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承大統
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冬天,對於清朝來說是一個充滿變數的季節。這一年,年輕的同治皇帝不幸病逝,享年僅十九歲,且未留下子嗣。這使得清王朝面臨著一個嚴重的繼承危機,因為同治帝是咸豐帝唯一的兒子,他的去世意味著咸豐一系的血脈中斷。
同治帝駕崩的消息傳開後,一場關於皇位繼承人的討論迅速展開。慈禧太后,作為同治帝的母親,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在她主持下,一場緊急會議在養心殿召開,與會者包括了同治帝的幾位親叔叔以及朝廷中的重要大臣們。在這次會議上,出現了幾種不同的意見,有的提出應該從遠支宗室中選擇一位繼承人,但是慈禧堅決反對這一提議,認為遠支的親緣關係不足以保證其對皇權的忠誠和支持。
最終,慈禧選擇了自己的外甥、醇親王奕譞的次子載湉作為新的皇位繼承人。這一決定不僅是因為血緣上的親近,更重要的是,慈禧希望通過這樣一個年幼的皇帝來繼續掌控朝政。當時只有四歲的載湉成為了清朝的新君主,即後來的光緒帝。
這一決定對醇親王奕譞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衝擊,他在聽到消息後悲痛欲絕,甚至當場昏厥。然而,無論是出於對慈禧太后的敬畏還是對現實情況的無奈接受,奕譞最終接受了這一結果。
隨著光緒帝的登基,慈禧太后與慈安太后開始了共同垂簾聽政的時代。慈安太后居住在東六宮的鐘粹宮,被稱為「東太后」,而慈禧則居住在西六宮的長春宮,被稱為「西太后」。年輕的光緒帝則住在養心殿,開始了他的統治生涯。
醇王府因載湉的登基而成為了一處具有特殊意義的地方,後來被稱為南府。而奕譞本人也被賜予了新的王府,位於後海北沿,稱為北府。
二、少帝時期
光緒元年至光緒十二年間,是晚清歷史上重要的過渡期。這段時間見證了小皇帝載湉的成長,以及一系列國內外的重大事件,其中包括清軍收復新疆、中法戰爭等。
光緒元年(1875年),年僅四歲(實際年齡不足四歲)的載湉正式登基,由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共同垂簾聽政。載湉的即位標誌著清朝進入了新的統治階段,儘管他年紀尚幼,但象徵著皇權的延續。這一年,清廷內部經歷了人事調整,同時外部環境也在發生變化,如英國通過馬嘉理案強迫清政府簽訂了《煙臺條約》,進一步侵蝕了中國的主權。
隨著光緒帝逐漸長大,他的教育問題成為焦點。光緒二年(1876年),載湉開始在毓慶宮接受教育,由翁同龢和夏同善擔任老師。載湉勤奮好學,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讚賞。然而,他的成長過程中,親情與君臣之禮之間的衝突也逐漸顯現。
光緒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清廷在左宗棠的領導下成功收復了新疆,這是清朝對外擴張的一次重大勝利,鞏固了邊疆的安全。左宗棠也因此被封為二等侯,彰顯了他在軍事上的貢獻。
進入光緒五至七年(1879-1881年),國際形勢變得更為複雜。日本占領琉球群島,將其更名為沖繩,並將琉球國王尚泰流放至東京,這是東亞地區權力結構變化的一個標誌。同時,清廷與俄國在伊犁問題上的交涉也十分緊張,最終派遣曾紀澤前往俄國重新談判條約。
到了光緒九年(1883年),法國入侵越南,中法戰爭爆發。清廷命令李鴻章回到北洋部署海防,加強了對法軍的防禦。戰爭期間,劉永福領導的黑旗軍在河內取得了勝利,展示了中國人民抵抗外來侵略的決心。
光緒十年至十一年(1884-1885年),中法戰爭持續進行,最終以法軍的撤退告終。這一時期,慈禧太后對朝廷進行了大規模的人事調整,如罷免了恭親王奕欣的職務。此外,新疆被正式建為行省,台灣也升格為行省,顯示出清廷對邊疆管理的重視。
光緒十二年(1886年),載湉虛歲十六,根據傳統觀念,他已經具備了處理政務的能力。這一年,清廷設立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任命醇親王奕譞負責海軍事務
三、親政波折
光緒帝的親政之路充滿了曲折與挑戰。早在光緒十二年(1886年),慈禧太后在表面上宣布了光緒帝即將親政的消息,但實際上,她已經在為親政後的控制權做準備。醇親王奕譞作為慈禧的心腹,很快領會了太后的意圖,並在慈禧發布親政公告後不久,就提出了所謂的「訓政」模式,即所有的決策都需要先得到慈禧太后的指示,然後再由皇帝執行。這種模式實質上與之前的垂簾聽政並無太大區別,依然保持了慈禧對朝廷的絕對控制。
