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紛亂至此,引發這場風暴的「罪魁禍首」,大唐中書令、河中節度使李曜卻安之若素,不僅從征討鳳翔的大軍中悄然抽身回到長安,甚至還有「閒心」在府中處理了一大批近日堆積的公文。
前幾日他出征在外,坐鎮乾州,李嗣昭、李嗣源與李存審三人聯袂到長安來見,恰巧未能遇上,三人於是又趕往乾州拜會。李曜與三人密議良久,才使這三位節帥各自回鎮,領兵圍剿鳳翔,李曜自己則馬不停蹄地從軍中抽身,返回了長安。
李曜走時,只帶走了數百親信牙兵,而後幾日他便隱匿在長安城裡,外界根本不知道這位右相已然歸來,更不知道出征鳳翔的大軍,在數日之內少了近四萬之巨,幾乎每日便少一萬左右。這批人馬去了何處,只有李曜與他們自己知曉。
毫無疑問,這些兵馬自然是受了李曜的密令,化整為零、悄然調動到了別處,而李曜自己則在長安處理公務。
按說到了這個時候,什麼公務也不如軍務來得急切,但這件公務卻十分重要,出不得一點麻煩,因為它極大地影響著軍務。
糧食,是的,正是糧食問題。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古時候並沒有汽車、火車之類超大運量的工具,糧食特別是軍糧在轉運過程中的損耗極大,而關中本身的糧食產量又遠遠跟不上戰爭的消耗[無風註:附文說明漢唐時期關中地區糧食人口的關係和變化],特別是在此番李曜的運作下,幾乎整個大唐較有實力的藩鎮都動起來之後,李曜縱然早已謀算好,能使自己永遠處於內線作戰,但兵力的調動仍嫌過於頻繁,所需要消耗的軍糧也是駭人聽聞的巨大數目,因此糧食問題他不得不考慮。
原本他在主導河東軍械監時期存糧頗有盈餘,但李克用作戰實在過於頻繁,且河東年年受災,使得李曜不能不將好容易積攢的一點存糧都搭進去,因此如今他手頭的存糧,也就能滿足關中此戰所需,其餘還要另想辦法。他如此忙裡偷閒處理的公務,正是關中水利工程和一些佛寺田產相關的問題。[無風註:附文說明漢唐時期關中糧食供應問題,純考證,無興趣的讀者請直接跳過。]
待這些事情理清,各項命令紛紛從鳳閣鸞台下達地方,李曜也已經不在長安。
朝廷方面每日接到河中戰報,皆言朱溫攻蒲州、東升二城甚急,聽那言語,似乎二城隨時可能失陷,蒲津渡隨時可能易手。
李曄聞之,一日數驚,朝堂之上,前番李曜在朝時的井然有序也不見了,甚至有些人開始敢於指責一些投向李曜的官員,作為李曜在朝中文臣的代表,王摶對這些一反常態的情況竟也置之不理,只是一味沉默。從河北返回長安的崔胤見了,不禁心頭暗喜,見朝中「李存曜黨」的確什麼手段也拿不出來,這才放心大膽地給朱溫去信,將朝中情況說與他知曉。
河中看似攻得甚急,其實朱溫卻已然親率大軍趕到虢州,見過朱友謙之後,直接合兵奔赴潼關之下,此時探馬回報,潼關守將竟已換成摧城左軍都指揮使張訓。朱溫聞之大喜,語眾將道:「張訓乃王珂舊將,孤聞其麾下河中鎮兵早已被李存曜打散重編,如今在河中軍中甚不得志,可遣一人入潼關與其一談,若能賺開潼關,大事定矣!」諸將也都欣然,朱溫遂遣親信司馬鄴入城商談。
張訓果然不出朱溫所料,親自將司馬鄴迎進府中,兩廂坐定之後對他說道:「天子因汴州相逼,於京中一日數驚。朱全忠若不污其『全忠』之名,當率軍歸鎮,天子自然長安,如此萬事可談!」
司馬鄴笑道:「東平王全心忠於李唐,這是毫無疑問的。如今知天子在鳳翔缺衣少食,堂堂朝廷竟然需要向河中一鎮借錢來使,儼然失去了九五之尊,已成天下笑柄。故遣仆將熊白鵝掌、山珍海味並錦帛繒絹等獻上,拳拳忠心可昭日月。」
張訓無可無不可地道:「休要誑我。長安宮闕數毀,新修也不過略作修飾,不比往日多矣,而東平王卻將東都洛陽宮修葺一新,此來關中,某不是想將天子挾持,前往洛陽?嘿,某料朱全忠必是欲劫天子幸東都無疑。其果忠心,不如先發工匠將長安宮修葺一新。」
司馬鄴又談及賺開潼關之事,張訓只是冷笑,根本不答腔,司馬鄴無對,只好回稟朱溫。
朱溫聞言沉吟道:「張訓這是在行緩兵之計,他是李存曜麾下之將,既然如此,必是因為李存曜尚有手段未曾被我所知……孤料其必已向天下藩鎮搬求救兵。不出一月,必有兵至。」
司馬鄴應對:「縱觀天下藩鎮,河南、河北、荊襄已歸王化,湖南、兩浙傾心相附,嶺南、福建鞭長莫及。武昌、江西為淮南覬覦,自救尤恐不及。河東為大王屢敗,蟄伏不敢再出。能救關中的只有吳、蜀及河西。然王建假途滅虢,竊取興元;楊行密半途折返,其心皆在於擴大地盤,無欲勤王。唯河西之地,保大、保塞、定難、朔方皆邊庭若旅,縱使將兵至,無異於以卵擊石,更何況李存曜以武力威逼鄜坊,党項的定難軍豈能為他效力?如此,大王還有什麼好擔心的!」
朱溫笑道:「公有所不知,河南、河北、荊襄雖已羈服,然陽服陰抗之輩大有人在。尤其青州王師範,幽燕劉仁恭、襄陽趙匡凝,便是陽奉陰違之輩。待我平定關中,此三鎮我必剿滅。」
司馬鄴道:「大王志在天下,此番用兵大半年,於天下英雄面前落下悖逆之名。王建、楊行密誰不願作天子?然他二人觀大王迎奉天子,即不相助,也不為敵。何故?正是縱容大王迎得天子歸,而行不臣之舉。他日則可召集天下群雄,已討逆之名與大王為敵。若勝之則為天子,實至名歸!此中利害,還請大王深思。」
