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初,胡適陪杜威到天津演講。1月2日,杜威在天津作《真的與假的個人主義》的演講,他在講演中闡明:為我主義是假的個人主義,個性主義是真的個人主義,真的個人主義具有獨立的思想、個人對於自己的思想信仰要負完全責任。胡適擔任翻譯。
3日,胡適在天津學生會聯合會的學術演講會上演講《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後於1月26日寫定該文。
這一次,胡適簡直是用詩一樣的語言進行講說,即便是現在讀起來,也不能不讓人激情飛揚。還是那句話,解讀他的文章,不如讀原文,我們不妨節錄如下:
近代的人生哲學漸漸變了,漸漸打破了這種迷夢,漸漸覺悟:改造社會的下手方法在於改良那些造成社會的種種勢力——制度、習慣、思想、教育,等等。那些勢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所以我覺得「改造社會要從改造個人做起」還是脫不了舊思想的影響。我們的根本觀念是:
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
改造社會須從改造這些造成社會,造成個人的種種勢力做起。
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
新村(日本的)的運動如果真是建築在「改造社會要從改造個人做起」一個觀念上,我覺得那是根本錯誤了。改造個人也是要一點一滴的改造那些造成個人的種種社會勢力。不站在這個社會裡來做這種一點一滴的社會改造,卻跳出這個社會去「完全發展自己個性」,這便是放棄現社會,認為不能改造;這便是獨善的個人主義。
以上說的是本篇的第一層意思。現在我且簡單說明我所主張的「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是什麼。這種生活是一種「社會的新生活」;是站在這個現社會裡奮鬥的生活;是霸占住這個社會來改造這個社會的新生活。他的根本觀念有三條:
一、社會是種種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須要改造社會的種種勢力。這種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點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無論你的志願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徹底,計劃如何偉大,你總不能籠統的改造,你總不能不做這種「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的工夫。所以我說:社會的改造是這種制度那種制度的改造,是這種思想那種思想的改造,是這個家庭那個家庭的改造,是這個學堂那個學堂的改造。有人說:「社會的種種勢力是互相牽掣的,互相影響的。這種零碎的改造,是不中用的。因為你才動手改這一種制度,其餘和種種勢力便圍攏來牽掣你了。如此看來,改造還是該做籠統的改造。」我說不然。正因為社會的勢力是互相影響牽掣的,故一部分的改造自然會影響到別種勢力上去。這種影響是最切實的,最有力的。近年來的文字改革,自然是局部的改革,但是他所影響的別種勢力,竟有意想不到的多。這不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嗎?
二、因為要做一點一滴的改造,故有志做改造事業的人必須要時時刻刻存研究的態度,做切實的調查,下精細的考慮,提出大膽的假設,尋出實驗的證明。這種新生活是研究的生活,是隨時隨地解決具體問題的生活。具體的問題多解決了一個,便是社會的改造進了那麼多一步。做這種生活的人要睜開眼睛,公開心胸;要手足靈敏,耳目聰明,心思活潑;要歡迎事實,要不怕事實;要愛問題,要不怕問題的逼人!
三、這種生活是要奮鬥的。那避世的獨善主義是與人無忤,與世無爭的,故不必奮鬥。這種「淑世」的新生活,到處翻出不中聽的事實,到處提出不中聽的問題,自然是很討人厭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對的。反對就是興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我們對於反對的舊勢力,應該作正當的奮鬥,不可退縮。我們的方針是:奮鬥的結果,要使社會的舊勢力不能不讓我們;切不可先就偃旗息鼓退出現社會去,把這個社會雙手讓給舊勢力。換句話說,應該使舊社會變成新社會,使舊村變為新村,使舊生活變為新生活。
我且舉一個實際的例。英美近二三十年來,有一種運動,叫做「貧民區域居留地」的運動。這種運動的大意是:一班青年的男女,——大都是大學的畢業生,——在本城揀定一塊極齷齪、極不堪的貧民區域,買一塊地,造一所房屋。這班人便終日在這裡面做事。這屋裡,凡是物質文明所賜的生活需要品,——電燈、電話、熱氣、浴室、游水池、鋼琴、話匣,等等,無一不有。他們把附近的小孩子,——垢面的孩子,頑皮的孩子,——都招攏來,教他們游水,教他們讀書,教他們打球,教他們演說辯論,組成音樂隊,組成演劇團,教他們演戲奏藝。還有女醫生和看護婦,天天出去訪問貧家,替他們醫病,幫他們接生和看護產婦。病重的,由「居留地」的人送入公家醫院。因為天下貧民都是最安本分的,他們眼見那高樓大屋的大醫院心裡以為這定是為有錢人家造的,決不是替貧民診病的;所以必須有人打破他們這種見解,教他們知道醫院不是專為富貴人家的。
還有許多貧家的婦女每日早晨出門做工,家裡小孩子無人看管,所以「居留地」的人教他們把小孩子每天寄在「居留地」里,有人替他洗浴,換洗衣服,餵他們飲食,領他們遊戲。到了晚上,他們的母親回來了,各人把小孩領回去。這種小孩子從小就在潔淨慈愛的環境裡長大,漸漸養成了良好習慣,回到家中,自然會把從前的種種污穢的環境改了。家中大人也因時時同這種新生活接觸,漸漸的改良了。我在紐約時,曾常常去看亨利街上的一所居留地,是華德女士(lilia
wald)辦的。有一晚我去看那條街上的貧家子弟演戲,演的是貝里(ba
y)的名劇。我至今回想起來,他們演戲的程度比我們大學的新戲高得多咧。
這種生活是我所說的「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是我所說的「變舊社會為新社會,變舊村為新村」的生活!這也不是用「暴力」去得來的!我希望中國的青年要做這一類的新生活,不要去模仿那跳出現社會的獨善生活,我們的新村就在我們自己的舊村里!我們所要的新村是要我們自己的舊村變成的新村!
