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317章 慈禧太后：龍袍下女人的權力之路

    一、入宮得寵

    葉赫那拉氏，也就是後來的慈禧太后，出生於1835年的北京，出生在一個具有軍功背景的家庭。她的家族雖然屬於鑲藍旗滿洲，但因其子嗣成為皇室成員而被提升至更顯赫的鑲黃旗滿洲。慈禧的父親惠征曾任安徽寧池太廣道，顯示出家族在清朝官場中有一定的地位。

    1851年，清朝朝廷頒布了選秀女的詔書。次年，18歲的慈禧被選送入宮，參加八旗選秀，並被咸豐帝賜予「蘭貴人」的稱號。這個稱號不僅是對她美貌的認可，也是對她未來可能在宮廷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個預示。

    1854年，慈禧被晉封為「懿嬪」，這個稱號中的「懿」字在滿文中意味著「溫和」、「安懿」，反映了她在咸豐帝眼中的形象。同年，她參加了正式的冊封儀式，這標誌著她在宮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

    到了1856年，慈禧為咸豐帝誕下了唯一的皇子載淳，這不僅是她個人地位的巨大飛躍，也意味著她將擁有更多影響宮廷事務的機會。因為母憑子貴，她很快被晉封為「懿妃」。1857年，她又被加封為「懿貴妃」，此時的慈禧在宮中的地位僅次於皇后鈕鈷祿氏（即後來的慈安太后）。

    由於咸豐帝身體狀況不佳，加上當時清朝內外交困，外部面臨英法聯軍的入侵，內部則有太平天國起義等重大挑戰，導致咸豐帝身心俱疲。在這種情況下，擅長書法的慈禧開始代筆批閱奏章，並逐漸參與到朝廷政事之中。咸豐帝允許她發表自己的意見，這實際上給了慈禧一個逐步掌握實權的機會。

    慈禧最初參與政務的方式主要是通過為咸豐帝代筆批閱奏摺。隨著時間的推移，她對朝政的影響力逐漸增強。這一時期的經歷為慈禧日後成為晚清實際的統治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辛酉政變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迅速攻陷了大沽，進而威脅到北京的安全。咸豐帝面對如此嚴重的局勢，顯得束手無策，甚至考慮逃離京城。在這個關鍵時刻，懿貴妃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認為皇帝應當留在京城以鎮守宗廟，防止外敵入侵，以免留下「天子蒙塵」的恥辱。儘管她的建議未能被採納，但她的態度展示了她對國家大事的關注和獨立思考的能力。

    隨著英法聯軍逼近北京，咸豐帝不得不帶著懿貴妃和其他皇族成員倉皇逃往熱河避暑山莊。在此期間，懿貴妃開始積極參與朝政，審閱各地奏章，並與朝臣討論政事。她的這些行為引起了咸豐帝身邊一些大臣的不滿，特別是肅順，甚至建議咸豐帝效仿漢武帝賜死鉤弋夫人的做法來處理懿貴妃的問題。然而，咸豐帝並沒有採納這個建議，這讓懿貴妃暫時保住了性命，但其政治聲望受到了一定影響。

    咸豐十一年（1861年），咸豐帝在熱河去世，年僅六歲的載淳即位，是為同治帝。同治帝尊皇后鈕鈷祿氏為母后皇太后，尊懿貴妃為聖母皇太后，並分別賜予她們「慈安」和「慈禧」的徽號。咸豐帝臨終前任命了八位顧命大臣輔佐年幼的同治帝，同時授予皇后和皇太子（由慈禧代管）兩枚代表皇權的圖章，用於簽署詔令。慈禧以生母身份代行皇帝職權，但實際上權力受到了限制。

    然而，慈禧並不滿足於這種有限的權力，她渴望能夠全面控制朝政。以載垣、肅順為首的輔政大臣堅決反對慈禧干政，認為這違背了祖制和咸豐帝的遺願。慈禧意識到必須聯合其他力量才能改變現狀，於是她首先說服了慈安太后，並與身在北京的恭親王奕?取得了聯繫。奕?不顧輔政大臣的阻撓，前往熱河拜見咸豐帝靈柩，並與慈禧、慈安進行了長達數小時的秘密會晤。在這次會議中，他們策劃了從輔政大臣手中奪權的具體步驟。奕?回到北京後，積極聯絡外國使節，確保外國不會幹涉清廷內部事務。

    咸豐十一年（1861年），慈禧與奕?密謀政變後，形勢迅速變化。八月初六日，山東道監察御史董元醇上奏請求皇太后代理朝政，並提議在親王中挑選一兩人輔助處理國家大事。慈禧看到奏摺後十分高興，並立即召見載垣等顧命大臣，要求按照奏摺所請傳旨。然而，載垣等人以祖制中並無太后垂簾聽政的規定為由，堅持駁回了董元醇的請求，並由焦佑瀛草擬了一份措辭嚴厲的上諭。