光緒十三年(1887年),光緒帝開始所謂的「親政」,但實際上,他的一切行動仍舊受到慈禧太后的嚴密監控。慈禧為了進一步鞏固自己對光緒帝的影響,還將自己的侄女葉赫那拉氏嫁給了光緒帝,後者成為皇后,也就是後來的隆裕太后。通過這樣的安排,慈禧確保了即使在名義上歸政之後,她仍然可以通過家庭紐帶來影響甚至是控制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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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光緒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終於在形式上完成了歸政程序。然而,慈禧並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是搬到了頤和園,繼續保持著對朝政的影響。為了確保光緒帝不會脫離她的掌控,慈禧在人事任命上依然傾向於那些對她忠誠的大臣,導致光緒帝親政初期面對的幾乎是慈禧聽政與訓政時期的舊班底。
為了隨時掌握光緒帝的情況,慈禧甚至要求將光緒帝的書房移至頤和園附近,並規定光緒帝每天都要到頤和園向她請安匯報工作。這種安排實際上是對光緒帝親政權的一種限制,使得他在處理政務時不得不考慮慈禧的意見。
儘管如此,隨著光緒帝逐漸成熟,他開始嘗試展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光緒帝與慈禧太后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日益加劇,尤其是在涉及國家改革和發展方向的問題上。慈禧雖然試圖繼續控制光緒帝,但這位年輕的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開始尋求自主,這種努力與慈禧的保守立場產生了衝突。
四、拒和主戰
光緒十六年(1890年),隨著駐美公使張蔭桓的歸來,光緒帝對西方世界有了更深的認識。他開始思考如何改變中國的積貧積弱狀況,特別是讀了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之後,萌發了改革的念頭。與此同時,光緒帝對日本明治維新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索取了駐日公使參贊黃遵憲的《日本國志》,試圖從中汲取改革的經驗。
然而,改革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光緒二十年(1894年),隨著甲午戰爭的爆發,中日之間的緊張局勢升級。日本以保護僑民為藉口,增兵朝鮮,並蓄意挑起中日戰爭。面對日本的挑釁,光緒帝及支持他的帝黨成員從中華民族利益出發,認識到了戰爭的嚴重性,積極籌備抗戰,並多次下詔令李鴻章等大臣做好戰鬥準備,反對李鴻章請求列強調停的做法。
同年六月,光緒帝下令翁同龢和禮部尚書李鴻藻參與軍機處事宜,共同商討對策。會上,翁、李二人提出了備戰禦敵的建議,並得到了認可。然而,日本方面早已做好了戰爭準備,並在六月二十三日突然襲擊了「高升」號輪船,引發了豐島海戰,面對日本的侵略行為,朝野上下呼籲抗擊的聲音越來越高漲,光緒帝也決定對日宣戰。
然而,儘管光緒帝多次下令加強軍事部署,但由於種種原因,前線作戰並不順利。中國軍隊在牙山、平壤等地接連失利,尤其是威海衛戰役中,北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這使得清廷陷入了更加被動的局面。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在巨大的壓力之下,清廷最終接受了戰敗的事實。三月二十三日,李鴻章在日本與日方草簽了《馬關條約》。由於條約內容苛刻,光緒帝表示無法接受,但最終在慈禧太后的壓力下,被迫簽字批准了條約。條約的簽署不僅標誌著甲午戰爭的結束,也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屈辱和損失。
條約簽訂後不久,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們,發起了著名的「公車上書」,呼籲拒和、遷都、變法。這份上書最終送到了光緒帝手中,引起了他對變法自強的強烈共鳴。光緒帝命令將上書內容抄錄副本,並分發給有關人員和部門討論,這表明他有意推動改革,以求雪恥自強。
然而,改革的道路並不平坦。儘管光緒帝支持變法,但在保守勢力的強大阻撓下,真正的改革並未能夠全面展開。儘管如此,「公車上書」和隨後成立的「強學會」依然為中國未來的改革種下了希望的種子。
