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305章 晚清中興名臣張之洞：清末新政的靈魂人物

    一、早年經歷

    張之洞的早年經歷充滿了勤奮與機遇的交織。他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九月出生於貴州貴陽六洞橋旁的官舍內，是張鍈的第四個兒子。由於出生地位於孔明洞側，故而取名「之洞」，乳名「官保」。幼年的張之洞便展現出了過人的智慧與勤奮，五歲時便開始在家塾接受啟蒙教育。張之洞自幼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他的老師包括了多位知名學者，其中丁誦先與韓超對其影響尤為深遠。丁誦先是道光十八年的進士，而韓超則官至貴州巡撫，他們的言傳身教無疑為張之洞的成長提供了堅實的學術與道德支撐。

    在13歲之前，張之洞就已經完成了對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的系統學習，並且涉獵了廣泛的史學、文字學、文學乃至經濟學知識。此外，他還自學了諸如《孫子兵法》和《六韜》等兵學著作，這為他日後在政務和學術領域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少年時期，張之洞就有夜讀靜思的習慣，經常在夜晚挑燈苦讀，直至深夜，這種刻苦的精神為他積累了豐富的學識，並且培養了處理政務時嚴謹的工作態度。

    道光三十年（1850年），尚未滿十四歲的張之洞返回祖籍南皮參加縣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成為秀才，進入了縣學。此後不久，他又以順天府鄉試第一名的成績中舉，取得了參加會試的資格。然而，從1850年到1863年的這段時間裡，張之洞並沒有立即實現他的科舉理想。這十年間，他因各種原因暫時擱置了科舉之路。一方面，他協助父親處理軍務，應對貴州苗民起義；另一方面，他也經歷了結婚生子、父親去世守喪等家庭事務，這些都讓他無法專心備考。尤其是在23歲時，由於族兄張之萬擔任同考官，為了避免利益衝突，張之洞主動迴避了當年的會試。

    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張之洞終於迎來了自己的科舉高光時刻。這一年，他參加了會試和殿試，並成功奪得了進士頭銜，位列一甲第三名，即探花，隨後被授予七品銜編修，正式踏入仕途。隨後幾年，張之洞的官職逐漸提升，他擔任過浙江鄉試副考官、湖北學政、四川鄉試副考官等職位。特別是在擔任湖北學政期間，張之洞大力整頓學風，創立了經心書院，積極提拔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贏得了廣泛讚譽。而在四川學政任上，他與四川總督吳棠合作，在成都建立了尊經書院，邀請知名學者任教，並親自製定了教學大綱，編寫了《輶軒語》和《書目答問》等書籍，旨在指導學子們如何讀書治學，修身齊家。

    二、清流首領

    張之洞在晚清時期不僅是洋務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也是著名的「清流派」首領。清流派是一個以反對腐敗、倡導改革為己任的政治群體，他們主張強化中央權力，打擊地方割據勢力，同時也關注外交關係中的國家尊嚴。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張之洞因其堅定立場和積極建言而聲名鵲起，成為清流派的實際領導者。

    光緒二年（1876年），張之洞擔任文淵閣校理，開始了他在清政府中樞機構的職業生涯。隨著職位的不斷晉升，他於光緒五年（1879年）補任國子監司業，並隨後轉任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再升至司經局洗馬。就在同一年，清廷派遣左都御史完顏崇厚前往俄國就伊犁問題進行談判。然而，崇厚在談判過程中表現不佳，最終簽署了《里瓦幾亞條約》，該條約雖然名義上歸還了伊犁，但實際上使伊犁地區處於俄國的包圍之中，嚴重損害了中國的領土完整。

    條約的消息傳回國內後，引起了軒然大波。張之洞隨即上奏《熟權俄約利害折》和《詳籌邊計折》，分析了條約的十條不可接受之處，並呼籲必須修改條約，同時加強軍事準備，暫緩簽訂，並要求追究崇厚的責任。這次上書引起了皇室的高度關注，張之洞因此獲得了慈安、慈禧太后的接見，並被特許隨時前往總理衙門提供諮詢。他與張佩倫、陳寶琛等人共同起草了多份奏摺，提出了包括籌措軍費、加強邊防等一系列具體建議。