    慈禧在收到這份上諭草稿後並未立即發出，而是將其與董元醇的原折一同扣留。當載垣等人得知此事後，態度強硬，表示他們是「贊襄皇上」，不能聽從太后的命令，並指責慈禧查看奏摺的行為是多餘的。這一事件激怒了慈禧，她氣得面色青紫，年幼的同治帝也被嚇得哭泣不止，甚至尿濕了慈禧的衣服。慈安太后從中調解，建議大家暫時冷靜下來，留待明日再議。

    次日清晨，慈禧並未立即傳旨召見，而是等待載垣等人施壓。載垣等人以「擱車」（即拒絕處理政務）相威脅，慈禧最終在當天中午將董元醇的奏摺和焦佑瀛擬的上諭發下，並遵從他們的要求使用圖章。載垣等人這才恢復了正常辦公。他們誤以為慈禧已經屈服，不再對她加以防備。然而，慈禧利用這個機會，繼續策劃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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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八日，慈禧在熱河行宮讓她的妹夫、醇郡王奕譞草擬了一份諭旨，準備回京後發布。九月二十三日，咸豐帝的靈柩從避暑山莊啟運回京，慈禧、慈安和同治帝在麗正門外恭送靈柩上車後，即從小路先行返回北京，同行的有載垣、端華、景壽、穆蔭。肅順則與奕?等人隨靈柩後行，這樣巧妙地將輔政大臣中的核心人物分割開來。

    九月二十八日，慈禧一行抵達石槽，欽差大臣勝保奏請慈禧親理大政，並簡派近支親王輔政。二十九日，慈禧一行進入北京德勝門回宮。三十日，大學士賈楨、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聯名上疏，請求慈禧親操政權，並參照前朝太后臨朝的先例，下令廷臣商議實施。

    政變時機成熟，慈禧隨即以皇帝的名義發布了早已在熱河擬好的上諭，指控載垣、端華、肅順等人未能盡心和議、阻撓咸豐帝迴鑾、反對太后垂簾等罪名，將他們解任，並令其餘輔政大臣退出軍機處。隨後，載垣、端華、肅順被革去爵職並被捕。不久，肅順被處決，載垣、端華被賜死，其餘輔政大臣均被革職。

    肅順臨刑前曾抱怨自己「沒想到上了小娘們的當」。之後，慈禧決定改年號為同治，以次年為同治元年。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一日（1861年12月2日），同治帝奉兩宮皇太后前往養心殿，舉行了垂簾聽政的大典。奕?被任命為議政王、軍機大臣，並負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集內政外交大權於一身。至此，「二宮垂簾，親王議政」的格局正式確立

    三、兩宮垂簾

    短暫的「中興」

    慈禧與慈安掌握最高權力後，清廷經歷了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史稱「同治中興」。這一時期，慈禧與慈安合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並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清朝的內外局勢。

    首先，慈禧著手清除「肅黨」，即以肅順為首的反對派。肅順等輔政大臣在辛酉政變中被罷黜，甚至被處決或賜死，這極大地削弱了反對慈禧的力量，使她得以更加穩固地掌控朝政。與此同時，慈禧任命奕?為議政王，並委派奕譞掌管神機營，訓練精兵，進一步加強了她在軍事上的實力。

    在政治改革方面，慈禧聽取了奕?的建議，鼓勵朝臣直言朝政弊端，要求他們提出具體的意見和建議。這一舉措顯示了慈禧願意聽取不同意見的開放態度，也表明她希望通過改革來改善朝政。這一時期，慈禧對奕?的信任達到了頂峰，奕?在處理政務時享有較大的自主權，他任用了一批有才能的地方官員，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這些人組織起了地方武裝，如湘軍、淮軍和楚勇，成為鎮壓內亂的主要力量。

    依靠這些地方武裝，清廷在短時間內鎮壓了太平天國、捻軍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並平定了雲南、貴州、陝西、甘肅等地的苗民和回民起義。這一系列的勝利不僅穩定了國內局勢，還為清廷贏得了寶貴的喘息時間。

    在對外政策上，慈禧採取了較為務實的態度。她支持洋務派提出的「自強」和「求富」方針，積極引進西方的軍事技術和工業技術，創辦了一批新式的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如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等。這些舉措不僅增強了清朝的軍事實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然而，慈禧同時也支持頑固派對洋務派的牽制，以防止任何一方力量過大而威脅到她的統治。這種平衡策略在短期內有效地維護了清廷的穩定，但也限制了改革的深度和廣度。總之，慈禧、慈安與奕?三人合作期間所取得的政績，被時人譽為「同治中興」。

    叔嫂鬥爭

    隨著慈禧地位的鞏固，她與奕?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同治四年（1865年）發生的「蔡壽祺事件」揭開了兩人權力鬥爭的序幕。

