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鱗開 三九四 東家西家罷來往（四）

    有道是：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定蜀未定。從形勢上看，四川的確是個好地方。然而再好的地方，沒有實力也是白搭。不同於山東一窩窩的土賊，四川的土賊源遠流長，時至崇禎十六年已經是動輒數萬人馬，呼嘯川北，火器犀利。

    因為其中以搖天動、黃龍兩股最為勢大，所以稱為搖黃十三家。

    張獻忠在崇禎十七年八月收服了搖天動，實際上卻不能調動這支五萬眾的人馬，甚至還得分兵提防。

    李自成丟了陝西之後，不肯聽顧君恩的建言，南下湖廣受阻，只得再掉過頭來，從漢中入川。先是，李自成任命黎玉田為四川節度使，懷仁伯馬科統兵一萬從漢中入蜀。這兩人都是明朝降官，進占川北重鎮閬中之後便駐兵難前。後又傳來李自成兵敗的消息，這支人馬更是缺乏戰意。

    然而張獻忠也受困於實力不足，又要鎮壓西南土家勢力，雖然在成都立國建號，但要說統合四川卻也未必。

    朱慈烺遲遲沒有對四川下手，除了要整編更多的山地師，便於大西南作戰，同時也是因為四川局勢太過複雜，處理不好難免有失威信。

    現在張獻忠派了兩個泰西傳教士來傳達投降的意圖，正是因為他也覺得難以為繼。

    不到迫不得已，誰都不會願意去雲貴山地。尤其是貴州，自古就是貧瘠之地。別說明代，就是改革開放二十年後。許多山村里都還窮得全家只有一條褲子。雲南更是瘴癘之地，西軍多是北人。光是水土不服就能死上一片。

    朱慈烺將消息傳給吳甡，正是想讓吳甡試試風向。

    在實用主義眼中，現實利益遠遠大於面子。張獻忠固然挖了朱家祖墳，但那是幾輩子的祖宗了？朱慈烺根本沒有放在心上。只要能夠儘可能完整地拿下重慶、成都這兩個重鎮，為什麼不能協商解決問題？

    當然，像朱慈烺這樣的實用主義者在大明並非主流。崇禎帝早就頒詔：張獻忠罪在不赦，其他人倒是可以赦免的。

    如果現在說要與西賊媾和，赦免張獻忠。政治上勢必會陷入被動。

    吳甡拿到消息之後，知道皇太子沒有私下許諾，總算鬆了口氣。他知道皇太子的意思，如果西賊歸順，拿下四川就可以徹底穩住秦嶺以南，設在湖廣的第一山地師就能從漢中展開反攻。

    然而要想朝廷公開赦免張獻忠，這絕對是不可能的事。

    「即便西賊戴罪立功。張獻忠也未必能赦免。」蔣德璟為難道：「鳳陽之變，實在是邁不過去的門檻。」

    「如果他擒殺了李自成呢？」孫傳庭試探道：「李賊玷辱國寶，可不比張獻忠罪輕。」

    蔣德璟眉頭更是皺在一起，道：「這兩人沒一個能得赦的。」

    「二人都不能得免。」吳甡也無奈搖頭道：「然而照殿下估算，要想徹底平定四川，當動用十萬大軍。犧牲之數恐近三成。若是張獻忠、李自成肯降，只要五萬眾就能加以收編，犧牲不多於一成。更別說省下的民力、物力、財力。無論怎麼看，都是收降為上。」

    「老先生大人如何看？」吳甡問首輔李遇知。

    李遇知仿佛才睡醒一般，喝了口茶。方才道：「殿下問的只是朝堂上能否有轉圜餘地，咱們拘於資質。實在想不到也無可奈何。」

    三人聽了都有些輕鬆，但這幾位大明頂尖的人物，又不甘心就此放棄。

    李遇知又道：「不妨問問殿下，拿天下孝道來換四川一省，是否上算，想必殿下是能做出這個取捨的。」見眾人不語，李遇知這才拿出了首輔的架勢，道：「《稅法草案》修訂稿還要儘快呈給殿下，再有，這東虜送來的國書，咱們也得儘快送去太原。」