    張之洞的政治聲望也因此達到了新的高度，並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賞識。他與其他三位官員——寶廷、張佩倫、黃體芳被稱為「翰林四諫」，而張之洞則是清流派的實際領袖。他們擁護軍機大臣李鴻藻為精神領袖，共同推動了一系列旨在加強中央權威、打擊腐敗的改革措施。

    在光緒七年（1881年）至光緒十年（1884年）擔任山西巡撫期間，張之洞面對的是一個吏治腐敗、民生凋敝、鴉片泛濫的山西。他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整頓局勢。首先，他勤於考核下屬官員，清除那些貪污瀆職的人員，同時表彰那些廉潔奉公的好官。其次，他嚴禁鴉片買賣，並推廣禁菸運動，試圖根除這一社會毒瘤。此外，他還編練軍隊，清查倉庫，確保財政透明，並改進了山西鐵礦產品的運輸方式，降低了成本，提升了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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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抗擊法軍

    張之洞在中法戰爭期間的表現，充分展現了他作為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的形象。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法國在越南擴張勢力，並威脅到了中國的南部邊境。張之洞作為當時清廷的重要官員，一直主張強硬對抗法國的侵略行為。

    光緒十年（1884年），隨著法國在越南的行動愈發猖獗，張之洞上疏朝廷，力主加強邊疆防禦，並建議緊急部署滇、桂兩地的軍事力量，同時加強京津地區的防禦。同年四月，清廷召見張之洞，並命他接替張樹聲，署理兩廣總督，並在七月初正式授任。張之洞抵達廣州後，立即著手加強沿海地區的防禦工作，並督促各地督撫加強警戒。

    同年六月，法國侵略軍占領了中國台灣的基隆港口，張之洞意識到台灣的戰略重要性，迅速上奏請求朝廷派遣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協同作戰。他認為只有通過加強對越南的戰略控制，才能有效地支援台灣的防禦。清廷接受了張之洞的意見，並授予劉永福提督記名的職位。劉永福帶領黑旗軍在戰鬥中表現出色，多次擊敗法軍。然而，由於廣西和雲南兩地的部分軍隊在戰鬥中表現不佳，導致黑旗軍孤立無援，最終在某些戰役中失利。

    隨著戰況的發展，光緒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軍攻占了中越邊境的重要關口鎮南關（今友誼關）。面對這一緊急情況，張之洞果斷請求調遣前廣西提督馮子材以及總兵王孝祺等部隊增援。70歲高齡的馮子材率領部隊英勇奮戰，最終在鎮南關大敗法軍，這場勝利不僅極大地提振了士氣，也直接導致了法國茹費理內閣的垮台。

    然而，正當士氣高漲之際，清廷卻決定尋求和平解決，命令前線部隊停止進攻並撤退。這一決定讓前線將士感到極度失望和憤怒。張之洞多次電奏請求延長撤軍期限，但未獲批准，並受到了來自李鴻章的批評。

    四、興辦洋務

    張之洞在晚清時期積極推動洋務運動，尤其是在湖北地區，他的努力不僅促進了當地工業的發展，也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做出了重要貢獻。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之洞在廣州創辦了廣雅書局和廣雅書院，聘請了梁鼎芬和朱一新等學者主持教育事務。梁鼎芬因彈劾李鴻章而獲罪，朱一新則因彈劾太監李蓮英而被降職，張之洞頂住壓力繼續支持他們，體現了他對人才的重視。

    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之洞上奏建議修建蘆漢鐵路，這條鐵路自蘆溝橋至漢口，旨在連通南北，促進物資流通、軍事調動和經濟發展。清廷批准了這一計劃，並任命張之洞為湖廣總督，負責南段鐵路的建設。在這一過程中，張之洞在湖北創辦了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武備學堂、農務學堂（華中農業大學前身），並在兩江總督任內創建了三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前身）。

    同年冬季，張之洞抵達湖北，首要任務便是籌建漢陽鐵廠。起初，他在採購設備時遇到了不少困難，例如在購買煉鋼廠設備時，由於缺乏對原材料質量的了解，導致設備與原料不匹配，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經過一系列試驗和調整，最終通過改造設備，成功生產出了優質鋼材。