    當年三月四日，翰林編修蔡壽祺上疏彈劾奕?，指責他貪污、驕傲、攬權、徇私，並建議他歸政朝廷，退居藩邸，另選賢能議政。蔡壽祺的奏摺提交後，慈禧並未立即處理，而是將其「留中」處理。當奕?朝見時，慈禧告知他有人彈劾，並將摺子給他看。奕?詢問是誰所為，慈禧告知是蔡壽祺。奕?隨即表示蔡壽祺不是好人，並要求將其逮捕審訊。慈禧與慈安對此非常憤怒，當日便召見大學士周祖培等人，打算以重罪處置奕?。然而，諸臣請求先查明事實再定罪。

    隨後，大學士倭仁、周祖培等在內閣討論，並召蔡壽祺前來供述。最終，在三月初七日，他們上奏認為蔡壽祺的指控缺乏實據，並暗示奕?若能嚴格自律，就不會屢遭非議。慈禧接到這一模稜兩可的覆議後，立即召見了他們，並交給他們一份措辭嚴厲的硃諭，指責奕?自議政以來妄自尊大、目無君上，甚至暗中離間他人。慈禧諭令革去奕?的一切職務，並要求眾臣執行。

    這一決定引起了眾多親王和大臣的反對。惇親王奕誴上書慈禧，認為奕?並無明顯劣跡，僅在語言上有所不檢，建議慎重處理。慈禧隨即召見了孚郡王奕譓及軍機大臣文祥等人，指示他們召集王公大臣及翰詹科道在內閣會議，討論此事。會議前，慈禧態度反覆，先是表示對奕?仍有信心，後又嚴厲批評奕?，要求諸臣「為我平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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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當天，眾臣因慈禧前後不一的態度而困惑，無法達成一致意見。醇郡王奕譞急忙從東陵趕回北京，上疏為奕?求情，請求慈禧寬恕他過去的錯誤，給他改正的機會。慈禧將此奏摺也發交王大臣會議。會議中，倭仁起草了一份否定奕譞意見的疏稿，但肅親王隆懃等人支持奕譞，導致倭仁不得不多次修改疏稿。最終，軍機大臣支持倭仁的意見，而禮親王世鐸及其他王公大臣則支持肅王的意見。

    由於群臣意見分歧嚴重，慈禧意識到如果不妥善處理，不僅會遭到內部反對，還可能引起外國干涉。因此，她在三月十六日發布上諭，部分恢復了奕?的職務，但仍不允許他進入軍機處。然而，群臣仍對此不滿，慈禧只好在四月十四日允許奕?重新擔任軍機大臣，但議政王的名號不再恢復。

    這一事件不僅削弱了奕?的權力，還加深了慈禧與其他朝臣之間的裂痕。慈禧在處理政務時，常常依賴太監傳達信息，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安德海。同治八年（1869年），安德海違反祖制擅自出宮遊玩，並在山東被巡撫丁寶楨扣留。慈禧對此驚慌失措，而慈安則召集奕?等人商議，決定將其就地正法。慈禧雖對此不滿，但迫於輿論壓力，未敢公開反對。

    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已屆十七歲，需要冊立皇后。慈安傾向於戶部尚書崇綺之女，而慈禧則堅持立員外郎鳳秀之女為後。最終，同治帝選擇了慈安的意見，立崇綺之女阿魯特氏為後，選鳳秀之女為慧妃。慈禧對此十分不滿，並在婚後干預同治帝的生活，令其疏遠皇后。這種干預使同治帝十分苦惱，也進一步加劇了慈禧與慈安之間的矛盾。

    撤簾與二次垂簾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十八歲的同治帝正式親政，兩宮太后撤簾歸政，將政權交還給年輕的皇帝。然而，同治帝親政後依然難以完全擺脫慈禧的影響。慈禧為了享受奢華生活，授意同治帝修繕圓明園，以便她可以搬出紫禁城居住。同治帝也希望藉此機會讓慈禧遠離皇宮，減少她對朝政的干預。然而，當時財政緊張，圓明園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英法聯軍焚毀，修復工作需要巨額資金，同治帝的這一計劃引起了包括奕?在內的許多王公大臣的強烈反對。

    儘管如此，同治帝依然堅持動工修復圓明園。然而，隨著圓明園工程監督李光昭的貪污醜聞曝光，同治帝被迫考慮停止修復工程，改為修繕三海。即便如此，同治帝依然表示，停止工程需要獲得慈禧的同意。從七月中旬開始，圍繞園工問題，以奕?為首的內外重臣與同治帝發生了多次爭執，使得同治帝對奕?等人的反感日益加深。同治帝甚至一度想要斥責奕?，並打算革職包括奕?在內的多位軍機大臣，同時準備召集六部官員宣布這一決定。慈安與慈禧聞訊後，急忙前往弘德殿，流淚安慰奕?，並撤銷了這一荒唐的上諭。

