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梟雄 袁崇煥大炮守城的歷史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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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承諾將尊重明末清初的歷史，尊重各個歷史人物的表現，為大家還原被人民遺忘的南明十八年歷史）

    袁崇煥一直掛在嘴邊的就是「憑堅城，用大炮」，寧遠之戰嘗到甜頭後，對此更是樂此不疲。其戰略之錯誤，正文中已經分析透徹。

    這裡單說純技術的問題，就守城本身而言，用紅夷大炮真的是有必要麼？

    中國古代戰爭史上，守城成功的戰例數不勝數，明朝開國時期就有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面對陳友諒六十萬大軍守城三個月的洪都保衛戰。如果面對**哈赤冷兵器為主的軍隊一定要用紅衣大炮才能守住的話，那只能說守城者本身的能力是有問題的（更何況守寧遠才兩天）。

    明方把當時威力最大的紅衣大炮用於和後金作戰，許多人津津樂道，說是如何明智的舉措。但事實多半恰恰相反，這本身就是一個方向性的錯誤。

    紅衣大炮對攻城的作用遠遠大於守城。對守城來說，在對方沒有重型火炮的情況下，只要布置得當，不用大炮也完全是能夠守住的。而對攻城來說，一旦有了威力驚人的大炮，原先看來無法攻克的城池，現在卻能攻克了。

    這一點金人也很清楚的，天聰七年，祝世昌給皇太極的一份奏疏里說：

    「自古攻守，全用火器，如鳥槍、三眼槍、百子銃、佛郎機、二將軍、三將軍、發炮之類，用之城上防守極好。若攻打城池，必須紅衣大炮」[1]

    明末有名江陰守城八十日，最後清軍還是依靠大炮的威力才攻入城內的，若非如此，江陰守的決不僅僅是八十日。

    更擴而大之的說，沒有大炮，整個南方清軍都未必能打下來。清軍下南方第一道重要關口，揚州城之所以被輕易攻破，固然和史可法的無能昏聵有關，但和紅夷大炮的使用也密不可分。李清的南渡錄中說：

    「揚州城頗堅，督輔可法在焉。北兵從西北隅以大炮擊破，遂入城。死者甚眾，肇基當**抗敵，力殺數人，無繼者，遂見殺。」[2]

    這裡關鍵的一個問題是：火器是應戰爭的需要而產生，也是因為戰爭的刺激而發展。明代中國和歐洲不一樣，戰爭環境不一樣，面臨的對手也不一樣。

    明朝面對的主要敵人是文明程度遠比自己落後的北方遊牧狩獵民族，作戰的需要也主要是野戰和守城，而不是攻城和海戰。而且在對方文明程度遠遠落後於自己的情況下，自己不使用某種火器，對方也根本沒有渠道來知曉運用這個火器。

    而西方當時的戰爭是處於同一文明等級的不同國家之間的作戰，大家都是農耕定居民族，都要攻克堡壘，打攻堅城，也都需要海上炮戰，不同國家你追我趕。

    這種情況導致明朝需要著重發展的火器和西方需要著重發展的火器完全是不同類型的。

    明朝需要的是那種輕便靈活，容易運輸，便於製造，適合防守，利於野戰，不過度追求精確度和對堅固目標的摧毀能力，而是殺傷面積大，震懾效果強，對人畜影響大的火器，這樣抵消北方騎兵和弓箭的優勢。而西方由於攻城和海戰的需要，著重發展的火器是對堅固物體摧毀力巨大，射程遠，準確度高的大炮。

    所以明朝中國在引入紅衣大炮之前，火器發展的重點主要是炸彈，地雷，水雷，大面積發射的火箭，火槍，小型火炮，多管火槍，毒氣彈，煙霧彈等等。尤其明代在炸彈、地雷、火箭、多管火槍等方面的設計製造，技術之精密複雜，想像力之豐富，種類之繁多，完全可以笑傲當時的西方，有些方面甚至是遙遙領先。

    《世界火器史》一書中說：

    「從14世紀80年代到17世紀初，世界上出現了兩個軍事變革中心：一個是以中國明朝為中心的東方軍事變革中心；另一個是以歐洲為中心的西方軍事變革中心」[3]

