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對全民,全國,全天下的宏觀意義,自然和單獨家庭的看法不同。
況且教育也才剛開始沒幾年,很難看出來有什麼好處。反倒是每年的鄉學費用,讓鄉約村社的人都很不滿。
真本身,也算是鄉約村社現在所面臨困境的一個縮影。
本身這種試圖孤立於天下之外的男耕女織嘗試,就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江蘇改革基本完成後,這裡成為淮南鹽墾區的「最後一塊淨土」。
這個鄉社裡的儒生,最大順淮南墾區,「最後的士」。
外部環境的逼迫,迫使他們必須要做出選擇。
之前傳來的風聲,是要賣掉五萬畝土地,換取鄉社的啟動資金,跟上淮南的主流發展。
這需要多少錢,鄉民不知道,但鄉社的上層儒生是清楚的,因為他們知道淮南那些圈地區前期投資了多少錢。
現在,要麼趁著運河修通的機會,賣地拿到啟動資本,複製淮南圈地區的發展模式,但保留鄉社的土地所有制。
要麼,就只能被改革後的淮南地區,包裹其中,越發艱難。
圈地區發展起來的資本是哪來的,就像是那些人評價劉鈺的新經濟政策一樣,說是可以上絞刑的走私販子和海盜,搖身一變成為了人人羨慕的公司大股東;行走各地的私鹽販子,搖身一變前科全部消底,成為了鹽政改革反抗揚州鹽商鹽引壟斷的英雄。
只是如今都這樣了,那也就英雄不問出處、資本莫問來路了。
賣地籌錢做啟動資金,眾人不滿。
鄉學徵收教育經費,眾人不願。
加大糧食徵收,購買鐵輪織機,組建鄉社自己的紡織作坊,搭上伴隨著運河修通而到來的紡織業大發展的順風車,可再徵收糧食的話,就要達到將近七成稅了。
實在撐不住了。
可一旦錯過這個運河開通、紡織業沿河大發展的機遇期,那可能就沒下一次機會了。錯過這個機會,就只能給包買商打工,賺點勞力錢了。
放開鄉約村社自力更生的想法,讓資本入場,搞包買制,那顏李學派的嘗試就算徹底失敗了。
鄉社的掌控權,也就落在了包買商的手裡。包買商稍微壓一下,就會讓人苦不堪言的。
相對來說,在不願意賣地的前提下,如果放開眾議,鄉社百姓的想法,覺得還是有路可走的。
取消鄉學。
保持原本的鄉學教育基金,售賣之後,作為資本,購置鐵輪織機、購買棉紗。
孩子通通退學,回家幫著幹活,在土地里投入人力,保證可以鋪蓋更多的土地來去鹽改良。
最後達成每家一台織機,每家五十畝地的美好生活。
而這,又是鄉社的發起者所絕對不能接受的底線。
如果連教育都放棄了,那麼還折騰什麼?
實際上,這些搞鄉約嘗試的人,已經妥協很多了。
按照當初王源的設想,是要搞變種井田制的。
把一個長方形的土地,分成十二塊,每塊50畝。其中中間的兩塊為公田,其餘為私田。
鄉民集體種植公田,繳納國課。
然後每戶鄉民,再從私田裡徵收絹三尺、帛一兩、布六尺、棉半斤。再每年服一定數量的勞役。
按說這種設想,在天下之內,肯定是不行的。
但偏偏在淮南墾區,卻又是可行的。
因為這地方的土地,真的是平整且四方的,是從一片荒地開啟的。
然而,在開始之初,正如伴隨著大順改革,顏李學派自己也逐漸放棄了「復征本色」的稅收想法,這種變種的井田制也取消了,不再用公田設置。
而且,每年的十一國稅交上去後,剩下的如教育、水利、改良土地等經費,也絕不是靠每家布六尺、棉半斤、三日勞役就能解決的。
根本不夠。
已經妥協了許多了,鄉學教育,幾乎就是顏李學派最後的底線了。無底線的妥協下去,最終什麼都剩不下。
本身,淮南墾荒、發展實業,就是個需要相當多資本投入的大事。
劉鈺早就勸過他們,這麼搞不行,淮南的地又不是熟地、熟地你們又不敢搞暴力均田,所以你們這麼玩肯定要砸。
歷史上張謇搞淮南墾荒、興辦實業的時候,也是缺錢。
之前借用了兩江總督的不少官銀,最後實在還不上了。
張人俊和張謇有矛盾,剛當上兩江總督,就嚷嚷著要查賬,讓張謇還錢。最後這錢,也是走的標準流程解決的。
所謂標準流程,就是「火燒賬本」,標準技術。
張謇策動江蘇巡撫程德全反正,不久之後,江蘇民政公署「突發」大火,賬本全部燒毀。
饒是這樣,依舊脆弱無比。一戰時候借著帝國主義狗咬狗無暇東顧,賺了幾年錢。一戰剛結束,立刻出了大問題。