    同治帝的反覆無常和對國政的輕率處理，使慈禧在背後負有很大的責任。慈禧對同治帝的干預並未停止，這不僅影響了同治帝的執政能力，也讓朝臣們感到不安。

    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同治帝不幸染病，御醫診斷其病情為天花。在慈禧的授意下，所有內外各衙門的陳奏事件，又開始由她親自批覽裁定。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時，同治帝在養心殿東暖閣去世。戌時，慈安與慈禧在養心殿西暖閣召見了奕誴、奕?、奕譞、李鴻藻、徐桐、翁同龢等二十餘位王公大臣。

    在此次會議上，慈禧首先發問：「此後垂簾如何？」一位軍機大臣回答：「宗社為重，請擇賢而立，然後懇乞垂簾。」慈禧則表示：「文宗（咸豐帝）無次子，今遭此變，若承嗣年長者，實不願，須幼者乃可教育。現在一語即定，永無更移，我二人同心，汝等敬聽。」慈禧選定的人選是奕譞的兒子、年僅四歲的載湉，他同時也是慈禧與咸豐帝的侄子。這一違背祖制的決定令在場的王公大臣感到震驚，奕譞更是驚恐萬分，碰頭痛哭，昏迷伏地。最終，諸臣遵命退至軍機處擬旨。

    慈禧隨即派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奕譓等人帶暖輿前往宣武門外太平湖醇親王府迎接載湉。次日凌晨，載湉被迎入乾清門，至養心殿謁見兩宮皇太后，並以繼承文宗顯皇帝為子的名義入承大統為嗣皇帝，年號光緒，即光緒帝。慈安與慈禧再一次開始了垂簾聽政的時代。

    四、大權獨攬

    光緒帝登基後，慈禧意圖有所作為。一方面，她努力籠絡內外重臣，通過賞賜珍稀物品和給予優待來換取他們的效忠和支持；另一方面，她發布諭旨，要求各地督撫勤勉節約，忠誠於職守，並強調吏治的重要性，以穩固民心。然而，邊境危機的加劇和宮廷內部的權力鬥爭使得慈禧不堪重負，最終在光緒六年（1880年）至光緒七年（1881年）初患上了嚴重的痢疾。在這段時間內，慈禧無法處理政事，朝政主要由慈安一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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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安在獨自處理政務的壓力下，於光緒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日（4月8日）突然病逝於鍾粹宮，年僅四十五歲。慈安去世後，慈禧迅速召集相關大臣，安排慈安的後事。有關慈安的死因，有傳言稱她是被慈禧毒害的，但後世的研究認為，慈安本身患有厥症（可能是腦血管疾病），其去世可能是由於壓力過大引發的突發性疾病，並非中毒所致。

    慈安去世後，慈禧失去了唯一能夠制衡她的力量，開始全面掌控朝政。奕?成為了阻礙慈禧獨攬大權的最大障礙。早在同治年間，奕?就因慈禧的猜忌和守舊派的攻擊而屢遭打擊，時而被罷職，時而被訓誡，已經變得不敢放手做事。到了光緒初年，慈禧為了進一步牽制奕?，開始扶持清流派，使奕?在政治上更加縮手縮腳。

    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清軍接連失利。到了光緒十年（1884年）三月，清流派的重要人物盛昱上書指責奕?為首的軍機大臣在中法衝突中用人不當，導致戰事不利。慈禧藉此機會，以奕?「因循委靡，決難振作」為由，免去了他的所有職務，並撤除了他的雙俸待遇，令其在家休養；同時，寶鋆、李鴻藻、景廉、翁同龢等四位軍機大臣也被全部罷免。這一事件史稱「甲申易樞」。

    奕?等人被罷免後，新的軍機大臣名單包括禮親王世鐸、慶郡王奕匡、額勒和布、閻敬銘、張之萬、孫毓汶、許庚身等。其中，除了閻敬銘因其清廉備受尊敬外，其他人多被認為是昏庸貪腐之輩，其行政能力遠遜於原來的軍機大臣。尤其是奕譞，雖然名義上是「商辦」，但實際上掌握了相當大的行政權力。這一人事變動被時人比喻為「易中樞以駑馬，代蘆服以柴胡」，即用平庸之人替代了有能力的官員。

    光緒十一年（1885年）二月，清軍在鎮南關（今友誼關）擊敗法軍，導致法國茹費理內閣倒台。慈禧領導的清政府決定乘勝求和，命令撤軍，並授權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巴德諾於四月二十七日在天津簽訂了《中法新約》。這一條約雖然在表面上結束了中法戰爭，但並未完全解決中法之間的邊界爭議，為後續的外交問題埋下了伏筆。

