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城的首山宮回到自己府邸之後,剛剛換過戎服的大將軍孫靜邦,頓時已經為聞訊而來的親信和各色關係人等,所包圍了起來。作為國朝屈指可數被授以開府儀同三司而自置屬僚的頂級重臣,他麾下供養了數量不菲各色人等。
因此,在他們的有意無意的推動之下,官拜撫軍大將軍,長期執掌總綱參事府的孫靜邦,自然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見地。
作為國朝屈指可數的實職大將軍,他雖然已經將近五十歲而鬚髮開始斑白了,但是依舊想的身體健碩而精神充沛,每日食飯三斗,啖肉五斤,飲酒一廨,然後打拳翹關(舉重)各半個時辰,還能隔三差五的御女若干。
可謂是生命在於運動的一個傑出典範。
他算是前代幕府當主在晚年提拔起來的少壯派,早年創下不少威名赫赫的功勞和事跡,則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嶺外或是海外之地,堪稱是為國東征西討而在外域滅國破城無算的一代新銳將帥;
直到前代大府身體不虞,才將他從西天竺之地招還回來坐鎮總綱參事府,又妻以公室女而視同襟翼,亦是作為留給下一代的班底和輔佐人才。
然而,這番原本萬無一失的資歷,卻是因為後來圍繞在監國身邊的老臣派與新晉派的政治鬥爭,而無形間讓他的身份和立場變得尷尬起來。
因此,他才在原本北人黨那些暮氣漸深的資深元老們,已經越來越不合實質執領國政權柄的,當代監國心意和態度的情況下,帶領北人黨中尚有銳氣的新晉和少壯派成員,毅然在朝堂上與北人黨中其他三大支柱公然決裂,而出成為所謂的新北(人)黨。
因為長期對抗和暗中擎制的緣故,自從監國全面當權之後,那些老北人黨可以說是已經徹底式微了;留下的各種資源和政治遺產,也都被他所領導的新北黨所接受和吸納。
可以說,除了遠在嶺內而影響力有限鞭長莫及的五路總管寧沖玄之外,當朝新北黨人之中已經是他私下可以一言而決和主導的大好局面了。
只是,隨後的幾年光景當中,他的運氣和境遇就有些未能盡如人意了。
原本負責接替他位置的樞密副使劉紹能,至今還呆在荊襄一代負責善後事宜;而原本要入朝主持樞密院的寧沖玄,也被留守在了陪都江寧;原本南下平叛名為他副手的王端臣,也在廣府收復之後就被留下部隊,而迅速隻身打發回原任地方去坐鎮了。
可以說北地那些實權的坑裡依舊被占據的滿滿地,根本沒有適合他插手或者說施展抱負的位置。而起額,從另一個方面說,
雖然如今他,依舊擁有節制北地諸位帥臣的名分和總管頭銜,但因為受到到原本北人黨背景的牽連,他也最缺乏的無疑是參與兩次北伐的資歷和人望,而不得不和那位長期執領東南行司的寧總管一樣,呆在後方的大本營里擔待起襄贊軍國事的「重任」;
至少在初次北伐崩潰之時,那位軍望資重的寧總管還被臨危受命指派出去,於江北當代起收拾殘局的關鍵重任,然而到他這裡,甚至就連後來歷次的江南定亂的功勞都沒有自己的份;
唯有在畿內大亂為叛黨所竊據的時候,身處後方的他拒不接受那些叛黨的拉攏,而帶著親信出奔進入東江道,然後再後續的平叛當中,以自己的威望和號召力,在東三道地方相應來自嶺內的勤王大軍,進而瓦解了畿內叛軍及其附從勢力的鬥志和信念。
這才趕上了定難克亂之功的最後一點尾巴和風潮,算是在監國那兒得到了進一步的認可;因此,他其實很希望能夠有所機會脫出總綱參事府的局限,在北地證明自己尚未老矣而鐵甲依舊的勃勃雄心。
要知道大梁的總綱參事府乃是自故大唐一脈相承的體制,雖然沒有前朝那種與樞密院並稱「府院」的專重權柄;但也是為軍國籌謀計而制定戰略方向的重要部門,地位清貴猶在操作實務的兵部之上。
更別說依照早年沿襲的制度,但凡是下層行伍出身的領兵官,須得到武學再修和進研之後,再到參事府堪磨上或長或短的資歷,以培養戰略眼光和格局,才有可能得以外放為獨當一面的一方守臣或是獨掌專征的一軍之主。
因此,身為與正副樞密使,知事們,比肩同位的參事府總章和佐貳官們,很容易籍此培養起廣泛的人脈,也是國朝異論相攪制度下制衡樞密院、兵部濫權的一個關鍵;
