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走在晚清的亂世理工男 第六百四十九章 整活

    蔣夢麟說：「大傢伙針對的是日本人，根本不想把蔡校長氣走。」

    辜鴻銘說：「我相信蔡校長肯定會回來，他要是不回來，老夫也走！」

    雖然蔡元培屬於新文化運動的一份子，但辜鴻銘一直挺佩服蔡元培。首先當然因為蔡元培是正兒八經的進士出身，再者此前蔡元培替辜鴻銘說過話。

    所以在幾個月前林紓與蔡元培的「蔡林大戰」中，辜鴻銘選擇站在了蔡元培一邊。

    而在更早時候，他還為自己被視為孔孟罪人深感不服，說自己實為孔孟舊學之功臣。

    辜鴻銘寫了篇奇怪的文支持蔡元培：「在這國學岌岌可危之際，蔡氏表面上支持新派刊物，實際上用心良苦，是不得已出此倒行逆施，以毒攻毒之法」

    他顯然會錯了意，但蔡元培看破不說破，就這麼著了。

    蔣夢麟又說：「日本人真是可惡，一切的一切，包括校長被逼走，他們才是禍首！」

    李諭說：「還好現在大家漸漸能意識到日本人的本來面目。」

    辜鴻銘也冷哼道：「日本人向來是知小禮而無大義，拘小節而無大德；重末節而輕廉恥，愄威而不懷德；強必寇盜，弱必卑伏。看起來恭恭敬敬，似乎很有臉，實際上心中無大義；寡廉鮮恥，欺軟怕硬。」

    李諭笑道：「這句話貌似出自宋朝的《資治通鑑》，這麼多年，小鬼子一點沒變。」

    ——

    在連續幾封電報催促後，蔡元培終究還是回來了。

    幾人隨即在飯莊歡迎蔡校長歸來。

    胡適說：「這幾天學生因為您的出走，鬧得更凶了。他們覺得是北洋政府逼走了您，差點去總統府示威。」

    蔡元培說：「我就是擔心他們出事，才重新北上。」

    「現在學校好不容易走上正軌，全靠著校長哪！」蔣夢麟說。

    蔡元培轉而問道：「對了，杜威教授呢？」

    胡適說：「他要去浙江做幾場演講。」

    「浙江？我剛去了趟杭州，那裡的高等學府全都停辦了。」蔡元培說。

    李諭說：「他是被陶行知邀請過去的，要講幾場關於平民教育的內容。」

    「平民教育嘛，這可比大學難做得多，還難有名聲。」蔡元培感慨道。

    李諭說：「總不能只有精英教育，那樣永遠也完成不了工業轉變。」

    「這個說法妙極！」辜鴻銘接上話，「前段時間胡適之還寫了篇文章，說中國十人有九人不識字，正是我們應該感謝上帝的事。要是四萬萬人都能讀書識字，那還了得？要是北京的苦力、馬夫、車夫、剃頭匠、小夥計都認得字，都要像北京大學學生那樣去干預朝政，還成個什麼世界？」

    胡適說：「辜老又拿這事揶揄我。」

    辜鴻銘年紀挺大，但嘴上一點不饒人，也不讓著胡適這個晚輩：「是你先拿辮子一事攻擊老夫的。」

    蔡元培早就習慣他們兩個的爭吵，打斷他們說：「我路過徐州時，聽說辜教授給張勳送了一副壽聯，『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沒錯，」辜鴻銘說，「蔡校長，你先別說，我倒想問問胡適之教授能不能明白其中意思。」

    胡適見他又針對自己，想了想說：「好像是宋代文豪蘇軾送給好友的詩句。意思是希望朋友不要悲觀，珍惜餘下的歲月。」

    辜鴻銘說：「這只是字面意思，還另有深意，你能否看出？」

    胡適說：「『傲霜枝』自然是你們二位的辮子，『擎雨蓋』我悟不出來。」

    辜鴻銘得意道：「那是清朝的大帽子！」

    這次辜鴻銘占了上風。

    「佩服佩服！」胡適隨便誇了兩句，趕緊調轉話題，對蔡元培說，「最近幾位學生辦的雜誌《新潮》發行不錯，我們還向上海大同大學的中國科學社約了稿。」

    蔡元培支持說：「李諭先生領導的科學社非常有先進性，現在寫科普文章最好的就是他們。」

    胡適說：「我們也全部採用了白話文和新式標點」

    辜鴻銘又打斷了胡適：「又是白話文、新式標點！按照白話文，你都不該叫胡適之，應該叫往哪走。還有，今天我當著你的面，必須為文言文說一句好話，如果家裡來電報，說你父親死了，叫你趕快回家奔喪，白話文多囉唆；如換成文言文，只需四個字，『父亡速歸』。」