    五、帝後相爭

    黨爭初起

    慈禧將奕?排擠出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後，開始依賴奕譞主持朝政。然而，奕譞深知慈禧的性格，因此在處理政務時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日子並不輕鬆。光緒十一年（1885年）九月，清廷成立了海軍衙門，任命奕譞總理海軍事務，並由奕匡和直隸總督李鴻章協助。實際上，他們是在慈禧的授意下，以建設海軍為名，修復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英法聯軍焚毀的清漪園。為了掩蓋這一工程的真實目的，他們恢復了昆明湖的水操，並在此設立了水師學堂。到了光緒十四年（1888年）二月一日，慈禧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布上諭，正式宣布這項工程，並將清漪園更名為頤和園，寓意「頤養沖和」。

    光緒十二年（1886年）六月，慈禧當面向奕譞和世鐸透露了讓光緒帝親政的計劃。光緒帝當即表示不願親政，而奕譞和世鐸等人也懇請慈禧暫緩這一決定，但慈禧堅持己見。不久後，慈禧發布懿旨，宣布將於次年正月十五日舉行光緒帝的親政典禮。面對朝臣們的請求，慈禧最終同意在光緒帝親政後繼續訓政數年。

    隨著光緒帝逐漸長大成人，慈禧愈發感受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光緒十四年（1888年）十月，慈禧主導了光緒帝的婚姻大事，將自己的胞弟副都統葉赫那拉·桂祥的女兒靜芬指立為皇后，並同時選入了侍郎長敘的兩個女兒為瑾嬪和珍嬪。次年正月，大婚禮成。然而，光緒帝對慈禧包辦婚事表示不滿，藉口有病取消了宴請那拉氏家族的盛大宴會，並將宴桌分送給在京的王公大臣，這一舉動在當時引起了不少議論。光緒帝與慈禧之間的關係因此進一步惡化，也為後來的帝後黨爭埋下了伏筆。

    光緒十五年（1889年）二月初三日，慈禧正式撤簾歸政。御史屠仁守上疏請求明確發布懿旨，要求外省密折和廷臣奏摺仍需呈報皇太后聖鑒。慈禧對此表示不滿，並斥責屠仁守「乖謬」，將其開去御史職位，交由相關部門議處。慈禧的這一舉動表明，她並非真心愿意放棄權力，而是希望藉此向外界展示自己撤簾歸政是出於無奈。

    儘管慈禧名義上撤簾歸政，但實際上朝中一切重要的用人行政事宜仍由她掌控。光緒帝在處理朝廷大事時，仍需請命於慈禧。這種局面表明，慈禧雖然名義上歸政，但實際上仍然牢牢把控著朝政大權。

    到了光緒十六年（1890年），奕譞病重。此時，慈禧對醇王一家已有猜忌之心，因此很少去看望奕譞。直到奕譞病危之際，慈禧才帶著光緒帝前往探視，但父子相見時幾乎無言以對。此後，光緒帝希望再次探望，但始終未能如願。這一系列事件反映出慈禧與光緒帝之間的矛盾已十分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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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之變

    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是晚清時期一場旨在學習西方、改革內政、挽救民族危亡的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這場運動的發生，背景是甲午戰爭後，中國面臨著帝國主義瓜分的嚴重危機，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空前激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光緒帝在維新派的影響下，決心進行變法，以期實現國家的富強。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許下，光緒帝發布了「明定國是」詔書，標誌著戊戌變法的正式開始。詔書中明確提出了講求西學、變法自強的國策，為維新運動提供了合法地位。隨後，光緒帝發布了一系列變法詔令，包括設立農工商總局、京師大學堂等機構，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文，鼓勵興辦實業等。這些措施旨在推動中國社會的近代化進程，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

    然而，戊戌變法的推進並非一帆風順。一方面，守舊勢力在朝廷中依然擁有強大的影響力，他們對變法持反對態度，甚至不惜採用各種手段阻撓變法的實施。另一方面，變法派內部也存在著分歧和矛盾，加之光緒帝在權力上受到慈禧太后的制約，使得變法在推進過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難。

    在變法過程中，慈禧太后雖然表面上對變法表示支持，但實際上卻暗中操縱著局勢。她通過重用親信大臣、掌握人事財政和軍事大權等手段，逐步削弱了光緒帝的權威。同時，她還利用守舊勢力對變法的抵制情緒，暗中策劃了一場政變。

    戊戌政變發生在變法進行的第103天。當時，慈禧太后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布了訓政詔書，宣布重新訓政，並立即逮捕了維新派的主要領導人康有為、梁啓超等人。隨後，她又以「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的罪名，將康有為等人革職查辦，並殺害了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位維新志士。這場政變標誌著戊戌變法的徹底失敗。

