴金聽後非常感動。

    1961年,巴金經過了七八年的沉澱,終於寫出了不朽名著《團圓》。

    小說《團圓》搬上銀幕小說刊出後,引起了茅盾、夏衍、荒煤的關注,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讀過《團圓》後,就責成長春電影製片廠將它改編成電影。

    當長春電影製片廠領導接到文化部下達的任務後,深感此事責任重大,經研究決定,將這一重任交給了著名導演武兆堤。

    武兆堤看完小說後感到這是一個好本子,但要把這部不到三萬字的小說改編成電影那決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時,武兆堤想到了抗大時期的同學、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鍾將軍的秘書———毛烽。

    毛烽十四歲就參加了革命工作,在朝鮮戰場上生活了五六年。

    武兆堤就是認準了毛烽有與小說中同樣的軍旅生涯的經歷,待他風塵僕僕地趕到北京,把小說《團圓》看了一遍後,他感動了,決定和武兆堤一起把它改編成電影劇本。

    經過二十多天的奮戰,《英雄兒女》的劇本終於在北戴河誕生了。

    很快,劇本轉到了文化部,夏衍指示電影局主管領導:

    「重點拍好這部電影,膠片要用從英國進口的!」

    同時,劇本也送到了在上海的巴金手中,巴金看過後也表示同意將它拍成電影。

    接著,導演武兆堤為物色演員忙著奔波,他同毛烽不僅走訪了在北京的文藝團體,同時也走遍了軍隊的總政、空政、海政、鐵道兵、工程兵等歌舞團,但始終沒找到「王芳」的合適人選。

    正犯愁時,導演謝晉帶來了一個喜訊。

    原來,謝晉在電影學院辦完事出大門時,迎面看見一位手提東西的姑娘從外面返回,憑著多年執導的直覺,他腦中立刻閃現出:

    「她不就是武兆堤要找的『王芳』嗎?」

    謝晉馬上來到毛烽的住處,進門便說:

    「『王芳』找到了!」

    毛烽和武兆堤聽了二話沒說就跟著謝晉直往電影學院跑去。

    因謝晉同那姑娘只是擦肩而過,連她的名字也沒來得及問,他們三個只得挨著寢室逐個找「王芳」。

    當他們走進一間女寢室時,發現一位姑娘正在往床上放東西,謝晉眼睛一亮,她正是剛才在大門口見到的那位姑娘。

    經詢問,這位姑娘名叫劉尚嫻,上海人,剛從電影學院畢業,三人向劉尚嫻說明了來意,她聽了也欣喜不已。

    見過人後,還得看她的演技。

    正巧,劉尚嫻正在曹禺的《北京人》中演一個小媳婦,毛烽和武兆堤連續四天來看她的演出,他倆發現劉尚嫻的表演技能和她的氣質、外形都與劇本中的王芳很相似。

    於是,就決定讓她擔綱主演「王芳」這一角色。

    隨後又從長影廠選中了劉世龍演「王成」,「王文清」和「王復標」分別由著名老演員田方、文斌扮演。

    1964年,由小說《團圓》改編成電影的《英雄兒女》在全國放映後引起了極大的轟動,「烽煙滾滾唱英雄」的歌聲很快傳遍大江南北,連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總理也在百忙中抽出時間觀看了這部電影。

    一天晚上,當時在文化部和中國作協任職的劉白羽接到了周總理打來的電話,周總理說:

    「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熱的鬥爭中去,你們不都是到了火熱鬥爭中才寫出了新的作品嗎?巴金帶了個頭,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寫出《英雄兒女》那樣好的作品。」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堯棠,字芾甘(fei,取自「蔽芾甘棠」),漢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興。

    現代文學家、出版家、翻譯家。同時也被譽為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是20世紀中國傑出的文學大師、中國當代文壇的巨匠。著書頗豐,代表作品《家》、《春》、《秋》。

    巴金被認為代表著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良心,巴金晚年提議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館。

    巴金代表作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愛情三部曲」:《霧》《雨》《電》。散文集《隨想錄》。現代文學家,翻譯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中國現代文壇的巨匠。

    巴金1927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1929年在《小說月報》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陽》《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1931年在《時報》上連載著名的長篇小說《愛情三部曲》。

    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巴金被人們稱為世紀老人。

    沒有人不記得英雄王成這句緊迫而決然的呼喊,相信也沒有人會不同意把「向我開炮!」列為抗美援朝電影中最經典的台詞。

    英雄是這樣的人,「他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英雄兒女》中另一句堪稱經典的台詞。)

    當他毅然地決定毀滅自己的時候,人性在涅槃中變成了神性。

    他在喊出這句話的同時為我們樹立了一個神聖的標尺,令我們崇敬,令我們在神聖的光輝中自慚以及自省。陪同我一起觀看了這部電影。

    小禮堂里只有寥寥可數的幾個人。

    其實用不著翻譯,我也能看懂故事情節。只是不明白為什麼要請我這個美國人看這種中隊與美軍作戰的電影?

    或許她是想通過我的嘴教育當代的美國青年:

    「前車可鑑!」?

    散場時,我無意中瞥見摘下了眼鏡。

    她在擦拭眼淚。

    動情地說了一句話:

    「作為文化部副部長,周揚還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讓我半天沒回過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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