    雖然其後文又重彈中國軍事變革是鞏固封建統治，西方就是推翻封建統治的濫調，但就技術上而論，中國明朝本身是在以火器為核心的軍事變革史上占據重要地位，明代中國在火器研發上的創造力、想像力和整個社會對此的空前高漲的熱情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另外在《中國古代火藥火器史研究》中說

    「（到了明代）已經創始的各類火器在戰爭中不斷改進，品種增多，質量提高，尤其是金屬管形設計火器，獲得突出發展，各種形制的槍、炮進步擴大生產和裝備部隊，形成了中國古代火器發展的**」[4]

    明朝時期，中西方的火器在面臨不同的戰爭環境，根據各自不同的需要，沿著不同的道路向前發展，各擅勝場。

    本來歷史的軌道就應該是，在雙方火器滿足了各自的需要之後，中西方再碰撞在一起，逐漸合流，互通有無，取長補短，最後殊途同歸。

    但合流的同時，也需要理性審慎的選擇，否則就會產生不利的後果。如果說在嘉靖時期，對佛郎機的引入仿製，產生了積極有益的結果。那麼在明末，對紅夷大炮的引入和改進研製，就產生了消極的後果了。

    明人在技術上開放自由的心態雖然令人稱讚，但在政府財政緊缺的情況下，在並不是最貼合自己需要的火器上投入了過多的人力物力，忽略了本土火器傳統優勢的發揮，只能是幫敵人的忙，這不得不說是歷史的弔詭了。

    明代火器發展和西方相比各有所長

    從上面對明代火器基本情況的介紹可以看出，明代火器發展有自己鮮明的特色。在炸彈類火器和火箭類火器上領先於西方；在火槍和小型火炮上在明朝中葉以後隨著戰爭的刺激，逐漸趕上西方，甚至從研發的活躍，改進革新的層出不窮，以及品種的豐富來看，有反超西方的勢頭；在重型火炮上，因為面臨的戰爭對象不同，戰爭需求不同，確實落後同期的西方，但隨著積極引進，這種落後情形也迅速扭轉。

    當然這種火器發展的特點，除了和戰爭環境刺激的不同以外，也和東西方科技發展的特點有關，中國試驗科技一直比西方發達，所以從火藥到最初的火槍、火箭、火炮都是中國人發明，而西方是引進了中國的技術後，才開始了自己火器發展的道路。但西方古希臘有一套理論化程度比較高的幾何三角數學知識體系，這對火炮進一步發展，提高性能又是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是中國傳統科學中相對薄弱的一環。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對中世紀晚期近代早期的西方來說，一些重要的科技知識，基本都是從外引進的，造紙、印刷、火藥這些基礎科技是中國傳去的就不必說了，即便是古希臘的幾何原本，還有許多代數知識，化學知識，他們也都是從阿拉伯世界，還有拜占庭那裡獲得的。

    就整個科技水平而言，他們和明代的中國相比，並不占據真正的優勢。一旦幾何原本為代表的這些西方古典科技知識體系傳入明代中國以後，整個科技發展的勢頭，仍舊是明代領先於西方。這在火器上也是如此。

    因此，並不象許多人一直認為的那樣，明代火器發展落後於西方，所以只能引進西方。真實的情況是，中西方當時各有所長，而明代中國由於開放的心態，對科學開明的態度，發展的勢頭在逐漸超越西方。

    用大炮策略把明代火器的發展帶上了歧路

    本來明中期以後，中國火器的發展根據自己的需要，沿著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向前大步邁進，主要體現在炸彈類火器，火槍，輕型火炮類火器，火箭類火器的蓬勃發展。但在明末尤其是天啟以後，由於引入紅夷大炮的那種炫目的強大威力給君臣上下的深刻印象，導致政府和官員將領對火器研發的重心開始朝重型火炮的方向過度傾斜。尤其是在袁崇煥鼓吹「憑堅城，用大炮」之後，明政府更是把大部分資金和人力物力投入到了重型火炮的研發和製造中。