    立儲失敗

    變法失敗後，慈禧想以光緒帝病重為藉口，另立新君。由於列強和一些地方督撫的反對，慈禧太后的計劃沒有實現。最後，慈禧太后採納了榮祿的建議，以光緒帝「痼疾在躬，艱於誕育」為理由，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 [11]此事最後以「兩宮迴鑾」前後，載漪、溥儁父子被發配新疆而告終。慈禧廢光緒帝的企圖宣告破滅。

    六、倉皇西狩

    戊戌政變後，中國北方興起了義和團運動。起初，慈禧對義和團持剿滅態度，但隨著義和團運動的發展和帝國主義侵略的加劇，她的立場逐漸轉變。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慈禧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撤換了同情和支持義和團的山東巡撫毓賢，代之以袁世凱。然而，她連續三次發布諭旨，要求袁世凱在處理民教案件時要公平對待，避免單純依賴武力，強調以彈壓和解散為主要手段，確保京畿地區的穩定。慈禧希望各省督撫能夠謹慎選拔賢能官員，整頓地方治理，與民眾休養生息。在處理民教糾紛時，應該公平處理，化解矛盾，避免事態擴大，從而達到鞏固政權和維護國際關係的目的。

    然而，袁世凱在山東的鎮壓行動導致義和團遭受重大損失，與此同時，直隸地區的義和團卻迅速壯大，並逐漸進入北京。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二十四日，淶水義和團殺死了前來鎮壓的清軍副將楊福同。到了二十九日，約三萬義和團成員占據了涿州。各國駐華公使要求清廷鎮壓義和團，但不顧清廷反對，堅持調兵進京保護使館。

    在這樣的背景下，軍機大臣趙舒翹和順天府尹何乃瑩上奏建議，鑑於義和團聲勢浩大，與其鎮壓，不如招撫並加以利用，將他們編入軍隊，利用他們的仇教情緒轉化為對抗外國勢力的力量。慈禧對這一建議表示贊同。五月初九日至初十日，慈禧派遣趙舒翹和協辦大學士剛毅前往涿州考察義和團情況。隨後，在十日晚上，慈禧召集王公大臣秘密討論應對義和團的策略，最終決定對義和團實行招撫。

    然而，就在慈禧決定招撫義和團的同時，各國駐京領事接到了本國公使要求緊急調兵進京的急電。五月十四日，一支由英國海軍中將愛德華·霍巴特·西摩爾率領的近兩千人的八國聯軍分批乘坐火車從天津出發，前往北京。這支聯軍在行至廊坊時，遭遇了義和團的阻擊（參見廊坊阻擊戰）。十五日，大量義和團成員進入北京，次日，北京的義和團開始焚燒教堂。

    慈禧派遣官員慰問各國公使及其家屬，並試圖勸阻各國調兵進京，但各國公使聯名照會總署，表示聯軍已經決定進京，無法阻止。隨著聯軍進入北京，他們在各國使館官員的指揮下，在北京街頭肆意抓捕、驅趕、槍殺甚至炮擊義和團成員及無辜中國居民。

    隨著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圍繞是否招撫義和團以及如何應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問題產生了激烈爭論。頑固派代表人物如載漪、剛毅、徐桐等主張招撫義和團，抗擊列強；而奕匡、王文韶、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中央大員和地方督撫則主張鎮壓義和團，避免列強的武裝侵略。慈禧在這一問題上搖擺不定，最終在一系列事件的推動下做出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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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慈禧連續召開了四次御前會議，討論剿撫和戰的問題。在第一次會議上，太常寺卿袁昶認為義和團是亂民，不可信賴。慈禧反駁說，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倚仗的只有民心。如果失去民心，國家將無法立足。

    五月二十一日，江蘇糧道羅嘉傑的兒子面見榮祿，帶來了一份據稱是洋人照會的情報，內容涉及對中國皇帝的居住地、代收錢糧、代掌兵權以及勒令皇太后歸政的要求。榮祿將這份情報呈給慈禧，慈禧看後悲憤交加，決心向列強宣戰。當晚，慈禧在儀鸞殿召開第二次御前會議，宣讀了洋人照會的部分內容，並表達了「一戰而亡」的決心。會上諸臣紛紛表示願效死力，載漪、溥良等更是極力主戰。

    五月二十二日，慈禧召開第三次御前會議，繼續討論和戰問題。二十三日，慈禧得知羅嘉傑提供的情報是偽造的。然而，法國駐天津總領事杜士蘭關於各國水師提督、統領要求清軍於二十一日凌晨兩點交出大沽口各炮台的照會，已由直隸總督裕祿奏報清廷。慈禧得知這一消息時，大沽口炮台早已落入聯軍手中。當天下午，慈禧在儀鸞殿召開第四次御前會議，決定正式向列強宣戰，並命令許景澄等人通知各國使臣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北京。