而且,開發淮南所需的資本,真的不是小農所能承擔的。
張謇憑著自己的身份,低價圈地;又募集了大量股金;又挪用了兩江總督的公款最終燒了賬本不用還錢。
饒是如此,最終維繫公司運轉的現金流,也是從農民身上剝來的。
憑藉身份低價圈地之後,再招募百姓做佃農。
租地之前,要繳納6個大洋的抵押金,這錢是不給利息的。而租的地,也是荒地。
其實就是無息貸款,只是放貸人是小農,而公司提供的只是一片當初低價圈占的荒地。
基本上,是靠著大量能交得起六塊大洋的小農,「非法集資」搞的無息貸款、免費的勞動力,才堪堪維繫了墾區的發展。
最後也因為和稀泥的租佃制,導致改良棉種的構想,在他去世後全面倒退,租佃制加小農,連個改良棉種都折騰了三十年。
縱然此時和那時不同,資本充足,本身就是帝國主義而不是被帝國主義商品衝擊,使得淮南圈地區的發展相當迅速。
但這些都只是對大順的新興資產階級有利的條件。
對這種鄉約村社而言,這些有利的條件沒意義,可前期建設投入的錢還是要花,總不能從天上掉下來。
其實趙立本的二弟所發的這些牢騷不滿,總結起來就是個很簡單的事。
要麼,不融入改革後的江蘇體系。
要麼,融入進去。
而選擇融入,不是搞成桃花源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那就是個很簡單的「原始積累」問題。
別的圈地區的資本,原始積累,是從海上、貿易、搶劫、走私、壟斷鹽吸五省血等來的。
他們沒有這個條件。
又不肯簡單的男耕女織最低限度地維持原始生活,還想著「富而後教」,讓百姓富起來。
那這原始積累,初始資本,從哪出?
靠小農手裡的五十畝地,就算年年風調雨順,沒有水旱蝗災,多久能攢一台鐵輪紡織機?
當然,這種事,是以整個村社的視角來看的。
而於個人來說,趙立本聽完弟弟的訴苦,就不覺得是個問題。
因為,他從金礦暴動中跑了出來,帶回了金子,洗白了身份。
用一種特殊的方式完成了第一桶金。
並趕在了這個變革時代的當口,基本上完成了階級躍升。
如何完成階級躍升,前朝馮夢龍的《醒世恆言》中的《施潤澤灘闕遇友》故事裡,已經給出了標準答案。
「買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開起三四十張綢機,又討幾房家人小廝,把個家業收拾得十分完美。」
這就是完成了階級躍遷了。
但這個過程嘛,前面倒也說的明白:好人有好報,挖坑的時候,挖出來一包金銀,約有千金之數。遂開起三四十張綢機,又討幾房家人小廝,從小生產者躍升為資本家了。
當然,這是大明的幻想故事。
大順的故事,則基本上是反的。拿到第一桶金的,不是海賊,就是走私販子,沒幾個好鳥。
最低級的也是趙立本這樣的,組織暴動偷出來金子。
不過如今這些改革地區的風氣就是如此,英雄莫問出處、資本莫問來路,趙立本可不念叨那些鄉約道德。
遂將自己得了錢的事,告訴了媳婦和弟弟,只說讓他們不要聲張。
「過幾日,我將錢分開,留下給你們。我自帶些錢,去高浪埠找三兒。若找得到,等我回來,咱們一同去關東,置些空地,弄些牛馬,去那邊種豆,過好日子。」
「若我回不來,亦或者路上出了事,你自帶著你嫂子,離了這裡。我看這地方,不是什麼好地方,這錢又買不得土地,留在此地何用?我那邊也有些過命交情的朋友,到時候自說給你們詳細去處。」
「當初我犯了事,要不是三兒把自己賣了,湊得幾兩銀子,只怕我也見不到你們了。我雖不曾學過鄉約,可這道理也用不得別人教,無論生死,我得去一趟高浪埠。」
他這樣說著。
趙立本的弟弟心裡猛然閃過一念,或是平日裡聽的多了,心道:哥不曾學過,可天生就知道這般道理,這不就是聖堂先生說的聖學裡的「良知」嗎?
又想,若論起來,三兒當初賣了自己,去錫蘭,也是因為長嫂如母養他長大。他也不曾學過聖學道理,這不也是「不慮自知的良知」嗎?
這麼一瞬間,他倒是對聖堂里先生們講的良知、悟了,有了那麼一絲玄妙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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