可愛的男女少年!我們的舊村里我們可做的事業多得很咧!村上的鴉片煙燈還有多少?村上的嗎啡針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纏腳的女子還有多少?村上的學堂成個什麼樣子?村上的紳士今年賣選票得了多少錢?村上的神廟香火還是怎麼興旺?村上的醫生斷送了幾百條人命?村上的煤礦工人每日只拿到五個銅子,你知道嗎?村上多少女工被貧窮逼去賣淫,你知道嗎?村上的工廠沒有避火的鐵梯,昨天火起,燒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嗎?村上的童養媳婦被婆婆打斷了一條腿,村上的紳士逼他的女兒餓死做烈女,你知道嗎?
有志求新生活的男女少年!我們有什麼權利,丟開這許多的事業去做那避世的新村生活!我們放著這個惡濁的舊村,有什麼面孔,有什麼良心,去尋那「和平幸福」的新村生活!
可以設想,胡適在做這個講演時,聽講演的青年學生們會怎樣的心潮澎湃。
1920年3月21日,胡適在林長民家,初次見到上海求學時給自己很多思想啟迪的梁啓超。
胡適在1918年11月20日曾致信梁啓超,希望到天津拜會他,「以慰平生渴思之懷」,並順便向他請教墨學問題。可惜因梁啓超臨時有要事,未能如願。
二人見面之後,在墨學方面常有交流辯論。1921年2月,胡適為梁啓超的《墨經校釋》作序,「頗有所辨正」。是年4月,梁啓超送還胡適請他指教的《墨辯新詁》,寫了兩封信與他辯論。
有意思的是,1922年《墨經校釋》出版時,粱啟超把自對胡適序言的答辯放在書前,把胡適的序言放在後面。胡適在日記中認為此舉「未免太可笑了」。
3月23日,胡適寫成《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一文。對於1919年底自己曾參與發起的北京工讀互助團,胡適承認有些草率和不切實際,他認為北京工讀互助團的根本錯誤在於只做了「工」的計劃,沒有做「讀」的計劃。胡適希望有了組織可以使工讀容易實行,不希望用這種組織來「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胡適認為「工」的方面應該注重分工,注重個性的不同;「讀」的方面應該採用互助的組合,應該注重自修能力的培養。
胡適不僅重視大學對於推動高等學問研究的作用,也很重視中學對於普及知識,培養基本素質的作用。
3月24日,胡適寫成《中學國文的教授》一文。在這篇文字中,胡適擬定了一個中學國文的理想標準:(1)人人能用國語自由發表思想;(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書籍;(3)人人能作文法通順的古文;(4)人人有懂得一點古文文學的機會。胡適除了提出自己關於中學國語文(白話)、古文教材與教授法的設想外,還提出「演說與辯論」作為國語與國語文的實用教法,他從自己的親身感受出發,指出「演說辯論最能幫助學生養成有條理系統的思想能力」。此外,胡適非常注重文法,認為不懂文法的人,絕不配成為國文教員,應該把文法與作文歸一個人教授。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命令,自本年秋季起,國民學校的一二年級教科書全部改用國語。這一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舉辦國語講習所,胡適去演講了十幾次,為國語的普及積極努力。
5月,胡適參加國語統一籌備會在北京的會議,並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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