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順1730 第八十六章 混亂、曙光

    色楞格河畔唇槍舌劍爾虞我詐之時，齊國公的奏摺也已經加急飛奔回了京城。

    大軍還沒有全部撤回，皇帝和一乾重臣已經先行回京。

    北方大勝的消息已經傳遍，雖然還沒有徹底結束，還不到告太廟的時候，皇帝藉機吹噓自己指揮若定破堡的事，已然人盡皆知。

    一時間馬屁四起，李淦說不出的受用，更為在意的軍中威望也是大漲了一波。

    齊國公的急奏一到，上面固然說內帑密約，但這種事也不可能不和諸臣商議。

    禁城天佑殿，大順天佑殿軍國平章事或是加同平章事的閣臣們賜座。

    軍國平章事，聽起來仿佛宰相，著實霸氣，但實際上距離宰相還差了十條街。

    前朝內閣閣臣就自己說過，所謂閣臣首輔，不過是上借帝君之威、下侵諸曹之權，實則不過一秘書耳。

    大順開國時候的第一批平章軍國事們叛的叛、死的死，實無開府之能。到如今幾經變革，權責漸漸明確平衡。

    為了控制官員選拔，把吏部文選司從吏政府中剝離升格為文諭院，又增添了一些其餘部門隸屬於天佑殿。

    天佑殿實際上比前朝內閣多了一些監察權和人事權，不過平章軍國事們又不兼六政府之首，也無直接控制權，天佑殿的實際頭目還是皇帝。

    如今朝廷天佑殿內，連帶加銜的平章軍國事一共六位。

    一個是勛貴出身，加權將軍；一個是武德宮魁首出身。

    剩下四人，都是科舉出來的。

    但這四個人又是不同的學派，互相之間都看不順眼，至少看起來在皇帝面前是互相看不順眼的。

    大順官方意圖推行浙東學派的事功之學，作為官方意識。

    但理學心學傳承日久，加之明末的思想混亂，如今還處在一個「破而未立」的階段。

    批判理學的多了，可是卻還沒有一位真正的如同王陽明那樣的大儒破而後立。

    大順太祖西安建制的時候，東林五虎將之一的惠世揚主持了廢八股而專取策論的考試，選拔了不少人才。

    等到高一功復京城、李來亨定江南後，大順的第一場正規殿試的策論，標誌著新朝的風向。

    策論題目選自《論語》，也很簡單。

    「管仲非仁者與？」

    策論題目一出，那些嗅覺敏感的士林大族立刻嗅到了風向。

    這新朝，是要外王，而非內聖啊，甚至品出來一絲霸道的滋味。

    明末之亂，整個江南的儒學風氣都產生了種種反思和變革。

    效伯夷叔齊，自然不食周粟。

    子孫後代可以當官，自己卻是不乾的，這是傳統氣節。文丞相也不妨礙親族兄長子侄投元啊，只要自己為前朝盡忠就是了。

    又不做官，又要為前朝盡忠，自然要把明末為什麼混成這個慘樣思索一番。

    總得有人出來背鍋。

    衍聖公府都因為剃髮被降格到了奉祀侯，要是後人不背鍋，那孔夫子可就要背鍋了。

    於是王陽明就先把這個大鍋背了起來。

    一時間對他的評價，簡直可以和王安石相提並論了。

    和王安石相提並論，在宋明時節，那基本上就是說這人禍亂天下了。

    王夫之、顧炎武等人，對於明末文人「空談心性、不干正事」的行為深惡痛絕，以為此是明末亂局的根源。

    顧炎武說的還客氣的，說以一個人改變天下的風氣，宋時有王安石的新學，今有王陽明的良知。想要撥亂世反諸正，只能待後來人了。

    王夫之直接不客氣，稱呼王陽明為「江左王氏」，說他陽儒陰佛、誣聖邪說。要對明末士大夫不干正事、整天想著悟道成聖負責。

    王安石的評價，一直都是人品過硬、才能過硬，但是帶壞了風氣。這些人化用此事讓王陽明背鍋，一脈相承，認可其水平，但總需要一個背鍋俠。

    這些人批判了一番後，發現朝廷居然在武德宮以及下屬的營學，復用了王安石的三舍法，科考去《中庸》，也不用朱子的注釋。

    輿論漸漸轉向，轉而又去讓朱熹背這口大鍋。可有想讓背鍋的，就有想讓其不背的。

    明末心學打開了理學的禁錮，可也如同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帶來了享樂主義、放縱主義，道德淪喪等等問題。

