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安德烈不知道什麼叫做浩如煙海、汗牛充棟,但是當他走進這座用籍構建起來的知識聖堂時,他感覺到了發自內心的謙卑感,就如同他第一次走進牛津大學博德利圖館的感受一樣。筆硯閣 www.biyange。com 更多好看小說
這還是他第一次在歐洲以外的區域,看到這麼多印刷精美的籍放在一起。雖然他看不懂這些籍上印刷的方塊字體,但是不少籍中夾雜的插圖,已經讓他明白這些籍並不是用來讚美神的教典。
和擁有這樣高度文化的國家相比,大不列顛群島果然相當於剛剛脫離野蠻生活的蠻族狀態。位於牛津大學的博德利圖館是大不列顛最大的圖館,但是在托馬斯.博德利爵士於1602年正式重建這座圖館時,他花了無數精力收集到的圖也不過才區區2000餘冊,還不及此處的百分之一。
當然這並不是說歐洲的文化太過落後,比如金尼閣一次性就帶著教宗贈7000餘部運到了中國。之所以英國第一的圖館都搜集不到多少種圖,完全是因為現在的歐洲宗教鬥爭所造成的。
和中國不同,在歐洲雖然貴族擁有受到教育的權力,但是知識的傳承卻始終掌握在教會手中。11世紀因為東西教會分裂,導致天主教內部出現了內部抗議者。到了16世紀初,馬丁.路德以一篇《九十五條論綱》,正式宣告了意圖改革教會的新教教徒的出現。
在這一百年裡,新教勢力的興起,使得歐洲出現了新教聯盟的貴族聯盟。在這個時代,但凡是思想上開始的爭鬥,最終都會用武力來解決思想上的分歧。
新教徒雖然得到了歐洲下層民眾和一部分貴族的支持,但是在教義學術理論的積累上,興起不到百多年的新教教士們,必然要弱於已經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天主教教會。在這種狀況下,昔日秦始皇使用過的焚坑儒之策,新教教士們自然也不例外的使用上了。
而新教國家中,實施這個政策最為激烈而徹底的,自然還是英國人。在1536~1539年英王亨利八世實行宗教改革前,大不列顛群島上有著近千所修道院,這些修道院最古老的甚至可以追述到公元5世紀。
正因為這些修道院存在的歷史之久,所以這些修道院內也蘊藏著大量的手抄,但是在亨利八世實施宗教改革後,他關閉了800多座修道院,並焚燒並毀壞了約25萬冊圖,這其中不乏從羅馬時代流傳下來的典籍。
雖說在亨利八世的時代,中國的造紙術和印刷術已經傳入了歐洲。但是在這之前,歐洲的籍都是修道院的修士在羊皮紙上精心抄寫,並在封面上裝飾以金銀,籍完全是一種昂貴的藝術。
在15世紀中期,這樣一部羊皮價值一幢房子和一小片土地。因此小貴族家中基本看不到籍,只有大貴族家中才有昂貴的房存在,而籍也是以個位數居多。
1439年,牛津大學收到了來自英王亨利六世的叔父格洛斯特公爵漢弗萊的一筆慷慨捐贈,共有280冊,此事引起了牛津大學當局的重視。為了這批籍,他們決定要把圖館搬遷到一座更大的,而且位置處於大學中央的新樓里,並以公爵的名字命名了這座圖館。
而漢弗萊圖館便是博德利圖館的前身,當這座圖館被以宗教改革的名義毀於一旦後,才有了博德利爵士的重建活動。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運動,雖然奠定了不列顛王國的新教基礎,但是它對於英國文化上的摧殘也是顯而易見的。不過也正因為這種歐洲天主教傳統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得現在的英國可以比歐洲大陸其他國家更為開放,也更能接受新的關於科學的知識。
這也是為什麼,當安德烈被住所服務的中國人諷刺之後,不僅沒有惱羞成怒,反而開始對中國文化起了極大的興趣,想要見識一下,讓這些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文化究竟是什麼。
畢竟在艾薩克·牛頓爵士沒有誕生之前,英國在歐洲人眼中也不過就是鄉巴佬和海盜、小販組成的國家,根本沒有什麼文化可言。
安德烈一邊在櫃之間行走著,一邊好奇的拉著身邊的李伯安詢問著他所不明白的事務,從的內容、價格到柜上貼的標語,和擺放在櫃邊上,供人閱讀抄寫的桌椅,他對這個叫做中華局的一切都感到了極大的驚喜。
這裡的籍同歐洲相比,便宜的就像是白送的一樣。雖然印刷術和造紙術在歐洲各地的流傳,讓籍從貴族用來炫耀自己財富的奢侈,變成了普通貴族和富戶也能購置的起的知識載體,但一冊依然等於一名普通僱工的一周工資。