    胡適立馬反駁：「如今印刷技術興盛，再惜墨如金已經沒有必要，讓更多人看懂才最急迫。」

    辜鴻銘繼續冷嘲熱諷：「白話文藝術含量太低，你寫的那首新詩叫什麼來著，黃蝴蝶對吧？嘿嘿，寫得真是好！以後乾脆就尊稱你為『黃蝴蝶』了。」

    胡適新詩水平確實不咋地，被說得臉色有些發紅。

    蔡元培適時地制止兩人的爭吵：「行了行了！過不了幾天，有兩位英國的學者會抵達京城，一位是哲學家與數學家羅素先生，他是應當初與李諭的承諾而來。另一位是文學家毛姆先生。」

    辜鴻銘說：「正好一文一理。」

    這兩位知名度都不低，算是比歷史上早來一年。羅素介紹好幾次了，毛姆就是寫了《月亮與六便士》的作家。

    蔡元培說：「他們會訪問北大，諸位到時一起迎接。」

    胡適答應說：「沒有問題。」

    辜鴻銘卻突然問道：「他們會說中文嗎？」

    李諭說：「肯定不會，羅素先生倒是想學中文。」

    辜鴻銘說：「那麼胡適之教授可以不去了。」

    「為什麼不讓我去？」胡適問。

    辜鴻銘笑道：「你的英文實在不地道，對方又正好是英國人。」

    胡適說：「我留學七年，英文怎麼就不地道了？」

    辜鴻銘說：「留學七年？哈哈，那你學會的全是英國下等人的發音。」

    李諭看著有點好笑，兩人在新文化運動中這種爭論還有很多，互不相讓。

    蔡元培起身說：「差不多了，咱們趕緊回學校，落下這麼多課，大家要抓點緊。」

    ——

    幾天後，羅素和毛姆抵達京城，他們已經在上海、杭州、蘇州、長沙轉了一大圈。

    羅素此前因為反戰被關了半年，出獄後精氣神還不錯。

    簡短寒暄過後，羅素環顧四周說：「非常漂亮的校園，我喜歡這樣的傳統建築。」

    蔡元培說：「這裡曾經是一座公主府。」

    「原來是這樣，美極了！」羅素說，「最近在中國的路程，讓我更加深入了解了這個古老的國度，中國人的性格與精神也讓我十分喜歡，記得遊覽西湖時，幾名轎夫抬著我在崎嶇的山路中穿行，雖然辛苦，他們卻有說有笑似乎沒有憂愁。」

    李諭說：「那不見得是好事，如今中國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要去除的就是這種習慣於人吃人的性格。」

    羅素吸了口菸斗：「你說的有點哲理。」

    後來迅哥也對這件事深深不以為然：「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有別的意思罷。」

    隨後，羅素就在北大做了名為「哲學問題」的講座。

    他一共講了五場，包括「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數理邏輯」「社會結構學」等。

    但可能是因為演講內容太專業化和技術化，羅素的演講並沒有像杜威一樣引起太大反響。以致許多學術界人士都覺得，羅素的思想並未被中國新知識分子所接受，也未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

    甚至還因為他的一些觀點引起了一些爭議。比如羅素對中國未來的一些建議，他覺得有兩件事必須挑明：第一，將西方文化全盤照搬到中國並不合適；第二，中國以往的文化也不適合於當時的需要，應當進行徹底改造。