朱溫聞言稍懼,沉吟道:「公所言有理,我今所有,不過五分之一天下。吳、蜀未平,不可操之過急。今從公言,明日便遣使奉表入城,請修長安宮,以定天子之心,平天下之恨!如此,只是我汴州與河中私戰,天下人還有什麼好說的?」
司馬鄴欣然道:「如此,大王當遂所願!」
誰料當夜洛陽方面卻遣使來報:
青州王師範暗遣牙將張居厚等二百人化為商賈,欲攜兵器入洛陽城,期以元宵夜暴亂,已被發覺。張居厚見事情暴露,率眾徒殺防城將婁敬思,強攻洛陽,為仆擊退。逃亡途中,被仆擒來。
朱溫聞信,對司馬鄴等將佐道:「王師範果然叛了!」仍依前計,派出使者接洽張訓,說願意修葺長安宮室,誰知又接道敬翔自汴州的書信來報:
青州王師範遣使至開封上今歲貢賦。仆觀其使眼行失色,乃問其東方之事。其使果做賊心虛,供出王師範此番分遣部眾將兵詐為商賈欲潛入汴、徐、兗、鄆、齊、沂、滑、陝、虢、河陽等州府,期以元宵夜百姓同歡、大鬧花燈、州府無備時俱發,奪取河南。事態緊急,仆不及相告大王。已遣少將友寧將兵巡視上述州府,告以實情,令其嚴加盤查來往商賈,謹以書信報告。
話說朱溫見敬翔書信,驚得一跤跌坐於座床上,惶惶然對眾將說道:「我固知王師範將叛,未知他竟造成如此巨大的動靜,必有高人為他謀畫。幸得子振謹慎,及時識破其謀。否則,上述州府,若失去一半,孤王大勢去矣!」眾將佐也是驚出一身冷汗,紛紛問朱溫當如何抉擇。
朱溫道:「潼關之事,不能再久拖不決。我當再上表一封,令天子及早做出選擇,只消授我名義,如今李存曜遠在乾州,這潼關只有區區張訓,豈能抗衡孤王十萬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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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說明漢唐時期關中人口與糧食的關係:
秦漢時興修的鄭白渠,是關中涇水流域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自戰國至明代,關中盆地一直享有「天府」及「天府之國」的美譽。劉敬說關中是「美膏腴之地」。司馬遷認為關中財富居天下十之六。《漢書·溝洫志》有鄭白渠「衣食京師億萬之口」的歌謠,班固《兩都賦》又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的說法。張衡《西京賦》盛讚關中「地沃野豐,百物殷阜」。鄭白渠「衣食京師億萬之口」的說法,在歷史上流傳了二千多年。多種史、農、詩歌總集、經書,都徵引這句話。元明清時五六十位江南籍官員,提出發展華北西北水利以就近解決京師糧食供應的主張,其歷史根據就是漢唐京師長安的糧食供應依賴關中,無需海運漕運東南糧食。古往今來,人們深信「涇水一石其泥數斗」和「衣食京師億萬之口」。鄭白渠果真「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嗎?如果不是,漢唐大一統皇朝首都長安的糧食來自何方?關中為什麼不能提供足夠的糧食?這裡的天地人關係發生了什麼變化?這個問題給我們什麼啟示?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漢唐京師長安的糧食供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當時君臣曾致力於解決這個問題。在今天,仍然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學術問題。20世紀以來,學者們從漕運倉儲、官祿民食、生計生產、供需商貿等相關角度探討了這個問題。三十年來,更有學者專門研究漢唐長安的糧食供應問題,對於長安糧食的來源,學者們提出了三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長安糧食依賴東南漕運,另一種意見認為長安糧食依賴關中,再一種意見認為長安糧食供應,因人口、時間等因素而異。糧食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還是一個與自然環境變化有關的問題。因此,圍繞漢唐京師長安的糧食問題,還要做大量深入細緻的研究工作。本文將從關中天地人關係消長角度,來探討漢唐京師長安的糧食供應問題。
漢唐時京師長安的糧食供應,並不完全依賴關中,而是部分地依賴東南漕運。東南指函谷關以東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區。漢初,「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漢武帝初期,「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主要是漕運經砥柱之限,以及渭水水道曲折,加上封凍和水量不足,一年中只可通航六個月。元光六年(前129年)開始修漕直渠,漕運里程減少600里,漕運較為便利。此後,「歲漕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成為漢家制度。