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之路 56.（55）
[第10章台前幕後]
第56節（55）
551967年2月，他被誣為「二月逆流」成員，多次受到批判。
他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忍辱負重，以堅韌不拔的毅力，盡最大的努力處理國務院的日常經濟工作，以減輕周恩來總理的一些負擔。
1968年他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廠勞動。
「九?一三」事件後，繼續擔任國務院的領導工作，並任軍委辦公會議成員。
他積極籌劃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霍林河煤礦、焦枝鐵路的建設和武鋼一米七軋機的引進。
在堅持自力更生方針的同時，他大力支持從外國進口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和單機的方案。
他積極支持建設遠洋船隊。
他還參加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談判，接待會見了許多重要外賓，為恢復和發展同各國之間的友好關係，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文革」後期，他積極協助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鄧小平，落實幹部政策，大力整頓社會秩序和生產秩序，維護安定團結，特別是抓緊了對鐵路、鋼鐵、煤炭等戰線的整頓，使經濟形勢日益好轉。
1976年，在粉碎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是主要決策人之一，為從危難中挽救黨、挽救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
此後，仕途平步青雲扶搖直上。
1977年，在黨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軍委常委。
他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積極領導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他提出要充分重視和正確運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力量；在加強綜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發揮部門、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改革計劃、財政、物資、內外貿易和企業管理體制，以適應四個現代化的需要；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同時，積極大膽地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
他堅決主張並親自指導上海寶山鋼鐵廠項目的建設和技術設備引進工作。
儘管賠了不少的錢，但最後好歹還是煉出了一爐鋼。
當時全國搞了十大項目，最後也只有上海寶鋼和陝西咸陽彩電廠舉行了完工典禮。
足足地給日本人交了一大筆「學費」。在世界經濟危機中挽救了日本，也挽救了自民黨。並成功地將所有「責任」都轉嫁到了華國鋒同志的頭上。
他積極支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強調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優良傳統，努力克服「左」的傾向。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及其以後，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協助鄧小平領導全黨實現歷史性的偉大轉折，制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
他積極推動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
並為某些表示過「永不翻案」，不好意思自己出面喊冤的同志，徹底地翻了案。
1979年3月，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參與領導調整國民經濟的工作。
他完全贊同並一貫支持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
在資本主義泛濫成災，勢不可擋，順者昌，逆者亡的危機關頭，他急中生智，巧妙地在資本主義前面加上了「社會主義特色」幾個字，再一次挽救了中國革命，挽救了中國。
他堅決主張充分肯定的歷史地位和思想，正確地評價的功過是非。
他積極推動改革開放和全面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項工作。
1982年9月，他在第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83年6月，他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此後，他去許多省市視察工廠、企業、港口、工程項目、經濟開發區和農村，了解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情況，指導工作。
從1981年春到1988年，他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工作。
他密切注視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參與調整對外政策，及時處理國際上發生的一些重大問題。
他會見了許多重要外賓和友好人士，先後出訪了亞洲、非洲、歐洲、北美洲等20多個國家，向世界各國闡明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紹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改革開放的方針。
1988年4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主席。
他繼續關心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努力維護國家的社會政治穩定，堅決支持以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
他根據我國中國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積極推進政協的組織制度建設。
他倡導和支持政協委員和各界人士參政議政，進行調查研究，鼓勵他們就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發展科學技術、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等方面提出建議，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
他為加強各黨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團結，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