    在政府財力充足的情況下，這本來是沒有什麼的，畢竟重型火炮的發展是遲早的事情，早一點動手也不是什麼壞事。但要命的就是當時明政府的財力是極度緊張的，一旦在火炮上投入的力量過大，那對於其它火器的發展顯然就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所以在天啟到崇禎的二十多年時間裡，其它輕型火器發展基本陷入了停滯中。就如畢懋康在《軍器圖說》中已經闡述了燧發槍製造方法，如果能象嘉靖時期製造佛郎機一樣，大批量製造燧發槍並裝備部隊，再不斷改進，本是迅速提升明軍戰鬥力的一個良機。

    但問題是當時明政府在軍器製造上已經把主要的資金都投入在造炮上了，還哪來其他錢呢？

    紅夷大炮這樣的重型火炮，威力確實巨大，但在明金戰爭中，對明方的作用有限。用於野戰，則笨重不堪，運輸不便，而且殺傷集中在一個小區域，面對靈活機動的騎兵無法起到太大作用；用於守城，沒有這個炮，實際上同樣能守住，如果後金採取長期圍困策略，那有紅夷大炮也沒用。

    祖大壽守大凌河，守錦州，兩次圍城最後投降，只不過是把大批製作精良的紅夷大炮白白送給了後金而已。中國火器史中說：

    「被圍困在大凌河近百天的重兵祖大壽部明軍，因城內糧盡援絕，於崇禎四年（1631年）十月開城投降，祖大壽敗走錦州（應該是被後金放回來的——引者注）。據當年閏十一月十九日明軍兵部的報告中稱，城中紅夷炮、滅虜炮、將軍炮等各型火炮3500門，以及各種軍用槍、雜型火器、大量火藥與彈丸，盡為後金軍所有」[32]

    3500門各型火炮，就是對現代戰爭來說，都是一個不小的數目，結果因為袁崇煥、孫承宗等人推行的困守孤城，「憑堅城，用大炮」的愚蠢自殺戰略，白白就送給了後金！

    這些炮對守城來說，沒有太大意義。而落到了後金手裡，就成了攻破堅城最有力的幫手。明朝等於是用大把的錢給後金方製造攻破自己城池最鋒利的武器。

    崇禎時期的松錦之戰，錦州被圍困，明朝不得不讓洪承疇帶著全部家當：十三萬的軍隊去援助錦州，被後金圍城打援，錦州的圍沒有解，這十多萬的援軍自己就被圍困在了松山。

    「在松錦之戰的最後階段進攻塔山時，清和碩鄭親王濟爾哈郎、多羅貝勒多鐸，下令清軍在塔山城西列紅夷炮。四月初八日，用紅夷炮猛轟城垣，次日城牆被轟開20餘丈，清軍步騎兵一擁而入，全殲城內三營明軍7000餘人。四月二十一日黎明，清軍又以紅夷炮轟擊杏山城，毀城牆25丈，明軍開城降」[33]

    明朝和北方的騎兵作戰，最需要的武器不是笨重不堪，運輸困難的紅夷大炮，而是地雷、手榴彈、射速快殺傷面積大的各種類型的步兵用火槍、還有單級多發火箭，以及各種靈活機動的輕型火炮。

    這些火器本來一直是明朝中國火器的長項，有一些甚至遙遙領先於同期的西方。如果明朝在財力有限的情況，最大限度利用好這些中國本土火器的威力，不斷改進革新，那對後金來說，才是最大的威脅。

    別的不說，光是把地雷、手榴彈（「擊賊神機石榴炮」）、各種火焰噴筒能夠進一步改良，加大威力和使用的方便程度，大規模裝備部隊，加強邊境防禦，加強單兵作戰能力，就足夠讓後金騎兵吃不了兜著走，這比重型火炮要實用得多了。毛文龍在條件艱苦，器械簡陋的情況下，善於利用地雷，就已經給後金造成重大殺傷，讓其叫苦連天了。

    客觀的講，明人把研發力量投入到重型火炮中，也確實表現出了自己的獨特創造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系的黃一農教授在2004年第4期的《歷史研究》上發表的《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中對此有一大段論述：