    漢陽鐵廠於光緒十九年（1893年）建成，包括煉鋼廠、煉鐵廠、鑄鐵廠等十個工廠，共有兩千名工人，是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這個項目不僅標誌著中國鋼鐵工業的起步，也為後續的工業化奠定了基礎。

    除了鋼鐵工業，張之洞還創辦了湖北織布局。光緒十八年（1892年），該織布局在武昌投入運營，擁有三萬枚紗錠和一千台織機，雇用了兩千名工人。織布局的盈利被用來補貼其他虧損的企業，如鐵廠和槍炮廠。儘管如此，織布局依然表現出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基於棉紗市場的廣闊前景，張之洞決定擴建紗廠，但南廠未能建成，部分機器最終被用於南通的大生紗廠。

    在教育方面，張之洞同樣不遺餘力。他創辦和整頓了兩湖書院、經心書院等，並設立了農務學堂、工藝學堂、武備自強學堂、商務學堂等。在南京，他還設立了儲才學堂、鐵路學堂、陸軍學堂、水師學堂等。為了適應社會發展需求，他在課程設置上進行了改革，增加了新的學科。此外，張之洞還派遣學生赴日本留學，注重軍事訓練，在兩江總督任內組建了一支採用西式訓練方法的江南自強軍。

    五、甲午戰事

    甲午戰爭期間，張之洞作為湖廣總督，同時也是臨時署理兩江總督，積極參與了戰時的各項決策與援助活動。光緒二十年（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張之洞立即行動起來，奏請朝廷派遣騎兵前往天津待命，並考慮藉助外國力量。他認為日本的力量正在不斷增強，必須加強天津和盛京的防禦。10月26日，張之洞致信李鴻章，提出了「購兵船、借洋款、結強援」的三項策略建議。隨著戰事的進一步惡化，到了10月底，日軍強渡鴨綠江後，張之洞再次提出「購快船、購軍火、借洋款、結強援、明賞罰」五項緊急措施，以應對日益嚴峻的遼東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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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11月2日，張之洞被調任為兩江總督。11月7日，他再次致信李鴻章，強調無論最終是戰是和，都必須擁有足夠的海軍力量。然而，儘管他多次呼籲救援，當11月下旬日軍圍困旅順時，張之洞發出的救援請求並未得到有效的響應。

    進入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隨著日軍進攻山東半島，張之洞急忙向山東巡撫李秉衡發送急電，建議動員地方官員招募民工，加快挖掘壕溝，並在關鍵道路上埋設地雷，以抵禦日軍的推進。他還表示願意調配武器彈藥支援山東的守衛。在北洋艦隊司令丁汝昌自殺殉國後，張之洞提議將駐紮在台灣的劉永福調往山東，參與抗擊日軍，保衛煙臺。

    當得知清廷有割讓台灣給日本的意向時，張之洞於2月28日緊急致電朝廷，強烈反對割台，並提出了兩條保台的「權宜救急之法」：一是向英國巨額借款，並以台灣作為擔保，英國可能會派遣軍艦保護台灣；二是允許英國在未來一二十年內在台灣開礦，以換取英國的保護。然而，這些方案並未被採納。

    《馬關條約》簽訂後，張之洞於4月26日向清廷上奏，建議廢約，主張「惟有乞援強國一策」。5月20日，清廷下令唐景崧離職，並要求台灣的官員逐步撤回內地。張之洞認為此時應依靠台灣民眾進行抵抗，並建議停止無謂的兵力消耗，禁止銀錢運出，以充實軍需。然而，隨著唐景崧的撤離，台灣民眾的抵抗變得越來越艱難。

    6月3日，日軍攻陷基隆港。5日，張之洞仍試圖鼓勵唐景崧激勵士兵和民眾堅守台北府，並建議他親自率領一支精銳部隊，靈活應對戰局。然而，唐景崧未能履行責任，於7日逃離台灣。最終，只有劉永福留在台灣領導軍民繼續抵抗，但因缺乏足夠的軍餉和武器，最終於10月19日戰敗撤退至廈門。