    羅素希望中國人既不要盲從西方文明，也不要原封不動地沿襲中國固有傳統。他相信將來中國一定能像過去一樣，對世界文明作出特殊的貢獻。

    這些觀點其實挺中肯客觀的，也比較符合中庸的思想。

    不過《申報》刊載羅素的演講時，用的副標題是「羅博士言中國宜保存固有國粹」。

    報道後不久，此文便招致一些知識分子的詰難。比如周作人在《晨報》上發表了《羅素與國粹》一文，直接點名批評羅素的觀點，他認為羅素勸中國人要保存國粹，這是很要不得的，因為中國傳統的壞處遠比好處多，中國人又特別容易自大。

    當然了，支持羅素的也不在少數，很多人都發文說保存國粹與改造社會並不矛盾，中國人不僅應該保存本國國粹，還應保存他國國粹，這一道理也適用於其他的國家。

    也算羅素間接參與到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爭論之中。

    可惜羅素沒能在中國待很久，他去河北育德中學演講時，為了保持紳士風度，沒穿外套，意外染上了風寒。更倒霉的是風寒轉成肺炎，被折磨了三個多月才好。

    期間他拒絕任何報人的採訪，一家對此很不滿意的日本報刊謊登羅素已去世的消息。後來經過交涉，他們仍不願收回此消息。

    病情好後，隨羅素而來的情人布萊克又懷了身孕，兩人只能返回英國。

    在回國路上，羅素取道日本，那家日本報社又設法採訪他。

    作為報復，羅素讓秘書給記者分發印好的字條，紙上寫著：「由於羅素先生已死，他無法接受採訪。」

    老哥挺會整活的。

    另一位毛姆先生，則主要是和辜鴻銘搞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對話。

    毛姆由於沒去北大參加演講，便下榻在了北京飯店。他剛在英國讀了《中國人的精神》，對辜鴻銘這個人很感興趣，於是派了一個隨從拿著請帖到辜鴻銘家，說希望請辜鴻銘去聊聊。

    結果連續好幾天，毛姆都沒有收到消息。

    意識到自己怠慢辜鴻銘了，毛姆立馬親自登門造訪。

    辜鴻銘雖然和新文化運動者比較不對付，但他是真的熱愛中國文化，也很自負，對毛姆說：「先生想來見我，真是榮幸之至。因為貴國人只同苦力和買辦打交道，他們大概以為所有的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所以你們以為只需招招手，我們就得過來。」

    毛姆只得向他道了歉。

    而在提到西方文化時，毛姆認為西方的文化影響了全世界，歐洲創造了輝煌的文化，至今還在指導著世界。

    辜鴻銘卻不贊成毛姆的說法：「西方的休謨和柏克萊，根本無法與我們的孔子相提並論。當西方穴居毛飲的時候，我們已是進化的人類了。」

    毛姆顯然也不贊同辜鴻銘的見解，於是問：「為什麼上百年來，是你們黃種人遭到白種人的輕蔑？」

    辜鴻銘立馬來氣：「因為你們白種人發明了大炮和機關槍！這不叫以德服人、以文化服人，而是恃強凌弱，與野人沒什麼不同。」

    毛姆接著說：「如今身在貴國的杜威哪，他堅持的實用主義不就受到了你們的歡迎。」

    辜鴻銘卻說：「杜威的實用主義，是那些相信不可信的東西者的最後避難所。」

    毛姆又問了個比較犀利的問題：「我聽說現在貴國正在進行一場新文化運動，最鮮明的口號就是民主與科學，這總歸是西方的文化吧？」

    辜鴻銘立刻回道：「新文化運動是那些新從外國大學回來的人，用褻瀆的手，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破壞無遺的運動。」

    他頓了頓，接著說：「還有一同來的羅素，他就是用世界上最莊嚴的詞句把青年教唆成流氓的傢伙。至於那個新出來的蘇俄的主義麼，我還沒研究過。記得馬克思說過它是個幽靈，讓整個世界都不得安寧的幽靈。」

    「精闢，實在精闢！」毛姆已經意識到自己辯論不過辜鴻銘，就算理有點彎，但他腦子轉得太快，於是毛姆轉到最後一個他比較感興趣的地方，「來到中國，讓我最驚訝的是原來中國人並不留辮子了，與以前在報紙上看到的截然不同。但現在辜先生卻留著一頭銀色的辮子。」

    辜鴻銘略顯驕傲地抓過自己的辮子，說道：「這是一個標記，證明我是一個時代的代表。」

    也是個一直整活不斷的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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