再後來,「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余谷」。山東粟、關東谷,指河南、山西之糧食。漕糧使「京師……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不可食」。司馬遷關於京師富庶的描述,給人留下了多麼美好的印象。但是有誰知道,漢朝京師的富庶,關東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唐初,漕運規模不大。貞觀、永徽之際,長安主要依賴關中,每年從山東(崤山以東)轉運至關中者不過一二十萬石。開元初,每年約運一百萬石。開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三年才運七百萬石。天寶中,每年約運二百五十萬石。肅、代、德時代(756—804年),京師依賴江淮漕運。只要藩鎮隔絕,「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德宗貞元初(785年),「太倉供天子六宮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於是增江淮之運,從浙江東西道、江西、湖廣、鄂岳、福建、嶺南,共運米300萬石,江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歲終宰相計課最。貞元二年(786)四月,關中倉廩皆竭,禁軍激憤,險些釀成兵變,當韓滉運米三百萬石至陝時,德宗得知後,「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漕運糧解決了皇室和禁軍衛士的糧食供應,緩解了可能發生的禁軍事變。可見東南漕運對漢隋唐京師長安的重要。
當時許多人都認識到東南漕糧對長安的重要。蕭穎士說:「兵食所資在東南」。白居易說,都畿者,利稱近蜀之饒,未能足其用;田有上腴之利,不得充其費。「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都之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德宗時,劉晏說,江淮、瀟湘、洞庭、衡陽、桂陽漕船,「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眾,待此而強」。不僅使「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而且「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山,可追貞觀、永徽之盛」。憲宗敕書:「軍國費用,取資江淮」。權德輿說:「賦取所資,漕輓所出,軍國大計,仰於江淮」。宣宗制書:「禹貢九州,淮海為大,幅員八郡,井賦甚殷……通彼漕運,京師賴之」。這說明唐代君臣都認識到,江淮漕運對京師糧價穩定,以及政治經濟的重要作用。晚唐皮日休《汴河懷古》云:「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下多」。「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在隋則害,在唐則利。」隋開運河為隋民之害、唐朝之利,宋張洎、明丘浚的評論,大要不出其範圍。
為什麼漢唐需要漕運東南糧食接濟長安?這完全取決於關中天地人關係的消長。傳統觀點,認為戶口多則國家強盛。但是,純消費性人口的增長,即長安皇室、京官、禁軍、士人等多種消費人口的增長,需要消耗大量糧食。他們是東南漕糧的直接受益者消耗者。京師純消費性人口的增加,而關中生產投入的不足——國有土地數量減少(水利灌溉面積減少)和勞動力數量不足,是造成漢唐京師長安糧食供應依賴東南漕運的重要因素。古人常說,地小人眾、人勝於地、生之者少食之眾,並非老生常談,而是反映了人們對糧食問題的憂患意識。
京師皇室及服務人口眾多。漢武帝時,司馬遷就感受到了長安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稱長安「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是當時三個地小人眾的地區之一。《漢書·地理志》記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京兆人口就達到68萬多,人口密度為95人/平方公里。長安縣的人口已達到8萬餘戶,24萬口。西晉時關中人口百餘萬。唐長安人口約70萬,其中,唐皇室宗室人口至少在3萬人,開元、天寶中,宦官約5000—10000人,宮女約5萬人,官奴婢有3萬人,工匠樂戶約3-4萬人。總之,皇室及其服務人口大約15萬。
京師官員人數增加。官員中,有京官(內官)和外官之分;胥吏中,有京師胥吏和外地胥吏之別。京官(內官),指京師帝王之官。內職掌,指為帝王及其家屬服務的人員。職掌,指胥吏。京官和京吏之俸祿和糧料,由太倉支給。西漢哀帝(前6-2年)全國官吏130285員,唐開元二十五年(737)全國官吏368668員,700年間,唐比漢增加了近3倍。西漢京師官吏數,史書不載。東漢(25-220年)京官1055員、京吏14225員;唐貞觀六年(632)京官640多員;開元二十五年京官2620員、京吏35107員。500年間,唐比漢增加了2·46倍。100年間,開元比貞觀增加了4倍。