    五月二十四日，慈禧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布宣戰詔書，並改變了對義和團的方針，由剿滅改為招撫。為了加強對義和團的控制，慈禧派莊親王載勛、剛毅統率京、津一帶義和團，並派英年、載瀾協同辦理。

    然而，慈禧的這一決定遭到了以劉坤一、張之洞為首的地方督撫的反對。他們聯名電奏清廷，力主剿團乞和，並與列強訂立條約，實行「東南互保」。在地方督撫的反對下，慈禧的決心開始動搖。五月二十九日，她電諭李鴻章、李秉衡、劉坤一、張之洞等沿海沿江各督撫，說明此次宣戰並非「釁自我開」。當天下午，慈禧命榮祿前往使館慰問各國使臣，並在北御河橋豎立木牌，表明「欽奉懿旨，力護使館」。

    六月初三日，慈禧在給各駐外使臣的諭旨中，雖然仍堅稱此次兵端並非「釁自我開」，但將義和團從「義民」改稱為「亂民」，並表示將設法懲辦「亂民」。

    在帝國主義列強的進攻面前，慈禧一方面繼續堅持「斷無即行議和之勢」，要求各省將軍督撫「務將和之一字先行掃除於胸中」，認真布置戰守事宜。另一方面，她卻分别致國書於俄國、英國、日本三國君主，請他們出面「排難解紛」。緊接著，慈禧調兩廣總督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為與列強談判做準備。儘管慈禧仍然利用義和團，但她在此之前已經下令，對那些「結黨成群，肆意仇殺」的義和團成員按照土匪章程懲辦。

    隨著戰局的發展，天津於六月十八日失陷。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分别致國書於德皇和美、法兩國總統，請求他們「設法維持，執牛耳以挽回時局」。同時，慈禧下令榮祿停止攻打使館，並令總理衙門給各使館送去食物。然而，聯軍並沒有停止進攻的步伐。七月十八日，八國聯軍攻陷通州，二十日進入北京。

    七月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在倉皇中裝扮成民間婦女，帶著光緒帝、皇后、瑾妃、大阿哥及王公大臣十二三人，在兩千餘名兵勇的護衛下出逃。在出逃前，慈禧下令將請求讓光緒帝留京的珍妃投入樂壽堂後的井中，並指定奕匡和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帝國主義進行談判。

    八月十四日，慈禧一行到達山西崞縣，正式發布諭旨，將義和團視為肇禍之由，並表示「非痛加除不可」。她試圖將責任推給義和團，以此換取侵略者的諒解。然而，各國使臣要求慈禧歸政，並懲處支持義和團的王公大臣，同時要求慈禧和光緒帝早日迴鑾。在侵略者的壓力下，慈禧於閏八月初二日發布上諭，懲處了載勛、溥靜、載濂、載瀅、載漪、載瀾、英年、剛毅、趙舒翹等主戰或支持義和團的大臣。但對於迴鑾一事，慈禧不願意回到北京，因為這意味著光緒帝可能會恢復自由，行使皇帝的權力，而她則不能再干預國政。因此，慈禧不僅不迴鑾，反而繼續向西行進，於閏八月初八日離開太原，前往西安。

    經過幾個月的反覆交涉，參與武裝侵略的國家增加了比利時、西班牙和荷蘭，共同擬定了「議和大綱」十二條草案。十一月初一日，奕匡、李鴻章從美國使館抄得這份「議和大綱」，立即電告軍機處，轉呈慈禧。慈禧得知沒有將她列為禍首，也沒有要求她歸政光緒帝，如釋重負，當天就電復奕匡、李鴻章，原則上同意「議和大綱」。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慈禧發布上諭，表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為了儘快達成和議，慈禧接受了帝國主義的所有條件。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奕匡、李鴻章代表清廷與十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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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二十四日，慈禧自西安行宮啟程，取道河南、直隸回京，在開封度過了她的六十七歲生日。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慈禧回到北京，結束了她一年零五個月的流亡生活。

    七、風雨飄搖

    庚子事件對慈禧的打擊極大，她曾對侍臣表示：「吾不意乃為帝笑！」為了挽回顏面，討好帝國主義，欺騙民眾，並抵製革命，慈禧在西逃途中就開始以光緒帝的名義下詔罪己，並求直言。到達西安後，慈禧又下詔變法，試圖通過改革來穩固統治。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清廷諭令設立督辦政務處，作為籌辦「新政」的機關，任命奕匡、李鴻章、崑岡、榮祿、王文韶、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遙為參與。根據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的建議，清廷陸續實行了一些新政措施，如廢科舉、興學校、派遣留學生、鼓勵農工商業、編練新軍、調整一些政府機構等。然而，這些改革並沒有超出戊戌變法的範圍，且在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局部的緩慢改良已不足以解決問題。慈禧也不得不承認，儘管「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但「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