    六、參與變法

    在甲午戰爭之後，張之洞積極參與了變法圖強的運動。儘管他在甲午戰爭期間未能有效支援前線，但在戰後，他上書朝廷呼籲總結失敗的教訓，並提出變法圖治的主張。維新派首領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稱張之洞「有天下之望」，表明了維新派對他寄予的厚望。張之洞也確實與維新派有過一些合作，如資助康有為組織的強學會，並支持《時務報》的創辦，這些都反映了他對變法的認同和支持。

    然而，張之洞在支持維新運動的同時，也表現出了一定的保守傾向。他雖然最初支持康有為的強學會，但在看到慈禧太后採取行動關閉北京的強學會後，他以學術分歧為由退出了上海強學會，並停止了捐款。此外，他對《時務報》上關於爭取民權的文章表示不滿，並授意他人撰文反駁，這表明他在某些關鍵問題上與維新派存在分歧。

    張之洞對湖南維新運動的態度亦是如此。當陳寶箴擔任湖南巡撫後，湖南掀起了一場維新運動，其中包括辦廠、改革教育等舉措，這些措施得到了張之洞的認可和支持。然而，當《湘學報》刊載了關於孔子改制和提倡民權的文章時，張之洞立即表示反對，並採取措施停止了該報在湖北的發行。這表明張之洞雖然支持改革，但在觸及到根本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問題時，他傾向於保守立場。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張之洞出版了《勸學篇》。這本書受到了守舊派的讚賞，但遭到了維新派的激烈批評。《勸學篇》中的觀點被認為是維護封建秩序和忠君思想的，與維新派提倡的變革思想相衝突。張之洞在這本書中強調了「中體西用」的思想，主張在保留傳統儒家文化的基礎上吸收西方科技和教育，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對變法的理解和定位。

    在戊戌變法期間，張之洞與維新派的關係更為複雜。他曾經讓陳寶箴推薦楊銳和劉光第，這兩人後來成為變法的關鍵人物。然而，當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戊戌變法失敗後，張之洞雖然試圖挽救他的門生楊銳，但未能成功。

    七、鎮壓起義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中國北方爆發了義和團運動。這一運動以反帝愛國為口號，席捲了華北地區，對外國勢力及其在華利益構成了威脅。面對這一局勢，張之洞的態度是堅決鎮壓。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鎮壓湖北天門縣、荊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燒教堂和醫院的行為，並會同沿江各省上奏朝廷，請求強力剿滅所謂的「邪匪」，同時採取措施安撫外國使館，並向各國表達歉意。

    為了保護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利益，英國與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實力派達成協議，簽訂了《東南互保章程》。根據這一章程，上海租界由各國共同保護，而長江及蘇杭地區的外國商人、傳教士及其財產，則由南洋大臣劉坤一和兩湖總督張之洞負責保護。這一協議得到了李鴻章、許應騤和袁世凱的支持，他們也加入到了「東南互保」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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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7月，張之洞在武漢逮捕並殺害了自立軍首領唐才常等20餘人。戊戌變法失敗後，唐才常等人試圖通過組織自立軍在安徽、湖北、湖南等地發起起義，建立君主立憲的「新自立國」，並試圖恢復光緒帝的統治。他們甚至希望通過日本來勸說張之洞，支持他建立「東南自立之國」。面對這樣的局面，張之洞在慈禧太后尚未失去對清廷中樞控制的情況下，選擇了抓捕並處決唐才常等人。

    在處理自立軍事件後，張之洞注意到在上海張園舉行的國會中有許多著名士紳、學者以及留學生參與。為了分化瓦解這些革命力量，張之洞起草了一份《勸戒上海國會及出洋留學生文》，文中列舉了自立軍與康黨之間的關聯，並勸誡參會的士紳、學者以及留日學生。這份文件意圖將革命力量與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的思想劃上等號，從而削弱他們的影響力。

    然而，留日學生對這份文件反應強烈，他們推選沈翔雲撰寫了一封公開信《復張之洞》，對張之洞的觀點進行了批駁。沈翔雲在信中指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是普遍認可的原則，並不是康、梁等人的邪說。他質問張之洞為何會認為外國領事、傳教士等人的利益應優先於中國，這表明了張之洞在處理此事時的立場問題。據說張之洞看完這封信後感到非常尷尬，隨後指示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的學生撰寫反駁文章，以回應留學生的批評。