官員人數的增加,意味著祿米、職分田等的增加。唐京官有祿米、俸料、職分田、公廨田。京官,祿米自七百石至五十二石不等,外官祿米減京官一等。京官祿米,以太倉之粟充之。京官祿米一年約五十餘萬石。京官俸料,包括月俸錢、食料、雜用、課錢四部分,分別指官員購買糧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補助、工作餐和個人生活補助、自備工作所需物品補助、護衛和庶仆代役使錢之補助。上述四項,後合併為一種俸料供給。京官及外官,都有職分田和公廨田。京官及文武職事各職分田,自十二頃至二頃不等,並去京城百里內給。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京城百里外給。京官公廨田,自二十六頃至二頃不等。「自大曆(766)以來,關中匱竭,時物騰貴,內官不給。乃減外官職田三分之一,以給京官俸。毎歲通計,文武正員、員外官及內侍省、閒廐、五坊、南北衙、宿衛並教坊內人家糧等,凡給米七十萬石。」
漢唐京官祿米取給太倉,是漕糧支出的大宗。漢官品級,以俸祿糧石數為名,如二千石、中二千石等。唐德宗建中年間(780-783年),杜佑上奏:「當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雖眾,經用雖繁,人有力余,帑藏豐溢,縱或枉費,不足為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籍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地收斂,土戶與客戶共計得三百餘萬,比天寶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豈非可仍舊如」。官員數量的增加,而交納租賦者減少,是當時主要的政治經濟問題,影響到京師長安的糧食供應,引起經國大臣的憂慮。
京師軍隊人數眾多。武德年間,禁軍約3萬人。開元二十六年(738)北門禁軍約3萬人。自開元至天寶,駐守京師的宿衛兵約10萬人,其中北門禁軍3萬,長從宿衛66000人。加上駐守同州、華州、歧州等,約12萬人。唐前期府兵自辦衣糧,而募兵則由國家供養。如按《漢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計,則10萬軍士,一年至少需要二百萬石軍糧,而不包括馬料在內。天寶中,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其中三百萬折絹布入兩京庫,三百萬石回充米斗供尚食及諸司官廚等料併入京倉,四百萬江淮回造米轉入京,充京官祿米及諸司糧料,五百萬留當州官祿及遞糧,一千萬諸道節度使軍糧及貯當州倉。長安的皇宮尚食、京官祿米及折色占一千萬石,各地節度使軍糧約一千萬。建中二年,沈既濟上疏:「臣嘗計天下財賦,耗斁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猶空。」呂祖謙說:「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常視兵多少」。「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募)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矣」。漢唐長安漕運的增加,與祿米、軍糧有直接關係。
京師士人太多。讀書人口增加,是使京師糧食消費增加、物價上漲的重要因素。隋官制,對唐乃至對中國後期皇朝影響甚巨。在影響京師長安糧食供應問題上,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隋廢除九品中正制,舉行科舉考試,讀書人要到京師參加科舉考試。第二,隋官員任命考核權歸吏部,所有官員都要到京師等待詮選。這兩種人聚集到京師,影響到京師的糧食供應和物價平穩。當時官員曾論及於此。開元三年(715)張九齡上疏說,「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開元十七年(729)國子祭酒楊說,「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恐三千學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約玄宗開元後期,洋州刺史趙匡上奏論科舉弊端,第九條「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徒令關中煩耗,其弊九也。」這些人消耗了長安來之不易的江淮漕運米。