    物極必反之下，一些人又認為放縱是不對的，應該加大道德主義，理學禮教不但不應被廢，還應該加強才是。

    加之天主教在華傳播，一部分人又想著「以耶補儒」，把天主教十誡和禮教融合起來。

    甚至有人琢磨，我天主教在中華打不過儒家，我還打不過佛教嗎？

    取代儒教不可能，那為什麼不取代佛教，成為和儒家關係最近的補充呢？

    於是有人提出，所謂佛教，就是天主教東傳後的變種。三位一體，和佛家三佛是一樣的。

    化身佛，佛陀為了度脫世間眾生，隨緣教化、隨應三界六道等情況顯現的變化之身。其實，就是耶穌，也是一樣在人間行走。法身佛，即為聖父；報身佛，即為聖靈。

    順帶著，又用佛家不殺生，質問佛家的人怎麼看待文王祭祀、孔夫子祭祀？打不過根深蒂固的儒家，先借著儒家的力把佛教毆了一遍，雙方甚至發生了教徒互毆、殉教武戰、你焚寺廟我燒教堂的情況。

    加上王陽明又被一些人認為是「陽儒陰釋」，更是跟著一起背了個談悟性、談心性誤國的大鍋。釋家節節敗退，天主教傳播更加兇猛。

    還有一部分守舊黨則又狠批天主教和儒家的經義根本不相容，甚至違背。天主教認為用「天主」、「上帝」這些中國詞彙玷污了deus；儒家部分人還認為天主教瞎雞兒用天主、上帝這樣的詞才是大不敬。

    一時間整個文化思想界，比之明末的時候更加混亂，簡直是亂成一團。

    奇葩學說湧現不停。

    整體上又受拘於先天不足，破而後立一直沒出現，倒是都破的差不多了。

    從孔孟到陽明，各家學派互相噴，互相拿著放大鏡找不足，真真的群魔亂舞八十年。

    除了不敢否定「儒」這個絕對的政治正確外，打著儒學之名的各種學派結社立說，各顯其言。

    大順官方擺出姿態，要用宋時的永嘉永康學派，事功之學，這幾年才總算是止住了思想的大混亂。

    可這也只是表面的平靜，平靜之下，暗流涌動。

    朝中有西法黨與守舊黨之爭，也有北儒和南儒之爭。

    永嘉學派誕生於工商業發達的浙東，悲憤于靖康之恥和南渡不北伐，又極為事功，認為義利之辨需要細究。

    等到大順選用其為官方意識形態，整個國朝的環境基礎又和宋時完全不同了。

    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南北邊各自都有對浙東學派的解釋，互相都不認為對方是對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點不會錯。

    北方人目睹了明末土地兼併的可怕，親歷了空談心性的無用，見證過失地流民的慘劇。

    北方派顏元痛斥「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

    提倡直接跳過宋儒理學，復歸到原教旨的春秋之儒。

    甚至認為作為儒生，要「習禮、歌詩、學書計，舉石、超距、擊拳，率以肄三為程，討論兵、農，辨商今古」，不但要學詩歌禮儀，還要學數學、打拳、身法、武術、兵法、農學……

    但在土地政策上，見識過北方流民之苦的這一派，是有激進復古「井田」的想法的。

    尤其是一些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的圈地運動等見聞、帶來了《烏托邦》等小冊子後，這種恐慌更甚。

