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就算是李世民,也無法揣測到夏鴻升所構想的有多麼長遠。
畢竟,就算是他如何的雄才大略,也無法知曉千年之後的事情。
大唐要想真的萬世永昌,除了自身的技術不斷更新,永葆世界最先進之外,其自身內部,也一定要有順勢的能力,才能應對住來自身體內部的種種衝擊,屹立不倒下去。
在夏鴻升的認知界限之內,倘若到了一千三百年之後的時間,這個世界上還有大唐的話,那麼大唐只能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
這是最為適合大唐的未來政體了。
蓋因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是歷史的必然軌跡,也是社會各個方面發展之下的客觀必然結果。大唐的帝制不會一直保存到那個時候。只有兩個結果。要麼,盡滅於階級革命的洪流,大唐從此不復存在,成為一個新的民主制國家。要麼,接受約束,同民主和資產階級相互妥協,成為名義上的君主。否則,就算是大唐擁有著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最廣沃的土地,也仍舊會在自身內部的變革之中被撕扯的粉碎。
至於比資本主義更加先進之主義那畢竟還是構想,還未曾實現,更未曾被夏鴻升親眼所見。
就算是這更加先進之主義有了某種特色,那在夏鴻升所處的時代階段,也暫時只是給資本主義披上了一層特色的外衣而已,並不真是那更加先進之主義。
所以,夏鴻升目光之所能及的最遠範疇,也就是給大唐典型下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促使資產階級崛起,促成帝王同資產階級的相互妥協,皇權與民主的相互妥協,最終使得大唐轉化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順應民主制的大勢,因而一直持續下去。
這是夏鴻升的大唐構想之中的最後一個環節,也是最終的結果。這中間需要多少過度又多少鋪墊,是夏鴻升窮此一生可能也無法完成的。但是夏鴻升可以將大唐的車輪,往這個方向上引去。
要想大唐最終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需要資產階級和君主的相互妥協。而位於二者相互制衡,才能使二者免於流血衝突和武裝革命,順利的過度。
因此,資產階級要先發展起來。而君王卻也不能在資產階級面前徹底失勢。
所以夏鴻升要想辦法,促使大唐進入到這個狀態裡面去。
所以要先開商限,先使得資產階級出現。
但是資產階級的出現,卻又會威脅到帝王的統治。在資產階級出現的初期,它是發展迅猛的,又是足夠弱小的,甚至於朝廷的一道旨意,就足以將其扼殺。所以在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初期,要使得帝王對他提不起來足夠高的警惕來,才能使其繼續發展下去。否則,一旦在初期的時候,君王認為它的發展將要觸及自己的統治地位的時候,那麼不管他有多大的好處,君王都會將其一舉抹殺。而那個時候的資本主義萌芽,是斷然沒有能力來對抗一個集權的朝廷的。
所以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的發展,反而應當有所限制。這種限制,使他可以放慢一些速度來,來迷惑君王,使君王認為它的發展在其可控之內,因而才不會去將其抹殺。因而在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初期,一些不傷害其發展,又限制其發展的政策,反而是它的保護傘。
這就是夏鴻升奏請制定商法的意義。
其實,李世民所提出來的三個問題,是根本無解的。
官商勾結,狼狽為奸;亦或是權貴利用自己的權力,構建商業帝國,壟斷市場;甚至於大權貴就是與大商人,二者集於一身……這些都是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法律有時候也只能相當的無奈和無力。
蓋因「資本家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大膽起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他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的危險」。
但是,卻也並非是不可調和的。
只要法律的內容不過度阻礙於商業的發展,剝奪商人的權利;只要國家的力量仍舊大於商人極其聯盟的力量;只要國家對於經濟的把控仍舊有效;只要對遵從法律的商業行為的促進力度,和對違反法律的商業行為的執行力度都足夠大;那麼這些問題,其實是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得到抑制的。
某特色更加先進之主義,在這方面其實做得就挺不錯了。國有經濟控制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過多干涉市場但是卻保持對市場的宏觀調控。這是非常具有參考意義的做法。
而對於大唐來說,國有經濟,就是朝廷的經濟,就是朝廷的產業,通俗來說,就是「國有企業」。還有一點要明確,朝廷的產業,絕不等同於皇室的產業。
那麼簡單來說,夏鴻升要制定出來的這部商法,要圍繞著幾個關鍵詞來進行。
開商。打開對商業的種種限制,使商業獲得它應有的地位和權利及方便。
限商。在保證商業發展不受到戕害的前提下,制定出限制措施來,以免商業的發展失控,造成大量的不良結果,而將商業的發展限制在一個積極卻又健康的彈性空間內。
國家把控經濟命脈。若是由私人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就能控制國家,國家政權最終將成為某些私人的掌中玩物。
宏觀調控,規範市場。自由市場存在其固有的無法避免的缺陷,因此需要國家在尊重市場調節的前提下進行,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運用計劃、法規、政策、道德等手段,對經濟運行狀態和經濟關係進行干預和調整,把微觀經濟活動納入國民經濟宏觀發展軌道,及時糾正經濟運行中的偏離宏觀目標的傾向,以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
簡單一些,通俗點來講的話,做一個十分不正確不恰當的比喻,將李世民比作是後世的某個團體,然後套用它的一些政策規制,就容易理解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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