德宗時,禮部員外郎沈既濟上奏論科舉弊端,提出「當今天下凋敝之本實為士人太多」的觀點,他說:「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烏聚雲合,窮關中地力之產,奉四方游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於桂玉,由是斯人,索我京邑」;「當今天下凋敝之本,實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養百口者,有養十口者,多少通計,一家不減二十人,萬家約有二十萬口」,他主張,如果一萬人在當地參加科舉考試,則「我減浮食之口二十萬,彼加浮食之人二十萬;則我弊益減,而彼人益困。」減少浮食人口,可以穩定京師物價。洋州是天寶之亂後江淮漕運自漢水達洋州以輸於扶風的必經之地,洋州刺史趙匡親歷督漕艱難;禮部官員職掌貢舉之政令,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親見京師貢舉人數之多,親歷職事之繁。因此他們關於唐德宗時代京師物價昂貴、漕糧運輸艱難、糧食消費繁重的認識,反映了實際情況。杜佑又探究了官制和科舉弊端產生的根由,乃是唐代州郡縣數量增多,選官途徑增多,選官權悉歸吏部。秦代列郡四十,兩漢郡國百餘,唐朝則有三百五十郡。郡縣增加,必然增加官員數量。「秦法,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之科;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天下推薦,天下才過百數;……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名目眾多……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自隋文帝開始,「內外一命,悉歸吏部……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到京師參加詮選官員的數量必然增加。杜佑建議「俾士寡而農工商眾,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
京師佛道人口增多。唐長安佛寺眾多,韋述在開元年間統計,長安有佛寺64所,尼寺27所,共計91所。徐松《唐兩京城坊考》記載長安有佛寺81所,尼寺28所,共計109所。長安附近及秦嶺山上還有許多佛寺,估計天寶時長安及其附近地區的佛寺至少在130-150所。如果按照每寺200人計,則長安及其地區的僧尼26000-30000人。長安城內共有道觀30所,如果按照每所道觀50人計,則有道士女冠5000人左右。寺院道觀占有大量土地及其地租收入。但寺院道觀占地,會減少關中納糧地畝。杜佑指出關中糧食消費增多,是由於「仕宦之途猥多,道釋之教漸起,浮華浸盛,未業日滋」等社會因素。
總之,盛唐時,長安人口約70萬,其中依賴國家供給糧食的人口約32萬,包括皇室及服務人員15萬、京官和京吏37727,禁軍和附近駐軍12萬,到京師參加選官和科舉者最高1萬等四種人口。如按每人年需18石計,長安依賴國家供給的30餘萬人口,約需糧食580萬石左右。
關中鄭白渠下農田,一年是否能提供580萬石左右的糧食?土地,作為自然環境要素,指土壤、水系、動植物和氣候等;作為生產要素,指耕地。關中生產投入不足,使其不能生產更多糧食。生產投入不足,指水利田面積的減少和勞動力人口的不足;人口減少,指關中向國家納糧的農業勞動力(課戶課口)的減少。在勞動人口素質、生產工具和技術水平不變時,耕地數量和勞動力數量投入的增加,是生產發展的關鍵因素。耕地和納糧戶口,才是統一皇朝發展的地理和物質基礎。與消費人口的增加相反,關中土地生產能力不足,民田不足、水田減少,農業勞動力分散。
首先,耕地總量變動不多,但是關中為國家納糧的土地面積減少。當秦孝公(前361—前338年)用商鞅變法時,關中地多人少,三晉人多地少,關中是吸引三晉的寬鄉。到北朝和隋唐時,一千年間,關中人地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地廣人稀,變成地少人眾;由「寬鄉」變成「狹鄉」。寬鄉指土地充足農戶受田多,狹鄉指土地不足農戶受田少。為什麼關中水利田面積會減少?大致有四種因素:
(1)王侯之家(食封之家)數量增加,使水利田面積和農戶減少。分封,就是允許王侯之家直接占有大量耕地及其民戶,自收租稅。這必然減少國家的納糧戶和租稅收入。漢初王侯百餘人,王侯占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王侯土地多在東南。朝廷只有三河、東郡、穎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共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食邑還在其中。因此,漢初每年從關東漕運以供給京師不過數十萬石,原因是京師官員數量少、朝廷領有郡縣少。漢武帝削弱諸侯王,名山陂海盡歸朝廷,漢郡**十;諸侯國大者不過十餘城,小者不過數十里。