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大臣們猜測著皇帝到底是怎麼想的,卻也知道征倭一事就這麼定下來了。
唯獨和之前不一樣的地方,便是皇帝指定了三個人協助處理對倭征伐的種種機密事。
一個是假樞密使江辰,一個是曾經的戶政府尚書、如今入天佑殿的盧摯壘,另一個便是劉鈺。
這既在情理之中,又要意料之外。
當初軍改逐漸拿走了兵政府的權責,就有人看出來皇帝要繼續加強集權,尤其是對軍權的控制。
這三人征倭期間,明顯是作為皇帝的私人秘書,而非天佑殿那種有制度體系的秘書班子。
這三人各自有各自的官職和爵位,但是這一次對倭征戰的協理,卻又是個明顯的臨時機構,沒有名分。
至於日後會不會徹底改變,形成專職軍事的真正樞密院,甚至要對天佑殿進行改革,那就不得而知了。
刨除這三人的本職和名正言順的體制內身份,這三人名義上是沒有資格對下發號施令的。
最終不管是調兵、調糧、協調等等,還是需要天佑殿和六政府,皇帝作為其中的媒介,總領全局。
這樣一來,反倒是叫不少人心中一松,這麼看來,劉鈺已經就是等江辰這一輩徹底退下之後的軍方第一人了?
若真是這樣,未必不是好事。
軍改之後,軍方第一人打仗的時候自是有用,可不打仗的時候朝中政事的發言權就小得多。
註定掌兵的人,皇帝應該不會讓他參與太多政事。
也有人從今日的事上,猜測亦或者日後還會有什麼制度性的變化,六政府、天佑殿、還有那個初建未成形的樞密院,將來到底要搞成什麼樣,現在朝中都有些看不太懂了。
唯獨一點可以確定,劉鈺並未失寵,海軍的事,怕是另有內情於其中。
朝會散後,這三人第一次在禁城裡的一處房間內會了個面,皇帝自也在。
這裡距離天佑殿不遠,屋子裡也沒有其餘人,只有四個人,這畢竟不是個有編制的機構。
窗子上仍舊是窗紙,非是可以被外面看清楚的玻璃,屋子裡擺著降暑的冰塊,並無太監或者女官服侍。
劉鈺心道這回既是名正言順,又是名不正言不順,自己說話就算好使,但按照規矩就是放屁,最後還得皇帝出面走正規程序。
自己此時真是連個秘書都不如,有編制的秘書是有一定權責的,現在自己最多算是皇帝的門客,或者無職能的郎官,可以直接和皇帝說話甚至決策,但沒權……
剩下兩人,不管是江辰還是盧摯壘,除了這屋,那都是有公章的,自己現在就有一個私戳。
屋子裡的幾人都熟,早在武德宮的時候就聽過江辰的故事,之後一直在西北執掌大軍。
原戶政府尚書盧摯壘在朝中自是見過,但不熟,也不知道此人的性情,不過皇帝叫他參與此事的原因也能猜到,一是天佑殿成員,二是本為戶政府尚書,戶政府的一些情況也比較了解。
斗轉星移,新人換舊人,此時的天佑殿成員早不是當初劉鈺還是勛衛時候的老人了。
軍改在制度上還未完全改完,江辰這個樞密使的職位很尷尬。
江辰倒不尷尬,但樞密使這個職位很尷尬,現在的權和威望是江辰的,樞密使到底是個啥,現在還沒定下來。
以後到底歸於哪、還是由皇帝牽頭直管海軍部陸軍部把樞密院獨立出來、亦或是定製樞密使入天佑殿卡一個名額,現在還不明確。
估計皇帝也是在嘗試,尤其是想利用這一次對倭開戰嘗試一下將來到底怎麼搞。
變革總需要嘗試,但不管怎麼嘗試,抓住軍權這一點,皇帝倒是想的清楚。
小圈子比之在外面要寬鬆的多,不需要始終跪著亦或者皇帝特許不跪才行,皇帝居中坐著,劉鈺三人坐在矮墩上。
「此番征倭,大略已定。海權在我,處處可以登陸,劉愛卿先去倭國轉了一圈,倭人分兵之勢大致已成,我看這一戰也沒什麼好說的,你說呢?」
劉鈺這些年來滿腦子都是征倭的事,這是大順走出大海的第一步,也是確定東亞新型朝貢體系最重要的一步。
在大略上,他是把日本可能的動作都推演了一遍的。此時皇帝問起,他也不把話說的太滿。
「臣以為,倭人的選擇其實不多。」
「如果被臣逼得不得不分兵於各處,組織四五個分散各地的機動兵團,此戰簡單。只要陸軍上岸,大勢可定。」
「若是只管江戶、九州島,海軍或是運兵於釜山尋機,或是在琉球逡巡,見縫插針,不消半年,其國必亂。」
「如今大軍已集結威海,海軍一部也已會和松花江之兵,不日將占蝦夷。臣以為,如今大軍不宜先動,而是下令海軍先在釜山集結,以陸戰隊加上一部分陸軍在那紮營。人數三千即可。」
「海軍沿著倭國海岸線武裝偵查,看看倭國到底是不是將兵力分散成數個機動兵團。若是,則海軍主力返回,準備登陸作戰。海軍分出小半,攜釜山之兵登陸襲擾,攻城拔寨。」
「以臣之估算,和之前海軍參謀們的計算,此番軍費也就在二百萬兩以內,必可使倭國臣服。」
「倭人幕府,必先防內而後戰外,久戰對倭國不利。」
報出了一個叫在場三人都驚訝的「二百萬兩軍費」之後,三人頓時一驚。
「兩百萬兩?」
雖知道此戰應該不會比征準噶爾花的多,但要說只花兩百萬兩,著實不敢相信。
「兩百萬兩。最多上浮不過幾十萬兩頂天了。」
趁著眾人驚詫不信的機會,他又重複了一遍。
只不過劉鈺這也算是打了個埋伏,玩了個障眼法。
之前海軍造艦、興建海軍的錢,不算。
軍改、新軍訓練、換裝的錢不算。
後勤運輸用將來的貿易壟斷權外包給了貿易公司,這也不算。
開戰期間的軍隊正常軍餉,也不算,反正不打仗也得花錢養兵。
這麼一說,給出的這個兩百萬的數額,聽起來就叫人震驚了。
兩百萬兩,看似挺多,可對於大順這樣的體量而言,其實幹不成什麼事。
雖然也知道日本不是太強,但有前朝在朝鮮作戰的經驗,總覺得這最起碼也得是個高句麗水準的大國。
二百萬兩把這麼一個水準的大國打趴下,聽起來就像是兒戲。
二百萬兩能幹啥?