但是國朝兩次北伐大業的過程,卻是嚴重衝擊和破壞了這種沿襲日久的慣例和傳統;無數年輕新晉的將帥因此如雨後春筍一般冒出來,又因為種種功勳和戰績,而被戰時大本營和江寧行在就地破格簡拔起來;
因此,相比本身職權就被併入大本營的樞密使們,他所負責這個總綱參事府總章的地位和職分,就變得有些微妙和尷尬起來了;既無經略實務的事權,也干涉不到正常的人事遷轉,更不掌錢糧轉運支給的要害,
真的就只剩下襄贊輔佐的建議之權,還有就是根據上意和決定,制定相應的對敵方略和戰局部署而已了。如果不是監國為了權衡內部,而將他列為戰時大本營的一員,他甚至連參與最高層軍國決策的資格都沒有了。
好在,如今北伐造就的新興軍功勳貴的大山頭之中,尚有被稱為海外駐屯軍系的勢力,算是不乏他的淵源和故舊所在,也有人暗中表態願意接受和歡迎他的領導。
除此之外此外,還有出身畿內背景的京軍系,聚攏在王端臣麾下的荊湖系,存在感較小一些的蜀軍系,以及在外獨樹一幟的淮東系,這幾個較大的山頭和實力背景,就不是那麼好折服和支派了。
尤其是那個被私下討論的最多,非議也是最多的淮鎮。
至於有人一直鼓吹那位羅藩子只是運氣好,善於撿便宜之類的說辭,他只能是嗤之以鼻,戰陣之上生死離分最是公平無他,雖然有所運氣和概率之說;但是能夠撿得了一時便宜,卻不頨表就能夠撿的了一世的便宜。
那位能夠從帶私兵助戰的流外團練官,一步步的走到現今方鎮一方的地步,當然自有其獨到之處,而不是所謂的總是運氣很好,總是能夠撿到別人的便宜的緣故;事實上,在國朝高層之中隱約有另一個說法流傳,
就是這位早年曾經遠赴北地的時候,意外尋獲了國朝先祖梁公所流下來的密藏,而多少得到被稱為「梁公天書」七卷當中,關於兵法韜略的部分內容和心得,這才像是變了個人一般,回到廣府後開始發跡而扶搖直上雲霄。
因此,這次大府明著他屈尊親自領兵北上送婚,就是一個改變這種局面尤為重要的契機,只要有一批班底和相應的軍勢,他並不缺乏信心,讓自己這個大將軍和都總管名銜,變得真正實至名歸。
他此次行事的底氣和憑仗自然不是空穴來風的,只要國朝下定了決心而推動以大勢使然,就連昔日威名赫赫幾代人,坐擁重兵數十萬的東南行司,在國朝的一聲令下也是說消亡就消亡了,難道區區一個立足不過十年的淮鎮,就想因此能夠置身事外呢;
淮鎮有精兵強將也有土地產出和資源,更海路樞紐之要和得天獨厚的商業利益,藉機為國分擔一下也是正常的事情。
此外,還有就是這次國朝當中政治資源和權力鬥爭上的需要,
無論怎麼說,在二次北伐之後造就了一大批軍功新貴里,那位淮鎮之主無疑是獲益最多,也是最為眾矢之的的那個焦點。
畢竟北地五留後的名頭固然好聽,別人的鎮防之地都是師老疲弊,而地方殘破民生凋敝,就算是就是起來也是頗為困難;反倒是淮鎮治下多年遠離戰火,就算響應國朝徵發也是出境作戰的居多,故而一貫休養生息的不錯。
因此,就算是那些新舊出爐的軍功新貴當中,因為在歷來國朝資源投入和重視程度上的競爭,由此結下仇怨或是乾脆就此看他不順眼的也是大有人在。
而且在很多人看來,北朝鼎覆而天下既定,就剩下一些後續收尾的殘餘戰事;那位羅藩子在大府面前的重要性和價值已經逐步消退,再能打也逃不過一個功高震主的下場。
所以這些年下來,自然會生出各種覬覦和輕慢的心態來,而開始採取各種試探底線和態度的小手段。
另外據他所知,對於某些人而言,這次賜婚也是一個重要抉擇的關鍵:
如果對方願意知趣的交出權利回到朝堂中樞,備用權勢富貴榮養起來,那就是最好的結果,
如果不願意回來,那就是漸行漸遠需要採取直接打壓和鬥爭策略的時候了。大府再怎麼優容和信任之,也未必容得下一個一而再,再而三讓事情拖出自己掌握的臣下。
而以國朝立國上百年的,並不乏炮製和收拾權臣,或是尾大不掉藩鎮的手段和方案。有時候是簡單的一封詔書,有時是送到面前的一杯毒酒,或是親近人士的一把短匕,或是來自部下的反攻倒算……
這時候,就需要有一位足夠分量和強勢的人物,坐鎮北地而整合局勢和果斷權宜的善後處置。
但是無論如何眼下的第一要務,就是籍此送婚之際在北地站穩腳跟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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