他積極推動海峽兩岸的交往，廣泛接觸海內外有關人士，衷心希望早日實現祖國統一大業。
他指導全國政協積極開展人民外交活動，增強與各國人民和團體的友好往來。
他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祖國的統一大業，戰鬥到最後一息。
不愧是德高望重，功勳卓著，深得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愛戴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他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具有堅定的信念，對黨、對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限忠誠。
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始終堅韌不拔，不屈不撓，堅持鬥爭。
他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和才華，善於把馬克思主義與實際相結合，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創造性地進行革命鬥爭和領導經濟工作。
他具有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一貫顧全大局，堅持原則，維護團結，模範地遵守黨的紀律。
他襟懷廣闊，光明磊落，謙虛謹慎，愛護幹部，善於發現和珍視人才。
他廉潔奉公，生活儉樸，嚴格要求子女。
他是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學習的榜樣。
同志的崇高思想風範是激勵我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的寶貴精神財富。
我們緬懷同志，就是要學習他的光輝思想、崇高品德、高尚風範，使之成為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我們要學習同志信仰堅定、始終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崇高品格。
同志對理想始終抱有必勝信念，無論遇到什麼艱難險阻都毫不動搖、毫不退縮。
他一生遭遇許多險境、逆境、挫折，始終堅韌不拔、樂觀向上、英勇鬥爭。
他說：
「革命軍人要堅決與勇敢。對革命決不動搖，對敵人決不投降。頭可斷，真理不可丟，這是我們的美德。」
「要保持和發揚革命氣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他用自己的行動告訴我們，只有具有對崇高信仰的堅定性，「才能保持永久的熱情和毅力，才能迸發出驚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對黨、對國家、對人民、對孕育和繁衍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土地，產生無限的熱愛和血肉相關的情感」。
我們要學習同志勤於和善於學習、堅持群眾路線、創造性開展工作的優良作風。
同志出身貧寒，只念過3年私塾，是在革命鬥爭和工作實踐中成長起來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他說：
「我是一窮二白，一無所有，什麼工作方法，指揮水平，領導藝術，都是學來的。」
善於向書本學習、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向一切內行的同志學習是他的鮮明特點。
堅持實事求是，貫徹群眾路線，深入調查研究，是他一貫堅持的工作方法。
他強調：
「我們人，任何時期都必須依靠群眾，一切工作都必須將群眾發動和組織起來。為此，就要深入到群眾中去，同他們交朋友、談心，了解他們的基本要求，啟發他們的覺悟，解決他們的問題。」
在革命戰爭年代，同志每到一個地方，總能紮下根來，發展壯大革命隊伍，創建起根據地，開創出新局面；在領導國家財政經濟工作期間，總能及早發現問題，向中央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
他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冷靜觀察和正確判斷形勢，創造性地解決實踐中的難題。
他提出的關於我國經濟建設的辯證法思想至今仍具有指導意義。
我們要學習同志堅持黨性原則、謙虛謹慎、顧全大局的優秀品質。
同志為黨和人民事業屢建奇功，但他從不居功自傲，始終謙虛謹慎、戒驕戒躁。
他說：
「我們一切事業的成功，是全黨力量的成功，也是全體幹部與群眾力量的成功，決不是個人力量的成功。我們不能把成功的事業，當成自己私人的家當。」
他具有極強的大局觀念，強調：
「凡是對全局有利的事情，大家都要勇於承擔義務，堅決去辦，而且一定要辦好。凡是對全局不利的事情，即使從局部來看是必需的、有利的，也決不能辦」。
他把為維護全局利益而犧牲個人和局部利益看作是黨性的體現，他說這件事情：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是，如果我們人連這一點都做不到的話，那就不可能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困難」。
同志始終自覺維護團結、遵守黨紀。
他說：
「黨的團結，軍隊的團結，幹部的團結，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是奪取勝利的重要保證。」
他善於發現和珍視人才，始終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反覆強調：
「是馬列主義的黨，不是幫派、小團體，不應該有『山頭』與地區之分，也不能以個人關係分親疏。提拔幹部只能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前提，決不允許搞歪門邪道」。
他作風民主，注意傾聽不同意見，善於營造使人敢講真話、暢所欲言的氛圍。
我們要學習同志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僕精神。
同志始終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表示「一個員，一個革命家，必須永遠保持革命熱情和奮鬥精神，把為人民服務，把改造客觀世界，當成自己的天職和應盡的義務」。
他把艱苦奮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人生座右銘，經常說：
「要與別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艱苦性，不與別人計較享受的優劣，更不允許貪污腐化」。
他長期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但在生活上始終保持勤儉樸素作風。
他經常叮囑家人要精打細算過日子，對子女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十分嚴格。
無奈在其「百年」之後，這些子女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中還是有人「口是心非」、「陽奉陰違」，很快便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成為了極少數首先富裕起來的「有錢人」。
至於他們的錢是不是靠「貪污腐化」得來的？
也只有：
「天知、地知、你知，我不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