漢武帝、宣帝時每年漕運東南四百至六百萬石糧食到京師。「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唐封爵九等,雖無其土,加實封者受國家租庸。自武徳至天寶,實封者百餘家。封家食邑,遍據天下膏腴美地。到中宗景龍(704-710)時,「恩倖食邑者眾,封戶凡五十四州,皆據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數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樂、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於是韋嗣立上書論封戶之費:「食封之家,其數甚眾。昨問戸部雲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臣頃在太府,毎歲庸絹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國家租賦,大半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自至徳二年(757)至大曆三年(768),食實封者二百十五家,則大曆時比唐初,一百五十年間增加了七八倍。凡食四萬四千八百六十戶。自至德元年至大曆三年,封異姓為王者,凡百一十二人。十來年,封家增加了二倍多。封家增加,向封家交納租糧的農戶增加,而國家的納糧戶減少,賦稅收入減少。因此,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議,禁止封家自征租稅,一切附租庸輸送。韋嗣立建議納糧戶交納租庸後,「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征,以息重困。」直到開元時才規定,「凡諸王及公主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課戶充,州縣與國官、邑官共執文帳,准其戶數,收其租調,均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國。公所食邑,則全給焉。二十年五月勅:『諸食邑實封,並以三丁為限,不須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隨庸調送入京。」封邑遍及全國,但關中封邑數量無疑會占很多,直接占有了國家的租庸調收入。
(2)隋唐京官的職分田、公廨田、賜田,多在京城百里內外,減少了關中納糧土地和農戶,從而減少了關中的土地生產能力和國家收入。隋朝開皇初(589年),蘇威認為京師「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但王誼說,「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功臣土地多,而民田不贍。關中及三河,民田不足尤甚。開皇十二年,「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毎丁才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關中成為著名的狹鄉,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3)佛道寺院占地甚多。狄仁傑說:「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4)長安皇宮、王府、官邸、旅舍、民用和商業建設的增加。以上諸多因素,都使關中耕地減少。
其次,權勢之家占有耕地,勢必占有水利資源,關中鄭白渠灌溉面積減少。唐朝重視水利事業,盛唐時關內道水利工程9項,次於河北道和河南道。關中水利工程,大半因漢魏之舊,但是工程數量、新辟水源和營建技術上都超過了前代。同州自龍門引黃河溉田六千餘頃,朝邑、河西引洛水和黃河水灌田,水利工程向渭河南岸擴展。但是鄭白渠的灌溉面積減少了。秦漢時鄭白渠灌溉面積達4萬餘頃。唐朝權勢之家多在涇河渠道兩岸設置水磨牟利,使水量減少,灌溉面積減少。高宗永徽六年(665),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說:「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僧大賈競造碾磑,止溉一萬許頃」。在高宗、玄宗、代宗、憲宗時代,王公權要之家以水碾阻斷水流妨礙民田的情況,非常嚴重,京兆府的官員不止一次地依法撤去私碾,但是不久就恢復如舊。「至大曆中(766-779),水田才得六千二百餘頃」。自大曆到寶曆(826)六十年間,上游涇陽縣權勢之家阻斷水流,影響了下游高陵縣灌溉。要之,圍繞鄭白渠水利所進行的水磨和灌溉之爭,實際是豪強爭奪國家的利益,鄭白渠的灌溉能力大大縮減了。