如果不是這些籍使用的是他所不了解的文字,他一定會買上一批作為自己在船上消磨時間的讀物。不過即便如此,他也打算弄上一本帶回國去,當做他這趟中國冒險之旅的紀念。
安德烈正一心想要找一本插圖多一些,比較具有中國風情的籍時,從他身邊經過的店員看著兩人不由停下微笑著建議道:「這位西洋客人如果想要購買外文籍的話,不妨跟我走,外文籍可不在這邊。」
李伯安有些詫異的看了這名店員一眼,才對安德烈翻譯了他的話。安德烈同樣感覺很驚訝,他有些愕然的說道:「這裡還有歐洲文字的籍?」
這名店員一邊向前方走去,一邊說道:「西洋文字的籍不多,只有不到20本,就在隔壁的房間內。」
李伯安同安德烈頓時不由自主的跟了上去,他們也很好奇,這大明的都城內有些什麼樣的外文籍。不過兩人心裡都覺得,這大約是某個商人從歐洲帶來的貨物。
他們跟著這位局職員穿過了幾個架,便走進了另外一件較小的房間內。同樣是雙排相對的架,中間留出了走人的通道,不過這裡的架幾乎比外間要少了一半。
領路的店員在第三排架前停了下來,他指著架中間一排籍說道:「兩位客人你們慢慢看,外文都放在這裡了。」
安德烈向店員道了謝之後,便走到了架面前,取出了籍翻看了起來。當他拿到手時,才發覺不對,這些並不是從歐洲販運過來的籍。
他看了一眼手中的籍名稱,《中文和拉丁語互譯詞典》,整本並不厚,只有260頁左右,但是聞著上面的墨香味,也知道這是一本新。
安德烈先是愕然,借著便抬頭向著架上望去,他細細數了數,這一排大約只有17本,但是沒有一本是歐洲運來的籍。
他好奇的翻了翻手中頁的內容,發覺裡面的拉丁文詞語並不是什麼胡編亂造的貨色,起碼寫作這本詞典的人,有很深厚的拉丁文素養,至少比他強多了。
詹姆斯一世在世時,一反前幾任英王對於教育事業的疏忽,大力扶持推動英國的科學研究和大學教育。
而偉大的英國戲劇家威廉·莎士比亞,用英語創作的戲劇和詩歌,充滿了優美的文字意境。這使得英國人開始正視自己國家的文字語言,在大學中開始推動用英語教學,而拉丁文則成為了科學研究使用的工具性文字,不再是英國上流貴族所使用的日常用語。
安德烈雖然會讀寫拉丁文,但是他不覺得自己能夠這麼貼切的使用拉丁文,為中文詞句進行注釋。他重新返回了封面,赫然看到作者的名字是尼古拉·特里戈,這顯然是一位歐洲人。
安德烈把手中的籍放到一邊,對架上的籍進行了全數的翻閱。架上的17本中,還有德語、義大利語、葡萄牙語、法語對中文的詞典,此外才是幾本很薄的雙語籍,顯然是用來進一步學習這些歐洲語言的。
尼古拉·特里戈的名字在大半數籍上出現了,安德烈想了想,便挑出了一本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這是一本近300頁的籍,採用的是拉丁文和中文雙語刊印。
他拿著這兩本同李伯安走去出入口的櫃檯前付款時,裝作不經意的問道:「這位尼古拉·特里戈先生是什麼人啊?」
店員低著頭給他包裝籍,頭也不抬的回道:「是一位西洋和尚,也是大明皇家科學院的一位院士,他的中文名字叫做金尼閣…」
雖然從店員的口中打聽到了尼古拉·特里戈的身份,但是安德烈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金尼閣是耶穌會的修士,同他這位清教徒根本搭不上什麼關係。估計對方不在明國皇帝面前說英國的壞話,就已經不錯了。
從局出來,微微有些失落的安德烈,看著街上人來人往的繁忙景象,他忽然心情又變得舒暢了起來。他這次前來中國,不僅同中國建立了正式的貿易關係,還為公司簽訂了一份每年100萬元的貨幣互換協議。
最重要的是,中國皇帝還允許他們在天津設立一個商館,並在北京派駐代表以作為雙方的溝通。當然對他自己而言,同中國皇帝指派的商人一起開辦蘇門答臘島採油公司,也是一個不錯的期待。
不過安德烈還是希望能夠同中國皇帝建立更為密切的關係,從而能夠保護自己和公司的利益,畢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馬六甲以北的力量實在是太弱了,這個地區不論哪個競爭對手都比英國人更為強大。他很擔憂,英國所獲得的通商利益,會如同安汶島上的英國商館一樣,再次被歐洲其他殖民者所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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