五、求變圖強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關鍵時期,也是光緒帝求變圖強的重要階段。這段時間,光緒帝在維新派的支持下,試圖通過一系列改革措施來挽救清朝的頹勢。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沙俄通過《中俄密約》獲得了中東鐵路的建設權,進一步擴大了其在中國東北的影響力。這一年,光緒帝的母親醇王福晉葉赫那拉氏去世,這對光緒帝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在此期間,維新派的主張逐漸引起了光緒帝的關注,特別是康有為的思想對光緒帝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翁同龢等人在其中起到了橋樑的作用,他們不僅向光緒帝介紹了康有為的才能,還經常講述世界各國的情況和西方先進的理念,使光緒帝開闊了視野,增強了變法的決心。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德國以巨野教案為契機,強占了膠州灣,這一事件引發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光緒帝更加堅定了變法圖強的決心。
到了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為的變法思想得到了光緒帝的認可。年初,康有為被請到總理衙門問話,隨後,他向光緒帝提交了第六份奏摺,提出了下詔定國是的要求,並強調中國應當借鑑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光緒帝讀了這份奏摺後,堅定了變法的決心。同年三月,康有為等人成立了保國會,這一舉動得到了光緒帝的支持,但卻遭到了守舊派的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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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四月,光緒帝開始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派遣宗室王公出國考察,選拔人才參與新政。五月,頒布了「定國是詔」,正式開啟百日維新。這一時期,光緒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建立京師大學堂、改革軍隊訓練方法、改變科舉考試內容等。他還提拔了一批維新人士參與新政,如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等。
然而,這些改革措施遭到了封建守舊勢力的強烈抵制。許多 頑 固 大臣利用慈禧太后的影響力,公然違抗光緒帝的命令,導致許多新政詔令形同虛設。
六、戊戌政變
戊戌政變是晚清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發生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標誌著維新變法運動的終結。這場政變是由慈禧太后主導,旨在清除光緒帝身邊的維新派人士,恢復其對清廷的絕對控制。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光緒帝在維新派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變中國落後局面的改革措施,史稱「百日維新」。然而,這些改革觸動了守舊派的利益,尤其是慈禧太后,她對光緒帝的變法持強烈的反對態度。
在維新派推進改革的同時,慈禧太后開始採取一系列措施來加強自己對政局的控制。她先是解除了支持光緒帝的翁同龢的職位,並要求所有新任命的二品以上官員需到頤和園向她謝恩,從而確保對重要職位的任命權。緊接著,慈禧任命了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以控制京津地區的軍權。
光緒帝並未就此示弱。七月十九日,他下令將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六人全部革職,並對王照予以獎勵。次日,他任命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為軍機章京,並給予四品卿銜,讓他們參與新政。這些舉動進一步激怒了慈禧太后。
七月二十日,光緒帝任命維新派重要人物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為四品銜章京,處理新政事宜。維新派還打算聘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擔任顧問,但這一計劃因慈禧的干涉未能實現。隨著越來越多的利益受損的守舊勢力聚集到慈禧周圍,要求她出面制止變法,慈禧開始頻繁與榮祿密謀,並有傳言稱她將在秋季陪同光緒帝前往天津閱兵時廢黜光緒帝。
面對日益緊迫的形勢,光緒帝感到恐慌不安。七月二十八日,他秘密向楊銳下達了一道密詔,表達了對時局的憂慮,並要求維新派人士設法救助他。然而,維新派在收到密詔後卻束手無策,最後只能寄希望於外國公使和袁世凱。各國公使雖表示同情,但不願意直接介入。維新派遂策劃了兵圍頤和園逮捕慈禧的計劃,並試圖拉攏袁世凱支持。但袁世凱最終選擇了站在慈禧一邊,維新派的計劃落空。