    「雖然明人在嘉靖年間即已能鑄出數千門鐵心銅體的佛郎機子銃（重約8－10斤），但類似『神威大將軍』重達數千斤的銅鐵炮管，實在極其罕見。它巧妙地利用銅之熔點（1083℃）遠低於鐵（1538℃）的物理性質，於鐵胎冷卻後再以泥型鑄造法或失蠟法制模，並澆鑄銅壁，如此即可透過外銅凝固時的收斂效用而增加炮體的抗壓強度。即不再需要以昂貴的銅來鑄造整門炮，就可擁有銅炮耐用的優點。也因為如此，『神威大將軍』在炮口的管厚與內徑之比（0.54:1至0.75:1）就小於當時一般的鐵炮（約為1:1），該炮可以鑄的較輕，運載時也因此較易。

    該先進的鑄炮技術應早已為明人掌握，北京八達嶺中國長城博物館藏有崇禎元年所造的前裝滑膛紅夷型火炮一門，從炮口可見其管壁為鐵心銅體，有準星、照門和炮耳，火門原設計有蓋（現已失落），並以鐵環替代常見之尾珠。該炮之銘文有云：『崇禎戊辰年兵仗局鑄造，捷勝飛空滅虜安邊發熕神炮。頭號，鐵裹銅發熕炮一位，用藥二斤，宜少勿多，打五、六木榔頭不等，木馬子一個，二斤重鉛子一筒，或再添一斤鉛子亦可』，使用時主要是以霰彈的方式殺傷敵方人馬。由於此炮之內徑為7.8厘米，而當時西方火炮通常採取0.6厘米的游隙值（windage，指炮管內徑與彈徑的差值），故若發射實心鐵彈的話，彈重約合2斤，再依『以一摧二』的原則推估，應用藥1斤。惟該炮在使用總重2－3斤的小鉛子時，卻用藥2斤，雖銘文上提醒應『宜少勿多』，但火藥用量明顯較平常紅夷炮多50％至100％，鐵心銅體的高質量應即是其炮管得以承受較高膛壓的主因。此故，雖然天啟年間已有紅夷型的發熕炮出現，但崇禎元年以此一新法鑄成的第一門（所謂的『頭號』），或因此獲賜『捷勝飛空滅虜安邊』之徽號，並以『發熕神炮』之名與一般的發熕炮區隔開來。

    明人所獨創的鐵心銅體鑄炮技術，在崇禎後期仍持續發展，並鑄成較「發熕神炮」更大的紅夷炮。1996年，筆者曾在瀋陽的遼寧省博物館見到一門鐵心銅體炮，炮身長366厘米，炮口內徑10厘米，外徑35厘米，底徑約44厘米，陰刻之銘文為『欽差提督軍務鎮守遼東總兵官左都督吳捐資鑄造，定遼大將軍，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吉旦，督造掌印都司孫如激、總委參將王邦文、打造干總石君顯』。查李約瑟在1952年訪問遼博前身的東北博物館時，不僅見到此炮，還詳細描述了另一門更大的『定遼大將軍』，稱其炮身長12英尺、內徑5英寸，知當時仍存在至少兩門由遼東總兵吳三桂於寧遠捐資鑄造的「定遼大將軍」。［169］

    根據目前一般冶鑄史的教科書，均稱1860年代美國軍官ThomasJ.Rodman在南北戰爭時曾『發明』一種鑄炮新法，該法採用中空的模芯，並在其中導入冷卻水，此法即可使鐵質炮管自內向外凝固，所鑄之炮可以更大（內徑可達51厘米），且其耐用程度更可達到先前的五至數十倍。鐵心銅體的鑄法雖使用兩種金屬，但其原理應很接近Rodman法的雛形，只不過明朝的「發熕神炮」、「定遼大將軍」及清朝的「神威大將軍」較Rodman炮早出現了兩個多世紀！」[34]

    但遺憾的就是這種投入在大炮研發上的創造力，顯然是用錯了方向的，反而幫了後金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