再次,勞動力投入不足,關中社會總人口中,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不足。唐朝京師各種消費性人口增長,而為國家納稅的農業生產力人口減少了,中唐以後情況尤甚。不少官員都指出,佛道人數增多,減少勞動力人口,從而減少了國家稅收。狄仁傑說:「逃丁避罪,並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李嶠說:「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人,其中高戶多丁……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補之?」姚崇說:「自神龍以來,公主及外戚皆奏請度人……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楊炎說:「凡富人多丁者,率為官為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盪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佛道寺院占有土地、蔭附避役農民,而為國家納稅的勞動人口大大減少了。德宗時,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指出,近代以來,入仕之門太多,貴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益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九品之家,不納賦稅,子弟又得蔭補恩獎,坐食百姓。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沈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祿利之資太厚。儘管缺少數量統計,但為國家納糧農業勞動力減少,而仰食於太倉者增多,確是唐人比較普遍的看法。
漢唐時關中不足以供長安。隋文帝開皇十四年(594年),關中大旱,隋文帝率百官、百姓到洛陽「就食」。唐高宗、武則天和唐玄宗等,時常到東都洛陽「就食」。武則天前後居洛陽30年210天。關中糧食不足,洛陽漕運便利,當是原因之一。唐高宗末年(683年)陳子昂上奏:「臣聞秦都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取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儲。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闕矣。即所余者,獨三輔之間爾。頃遭荒謹,人被荐饑。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尤可哀傷……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他反對從東都運送唐高宗靈柩回長安,其理由是三輔遭遇旱災,長安無法供應朝廷百官的基本生活需求。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上奏:「國家帝業本在京師……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匱乏」。關中地狹、糧食不足,成為朝廷最大的憂慮。
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通典》指出,秦以關中而滅六國、唐以天下財賦供京師而國勢不強的原因,在於關中水田和農業勞動力不足:「秦川是天下之上腴,關中為海內之雄地」。「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矣。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其後仕宦之途猥多,道釋之教漸起,浮華浸盛,未業日滋。今大率百人,方十人為農,十人習戰,其餘皆務他業。以古准今,損益可知。又秦開鄭渠,溉田四萬頃。漢開白渠,復溉田四千五百餘頃。關中沃衍,實在於斯。盛唐永徽中,兩渠所溉唯萬許頃。洎大曆初,又減至六千二百餘頃。比於漢代,減三萬**千頃。每畝所減石余,即僅較四五百萬石矣。地利損耗既如此,人力分散又如彼,欲求富強,其可得乎!……誠能復兩渠之饒,究浮食之弊,恤農夫,誘其歸,趣撫戰士,勵其勛伐,酌晁錯之策,擇險要之地,繕完城壘,用我所長,漸開屯田,更蓄財力,將冀收復河隴,豈唯自守而已哉!」杜佑從農業勞動人數和水利角度,來評論秦漢關中的富裕和唐中期關中的衰敗。秦漢,關中農業勞動力占全部人口的二分之一,農田灌面積近五萬頃;而唐朝,關中農業人口才十分之一,而灌溉面積不足萬頃。如能恢復關中農業發展,就仍可建都關中。但杜佑也意識到關中經濟地位的下降。稍後,韓愈《原道》說:「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代農、工、賈都是生產者,只有士人才是消費者;唐代從事生產的仍是農、工、賈,消費者則包括士、僧、道,即「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生產者少消耗者眾是財富貧乏、人民流離失所的根本原因。韓愈的說法,反映了人們對糧食生產與消費比例失衡問題的普遍憂慮。