慈禧太后得知維新派的計劃後,連夜從頤和園返回紫禁城。八月初六日清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訓政,下令緝捕維新派人士。康有為在政變發生前一天逃離北京,而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等「六君子」則於八月十三日在北京菜市口被處決。慈禧太后隨即囚禁了光緒帝於中南海瀛台涵元殿。
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意圖取代光緒帝,但這一企圖因得不到列強的支持而失敗。
七、瀛台幽禁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隨著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爆發,清廷面臨了一個重大的抉擇——是選擇與列強和平共處,還是依靠義和團的力量對抗列強。在五月二十日至五月二十三日之間,慈禧太后連續召開了四次御前會議,討論和戰問題。
光緒帝在這些會議上明確表達了自己反對對外宣戰的態度。他認為,義和團所宣稱的「神術」並不可靠,而列強的實力遠遠超過日本,如果聯合起來對付中國,中國將難以抵禦。光緒帝擔心義和團的行為會導致大量無辜民眾的傷亡,因此堅決反對盲目開戰。
然而,以載漪、載濂、剛毅為代表的頑固派大臣堅持認為應該依靠義和團的力量來抵禦外侮,並且還編造了一個所謂的「外交團照會」,聲稱列強要求慈禧太后歸政,並廢黜「大阿哥」溥儁。這一行為激怒了慈禧太后,她認為這是對外侮的挑釁,於是決定宣戰。
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頒布了對外宣戰的「上諭」。但僅四天後,慈禧太后又向列強表示,清廷願意慎重對待邦交,不願輕易挑釁。再過了四天,慈禧太后又表示願意自行懲辦所謂的「亂民」,即義和團成員。然而,這一切都沒有阻止八國聯軍於八月十四日攻破北京的步伐。次日,光緒帝在慈禧太后的帶領下逃往西安。直到《辛丑條約》簽訂後,光緒帝和慈禧太后才得以返回北京。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二十日,溥儁被撤銷了大阿哥的稱號,光緒帝的皇位暫時保住了。然而,他在朝中的地位卻如同傀儡一般,幾乎不發一言。即便在慈禧太后示意他表態時,他也只是簡單地說幾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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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來的十年裡,光緒帝處於被幽禁的狀態,但他並未放棄對知識的追求。特別是在法律方面,光緒帝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他堅持閱讀世界各國的法律書籍,努力鑽研法律知識。儘管身處逆境,光緒帝依然保持了對國家和民族前途的關注,希望通過學習先進的法律制度來為中國的未來發展提供參考。
八、離奇病故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光緒帝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最終導致了他的離奇病故。這一年的秋天,光緒帝與慈禧太后幾乎同時病倒。隨著病情的加重,清廷內部開始對繼承人問題進行討論。
雖然光緒帝在返回北京後不再被囚禁於瀛台,但他仍然受到慈禧太后的嚴格控制。慈禧太后對光緒帝的言行有著嚴格的約束,甚至在頒發新政詔令時,光緒帝也不得不按照慈禧太后的意思行事。光緒帝在私下裡向德齡公主表達了自己的無奈和苦衷:「我有意振興中國,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
隨著光緒帝的病情加重,慈禧太后意識到需要提前解決繼承人的問題。於是,她下令將醇賢親王奕譞之孫、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養育在宮中。溥儀的乳母王焦氏帶著溥儀一同進宮。這一決定意味著溥儀將成為未來的皇帝,繼承皇統。
十月二十一日,光緒帝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去世,終年38歲。慈禧太后隨即宣布溥儀繼承皇統,同時過繼給同治帝載淳,以繼承同治帝一脈的香火,同時還兼承光緒帝的祧,這意味著溥儀將同時繼承同治帝和光緒帝的皇位。
光緒帝的廟號為德宗,諡號為「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簡稱景皇帝。民國二年(1913年),光緒帝被安葬在河北易縣的清西陵中的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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