    八、倡議新政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在經歷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後，清廷被迫開始考慮「變通政治」。同年3月，清廷成立了督辦政務處，並邀請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遙為參預」。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張之洞與劉坤一聯名提交了三道奏摺，即著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

    第一道奏摺《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主要圍繞教育改革和科舉制度的變革展開。張之洞和劉坤一建議設立文武學堂，改革文科考試內容，停止武科考試，並鼓勵留學生出國深造。這些建議旨在提高教育質量和培養新型人才，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

    第二道奏摺《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則側重於整頓內部政策。在這份奏摺中，張之洞和劉坤一提出了包括崇節儉、打破常規用人機制、停止賣官鬻爵、提高官員薪酬、改革吏治、簡化法律程序等一系列措施。他們還特別提到，當前民情已經不同於三十年前，人們羨慕外國的富裕和強大，而對本國的貧困和官軍的懦弱感到不滿。此外，海關的公正運作和租界的良好管理也使得民眾對清朝腐敗的官僚體系更加不滿。這些觀察反映了帝國主義入侵對中國的深刻影響，以及民眾對清政府腐敗程度的深切厭惡。

    第三道奏摺《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採用西法十一條折》則著重於採用西方的先進做法。張之洞和劉坤一建議派遣更多人員赴海外考察學習，推廣現代軍事訓練方法，發展農業和工業，制定礦業、鐵路、商業等相關法律法規，使用銀元作為貨幣單位，實施印花稅制度，普及郵政服務，官方經營鴉片貿易，並增加翻譯西方書籍的數量。張之洞特別強調，他們所提議的改革措施與康有為等維新派的主張有著本質的不同，不會導致國家混亂。

    然而，隨著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勢力逐漸壯大，清廷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開始考慮「預備立憲」，並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第二年，清廷宣布進行官制改革，並編纂憲法大綱。對於「預備立憲」，張之洞最初的態度是謹慎的。當五大臣考察歸來徵求他的意見時，他在回復電報中表示，立憲是一項重大的事情，如果將來奉旨要求各省討論，他會盡力提供自己的見解，但在當時情況下，他不敢輕易發表意見。

    張之洞對於官制改革的態度更是明確反對。他認為，如果實施官制改革，將會立刻引發全國性的動盪。在他看來，這關乎清朝兩百多年的傳統制度和二十一個省份的治理，不應草率行事。

    九、中樞重臣

    清廷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通過官制改革，旨在加強中央皇權，削弱地方督撫的權力。在這個背景下，清廷決定將當時最有權勢的地方督撫袁世凱和張之洞調往北京。同年六月十八日，張之洞被授予體仁閣大學士的職位，一個月後，即七月二十七日，又被任命為軍機大臣，成為清廷中樞的重要人物。

    張之洞在中樞任職期間，正值光緒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的關鍵時刻。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0月，光緒帝和慈禧太后相繼離世，年僅三歲的溥儀繼位，年號改為宣統。醇親王載灃以攝政王的身份臨朝聽政，滿族親貴趁機集中權力，排擠漢族官員。袁世凱作為當時權傾一時的漢族大官僚，加之戊戌變法時曾出賣光緒帝，因而遭到載灃等皇族親貴的忌恨。

    面對滿族親貴對袁世凱的排擠，張之洞表現出了不同的態度。當載灃等人密謀暗殺袁世凱時，張之洞明確表示反對，認為在這種國家動盪不安的時期，不應該輕易誅殺大臣，尤其是像袁世凱這樣有影響力的重臣。張之洞的這一立場，體現了他在複雜的政治局勢面前的審慎態度。

    然而，儘管張之洞反對誅殺袁世凱，清廷最終還是採取了其他手段來削弱袁世凱的權力。宣統元年（1909年）正月，清廷以袁世凱患「足疾」為由，讓他返回河南休養。這一舉動實際上是對袁世凱權力的剝奪，也是滿族親貴加強自身權力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張之洞的身體狀況也日益惡化。宣統元年（1909年）六月，張之洞病重。八月二十一日（1909年10月4日），他向清廷請求辭去所有職務，並於同日在位於北京西城區什剎海湖畔白米斜街11號院的寓所中去世。兩天後，即八月二十三日（10月6日），清廷追贈他「文襄」的諡號，以表彰他在政治和改革事業中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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