原來的戶政府尚書盧摯壘對數字相當敏感,經歷過當年征伐準噶爾的戰爭,當日可真算是花錢如流水,二百萬兩放在當年的西北,也就是聽個響。
要不是劉鈺當年兵出阿爾泰山,借大策零敦多布的誘敵深入之計,將計就計,一舉擊潰了准部主力,征准一戰的錢,還得照著當年的一倍去花。
當然,事後這錢也沒省下來。一番軍改、造艦,把省下來的那點又都花進去了。
他覺得劉鈺是不是算錯了?
皇帝也是被這個數目搞得有些震驚,細細追問,雖心裡信任劉鈺,卻也不敢相信會報這麼個數。
可聽劉鈺詳細一說,又覺得好像的確是這麼回事。
聽劉鈺解釋了一下錢都省在了哪,皇帝笑道:「江南的漕米,沿著運河走,京城要一分,百姓負擔不下四分。征伐準噶爾,十成軍糧,到了前線也只能剩下半成。一兩銀子一石的米,運到阿爾泰山,折算下來竟要二十兩銀子不止。」
「這征伐倭國,鷹娑伯給出的海運損耗,是十成取一。倭國相隔數千里,大海相隔,竟和從京城出兵打到張家口差不多?」
劉鈺心道,戰爭花錢的大頭,永遠都是後勤。你從北京打到張家口,這糧食的消耗,還真不一定有從松江運糧到長崎多。再怎麼說,南洋的商人可是能從暹羅運米去廣東賣的,還有不少賺頭。
司馬遷的《貨殖列傳》裡說: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在大海面前,已經不怎麼對了。
又想,你要是當初征準噶爾的時候,規定運到哈密的米價是二兩一石,商人早就嚇跑了。但你要是打廣東,告訴商人不管哪來的米,二兩一石船到付款,只要有制海權,海商能把棺材本都拿出來去南洋買米。
鴉片戰爭的時候,從英國和印度運兵,打了兩年,加上工資和新造的一些特殊船,一共才花了1200萬兩而已,這裡面還把當兵的工資算在了裡頭。
從大順去打日本,又不求占地,又不求統治,距離又近,把之前造艦、軍改的錢都刨除在外、也不算軍人的軍餉工資,二百萬兩絕對足夠。
最關鍵的一點,便是征倭一戰,朝廷最頭疼的後勤問題,「承包」給了貿易公司,朝廷一分錢不用花,所需的只是兩年的對日貿易壟斷權。
而之前劉鈺插手之前,就大順海關的收稅水平,和走私橫行的狀態,對倭貿易的海關收入,一年也就大幾千兩銀子。
對日貿易不是劉鈺開創的,而是一直存在的。但錢能流入到海軍、作坊、軍工等方向,則是劉鈺主導的。
對朝廷來說,尤其是大順這種古典陸權朝廷、認為英國出口補貼反給商人錢的英國丞相腦子有問題的朝廷而言,總覺得沒拿到朝廷手裡的錢,就等同於根本不存在。
大順特殊的高地租、高利息的情況,是沒辦法成立銀行搞債券國債的:老百姓沒錢買、有錢的自己放貸或者買地,收益都比國債高得多,除非大順朝廷能拿出年息百分之三十的高回報率,否則傻子才買國債。
而年息百分之三十的回報率,大順朝廷是還不起的。
故而劉鈺選擇了這種極為讓利的方式,用壟斷權換戰爭國債,看上去讓朝廷覺得一分錢沒花,但實際上兩年的壟斷權,至少價值個二三百萬兩白銀。
尤其是趕走荷蘭人、放開朝鮮貿易、放開日本貿易信牌制度的情況下。
但只要不從府庫里往外走,在朝廷看來,那就等於沒花。至於壟斷權預支……朝廷之前也沒有預支的機會,這個自然也不算。
故而劉鈺說的兩百萬兩,水分極大。
這兩百萬兩,也就是火藥、炮彈、鉛塊、藥材、撫恤金、殺敵餉之類的錢。本來松江今年的漕米就有一部分是要運到威海做軍糧的,運到威海和運到長崎,對這些跑了無數次長崎的海商來說,差別真的不大。
如果換算成正常全算上的情況,當在八百萬兩左右;算上軍改和造艦,更是當在一千三四百萬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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