    即便不可能全部復古井田，但最起碼的抑制兼併等要做好。

    不允許大規模僱工，也不允許工商業過度發展，以免出現大順版的羊吃人。不過總算還沒復古到封建封君這一步。

    對於朝廷以事功學派為官方學問，北方學派也是支持的。

    認為「如果陳亮的學問能夠大興，雖然不免夾雜霸道，非是王道，但至少蒼生能幸運點。可惜是朱熹等人的學問大興，以至於朝代交替，世道淪落如此。」

    對於朝廷在武德宮試行三舍法，北方學派也認可。

    認為這復古復的還不夠，也不應該只在基本盤裡試行。

    應該復到范仲淹慶曆興學時候的蘇湖教法，學堂分經義齋和治事齋：學校既要教經義，還要教兵法、治民、算學、水利、天文、農學、擊劍等。

    以經義為主修，以治事為輔修。

    主修經義加一門選修輔修，必須都合格才能晉級。

    從而讓每個讀書人學成之後，就能幹正事，而不是整天就知道辯經，正事啥也不會。

    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頗有些砸碎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意思。

    理想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

    朝廷養一套做基本盤的三舍法，已經耗費太多。

    若是全國興學，搞分齋教育，只怕要把戶政府尚書大人的褲子當了。

    沒錢。

    至於南方學派。

    他們紮根於經濟發達的江南，那裡的萌芽已經有所體現，他們對於浙東學派的解釋，更趨近於「農商一體、發展工商、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

    甚至有一些人認為，國家應該進行幣制改革，一方面試著復用交子紙幣，另一方面也應該適當學習西洋人，鑄造銀幣。

    至於開海、通商這些事，他們也是支持的。

    當然，他們也反對收重稅，更反對皇家壟斷經營。

    對「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這件事，他們說的更加直白：

    什麼狗屁義利之辨、本末之爭？不過是一些人想要掠奪國家財富以為私用。如果說抑商真的是為了義，也就罷了。但看後來的表現，把商人之利掠為己用，這哪裡是義呢？分明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卻要說是為了義，真是既當又立。

    至於是哪些人……倒也沒說的太直白。

    但問題在於他們暫時也還是破而不立的階段，對於經濟學處在一個模糊朦朧的概念。

    再加上他們其實不反兼併，認為兼併之後的人可以從事工商之利，這在此時就有些過於激進。

    這要是敢用，北方可能又得吃他娘喝他娘。

    這種經濟基礎差異產生的南北之爭，成為了兩方爭奪「浙東學派正統注經人」的根本矛盾。

    大順是見過兼併之後流民遍地的，也是靠這個起家的，南方學派也只有個朦朧印象，根本沒成體系，自然不敢用。

    文華之盛，始在江南，財稅重地，有錢文化就昌盛。

    北學派與南學派雙方矛盾日深，不管是對外政策、貿易政策、土地政策、稅收政策等等，都各執一詞。

    至於官方意識形態到底選哪一種，到現在仍舊沒有定性。

    這種明末的思想大解禁和大混亂，至今還沒有結束，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正統學問。

    破是破了，立卻未立，況且有宋元明數百年，理學深入之深，縱然前朝有心學解開了禁錮，本朝又興事功學，終究扭轉起來沒那麼容易。

    就像是王陽明的心學，他可以悟道，可後來學心學的，很多都學歪了。

    大順借華夷之別啟用的事功學派，在明末極力宣揚南宋學派興起時的復仇主義，加上理學的殘餘、心學的扭轉，在儒林中完全變了味。真正的實學難學、立功太難，喊天朝上國睥睨四方的口號卻簡單的多，立國沒幾年，誇誇其談之輩漸多。

    天佑殿裡的人，總算好些，都是獨木橋上殺出來的人精，但也亂的可以。

    除了倆勛貴武德宮將臣，剩下四個，一個北派的，一個能上火刑架的以耶補儒的異端天主教徒大儒，一個南派的，一個心學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