    面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統治階級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建議慈禧對封建政體進行改革，仿效英、德、日本等國實行立憲政體，以保全「宗社」。這些呼籲來自漢族官僚如孫寶琦、岑春煊、張之洞等，也有慈禧所信賴的滿人官僚如端方等。經過反覆斟酌，慈禧認為與其被動接受革命，不如主動接受立憲。特別是在日俄戰爭中日本大獲全勝，而日本所奉行的正是立憲政體，這更加促使慈禧傾向於立憲。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慈禧選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政治。次年五月，載澤等先後回國，奏請宣布立憲。載澤在密折中提到立憲有三大好處：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漸輕，三是內亂可弭。經過激烈的爭論，慈禧於七月十三日發布了「仿行憲政」的上諭。然而，立憲的原則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實際上是借立憲之名行專制之實，並以「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為藉口，未宣布實行立憲的時間。為了拉攏立憲派，共同對付革命黨人，慈禧於光緒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08年8月27日）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並宣布預備立憲以九年為期。

    自辛丑迴鑾後，清廷面臨著嚴重的內外挑戰。一方面，面對京津及東北地區列強迫在眉睫的威脅，清廷重用和扶植手握重兵、精明強幹、善於外交的袁世凱，加強北洋的軍備和實力，以拱衛京畿。另一方面，對內則必須儘快重樹權威，扭轉因庚子西狩、東南互保而加劇的「外重內輕，令出不行」的狀況，有必要對東南互保的抗旨勢力有所裁抑。為了加速練兵和推行新政，也必須加強對南洋財賦之區的控制。清廷為貫徹這一政策，開始扶植慈禧、榮祿倚信的袁世凱，加強對江南的控制。袁世凱藉此強勢南下，干涉南洋地區的人事，控制南洋的財賦和軍備，將北洋勢力和北洋模式向南洋擴張。南洋的湘系勢力試圖反抗，卻遭受重挫，南北派系的平衡被打破，矛盾愈發尖銳。

    在朝堂上，以湘人軍機大臣瞿鴻禨為首的清流派與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派之間展開了激烈政鬥。最終，袁世凱聯合其後台奕匡取勝。慈禧貶斥瞿鴻禨、岑春煊等清流派官僚，看似是在支持北洋派，實際上是為了大力扶植滿洲親貴勢力以牽制北洋派，這也導致了宣統年間親貴集權的局面。

    清廷宣布立憲，但只是一紙空文，難以平息日益猛烈的立憲風潮。此時，清朝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慈禧「萬幾待理，心力俱殫」。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夏天，慈禧身體不適，到九月出現了腹瀉症狀。十月十日，她在西苑度過了她的七十四歲生日。由於舉行慶典，活動過多，其病情繼續惡化。十四日，出現頭痛目倦、煩躁不安、口渴舌干、咳嗽等症狀。次日，又出現周身疼痛、面目浮腫的症狀。

    八、盡享哀榮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光緒帝在瀛台涵元殿駕崩，享年僅三十八歲。關於光緒帝之死的具體原因，歷史上存在多種說法，但無論真相如何，光緒帝的去世給清朝統治帶來了巨大衝擊。

    在光緒帝去世的消息傳出後，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等急忙來到福昌殿見慈禧。由於光緒帝無嗣，慈禧根據此前的決定，將醇親王載灃之子、年僅三歲的溥儀立為皇位繼承人，年號宣統，繼承同治帝、兼祧光緒帝。慈禧被尊為太皇太后，仿照順治朝的故事，授載灃為攝政王，負責處理一切軍國政事，但所有事務都需要秉承慈禧的「訓示」來裁度施行。

    此時，慈禧自知生命垂危，便告訴諸臣：「大行皇帝大事辦妥，……速為予料理後事。」次日，即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下午2時左右，慈禧在中南海儀鸞殿病逝，享年七十四歲。慈禧臨終時留下了遺言：「此後，女人不可預聞國政。此與本朝家法相違，必須嚴加限制。尤須嚴防，不得令太監擅權。明末之事，可為殷鑑！」這番話體現了慈禧對清朝未來政治走向的擔憂，以及她對自己長期執政的反思。

    慈禧的喪禮按照清朝歷代皇帝的規格舉行，極為隆重。宣統元年（1909年）正月二十二日，清廷為慈禧定諡號為「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這是清代帝後諡號中最長的一個，簡稱「孝欽顯皇后」。其中主諡「欽」，滿文作「kobton」，諡法中稱「威德悉備曰欽」，意指慈禧生前的威嚴和德行得到了廣泛的認可。

    同年十月初四，慈禧被葬於河北省遵化市菩陀峪定東陵。這座陵寢位於清東陵區域內，與乾隆帝的裕陵、咸豐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相鄰，顯示了慈禧在清朝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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