開元、天寶時,當時天下賦稅收入尚能滿足長安所需的580萬石糧食。天寶中,度支歲計粟二千五百餘萬石,其中一千萬石入兩京庫、京倉,充尚食、京官糧料,五百萬留當為外官祿米,一千萬石供諸道節度使軍糧及貯當州倉。德宗時「每歲天下共斂……稅米麥共千六百餘萬石,其二百餘萬石供京師,千四百萬石給充外費。」二百餘萬石供京師,比開元天寶時減少一千萬石。需求依舊,而賦稅收入減少,六宮尚不能及時供應,京官祿米俸料不能全給。自至德後(756年)不給京官祿米。「自大曆(766年)以來,關中匱竭,時物騰貴,內官不給。乃減外官職田三分之一,以給京官俸。毎歲通計,文武正員、員外官及內侍省、閒廐、五坊、南北衙、宿衛並教坊內人家糧等,凡給米七十萬石。」德宗興元元年(784)十二月詔,「京百官及畿內官料俸,准元數支給。自幸奉天后,運路阻絕,百官俸料,或至闕絕,至是全給。」昭宗乾寧初,有官員建議「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遭到宰相的反對而作罷。
長安太倉所需的580萬石糧食中,關中能生產多少糧食?關中能交納多少糧食?史書關於鄭國渠的灌溉效益的記載,是有問題。唐大曆初,鄭白渠灌溉6200餘頃,以畝產4石計,則僅收248萬餘石;旱田3000餘頃,以畝產1—2石計,約收30—60餘萬石。水旱田合計約收穫300餘萬石。唐前期課戶課**納租米,建中以後按丁產戶等交納兩稅。關中農戶能交入京倉的稅糧,大約最多二百萬石。開元二十二年後裴耀卿為轉運使,三年運700萬石。二十五年,年成豐收,朝廷在關中收購數百萬石餘糧,下詔停止當年關東漕糧運輸。天寶中每年漕運二百五十萬石,而德宗時「令江淮歲運米二百萬石」。」要之,關中每年大約能提供二百多萬石,需要漕運關東二三百萬或四百萬石,才能滿足漢唐京師長安的糧食需要。而這個數量正是漢武帝以後、唐德宗貞元以後,一般年份的漕運額。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鄭白渠並沒有「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以上分析了漢唐京師長安糧食供應並不完全依賴關中,而東南漕運亦占半數以上的各種社會因素。這個問題,與自然因素有無關係?朱士光先生根據陝西省氣象局與氣象台的統計,認為,自公元前2世紀至20世紀前半葉,關中水旱有增多趨勢,並且與氣候變化相關。春秋、戰國、秦與西漢前期(公元前770—前122年),關中氣候溫暖、濕潤,年平均氣溫高於現代1-2c,平均降水量多於現在。西漢後期至北朝(前121—581年),關中氣候寒冷乾旱。隋和唐前中期(581—805年)7、8世紀,關中氣候溫暖濕潤,年平均溫度高於現代1c左右,年降水量高於現代。唐代後期即德宗貞元年間(785—805年)至北宋(即貞元年間之後的9世紀—11世紀),氣候涼干。
可以看出,長安的糧食供應與關中氣候變化方面,存在著一定的正相關性,即西漢前期和唐前中期,關中比較溫暖濕潤。這些時期,長安的糧食供應,主要依賴關中。漢武帝以後,及唐德宗貞元以後,關中氣候以冷干為特徵。長安的糧食供應,則主要來自東南漕運。這個變化,除了前述的各種社會因素外,溫度和降水的變化,是造成關中糧食生產能力不足、依賴東南漕運的自然條件因素。溫度的降低,降水的減少,主要通過影響作物的生長期和土地的生產能力,來影響人類社會。而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各占多少比例,則比較難於確定。
綜上,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班固引用民歌「衣食京師億萬之口」作為信而有徵的史料,來證明鄭白渠是京師衣食之源,並不十分確切。漢唐長安糧食供應,關中大約只能提供二百萬石左右,要依賴東南漕運三四百萬石。而造成關中生產能力不足的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有多種:(1)長安純消費人口的增加,如皇室及服務人口、京官京吏、京師駐軍、參加選官和科舉考試人員、商業和佛道等多種人口的增加。(2)關中農業生產力的不足,如為國家納糧的耕地減少、關中水利田面積減少(如食封之家的增加、京官職分田公廨田賜田多在京城百里內外、佛道寺院的占有土地,以及建設占地的增加等)、關中為國家納糧的農戶減少等。(3)自然因素,則是前2世紀至6世紀(漢武帝以後至北周),9世紀—11世紀(唐德宗貞元至北宋前期),關中氣候向冷乾的轉變。所以,民歌所說鄭白渠「衣食京師,億萬之口」的說法並不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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