    崇禎十八年四月二十九，一隊東虜使者在明軍的押送之下進了濟南城。除了所謂的「正使」是滿洲鑲白旗人，其他都是投降的漢官。這種配置足以說明多爾袞心存猜疑，不敢派出真正的心腹來冒險。

    多爾袞在「國書」中再次強調了大清入關乃是為大明討賊平亂，絕無半點非分之想。如果說之前多爾袞還在「國書」中要犬吠幾句，抱怨大明不識好人心，那麼這回的「國書」中已經是充滿了哀憐，再沒半點張狂之色。

    「九酋書信中，無非就是開運河換百姓。」蔣德璟道：「可呈御覽？」

    蔣德璟還是牢牢抱著忠君的原則，雖然知道皇太子主事，但還是認為應該由皇帝拿主意。尤其是《稅法》問題上，他與皇太子有著明顯的分歧，難免與皇帝更貼近了幾分。

    其他三位閣老直接忽視了進呈御覽的話題。孫傳庭道：「運河一開，百姓未必得救，東虜卻肯定是得救了。」

    「現在東虜騎虎難下，就算退回關外，也是元氣大傷，士氣難振。」吳甡道：「說不定還會分崩離析。」

    在座的四位閣老都是朝廷重臣，卻直到皇太子主事之後，他們才意識到「情報」竟然可以做到這般細緻的程度，也才真正具有分析敵人內部矛盾的能力。若是讓他們講講黃台吉執政時候的東虜，他們肯定會一片茫然，沒有半點概念。然而現在北京城中，東虜的每一次朝會上誰說了什麼，他們都能在五日之內拿到線報。

    與聰明人說話就是這點最好，其他三人都能理解吳甡的論斷，沒有任何疑議。

    「國書肯定得由殿下來回，」孫傳庭回到了問題的根源，「關鍵是內閣該給出一份怎樣的票擬。」

    內閣最初只是個秘書機構，之所以能夠奪權，正是因為「票擬」的存在。雖然從法律而言，皇帝可以完全不顧「票擬」，以中旨行事，但結果肯定會遭到群臣抵制，再被六科給事中封駁，丟人現眼，貽笑百年。

    在三楊主政時期，以及弘治、嘉靖、萬曆諸朝，只要首輔強勢，票擬就能直接轉為皇帝的「御批」。

    想當年景泰帝欲易立太子，甚至得先行賄賂內閣大臣，才讓手詔成功地換成了票擬。

    崇禎一朝中旨凌駕票擬，還得感謝天啟時候的魏忠賢擅權。後來文官操守盡喪，後期的閣老根本不願承擔責任，聲稱「只為票擬，不為宰相」，馮元飆因此而直言說：「夫中外之責，孰大於票擬。」

    現在國家既然還設立內閣，無論皇太子如何強勢，甚至是將皇權握在手中，但票擬大權仍舊是內閣的。大明有君尊臣卑，但絕對不可能有滿清那般主命奴從。

    現在絕不是遏制君權，擴張臣權的時候。所以票擬的定稿，非但要符合大明社稷的利益，還要符合士大夫的價值觀，最後才是讓皇太子能夠認同。

    內閣中，蔣德璟年輕聰明，孫傳庭狠辣果敢，吳甡老謀深算，李遇知大智若愚，四人各展其能，商議良久，終於拿出一份在各方面都過得去票擬，命舍人謄抄之後封印送往太原。

    簡單來說，內閣的意見是：不同意開運河，但允許「因糧換人」，在固定的地方以固定的糧食換取百姓。

    快馬在濟南、太原跑了個來回，帶回來的批語卻是：東虜乃建州叛民，不當以國論。國家可受其降書，誅殺首惡，寬宥平民。此。烺。

    如此看來，在這個問題上皇權和臣權就此發生了衝突。不過這種事不同於關切自身利益的《稅法》，所以沒有拉鋸討論的價值。李遇知與吳甡兩人很快定下基調，以皇太子令旨重新票擬，走完了法定程序，交由司禮監送呈皇帝御批。

    崇禎帝知道這是朱慈烺的意思，慣性地提筆了寫了「可」字，然後才細讀起來，權當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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