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追光者 第114章 開國元勛的不同命運（三）
明初四大案令人矚目。空印案率先爆發，引發了官場震動。隨後胡惟庸案接踵而至，影響深遠。郭桓案浮出水面，貪腐觸目驚心。藍玉案又給明初的政治局勢帶來巨大衝擊。
這四大案環環相扣，不僅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更是對明朝初期的政治格局、官僚體系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都產生了極為深刻且複雜的影響。現在，讓我們一同走進這四大案的歷史深處，探尋其背後的種種隱秘。
空印案發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 年），一說為洪武九年（1376 年），朱元璋懷疑官吏利用空白文書簿冊作弊，下令嚴懲使用蓋有官印空白文書簿冊的人，將涉案的所有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受牽連者達萬人以上。
明朝洪武年間，天下初定，制度漸立。每年，各布政司、府州縣的官吏都需進京向戶部呈送賬目，其中涵蓋一年的糧食、財政稅款及各方收支賬本。所呈數據必須與戶部完全相符才可結項，若有一項不符，賬冊便會被戶部駁回，官吏需回任職地重新蓋上地方印章。
當時京城在應天府，各地官員都得長途跋涉到此上繳稅款，糧食在運輸中易有損耗，賬冊和實物數據對不上是常事。若重新來回核定，往往耗費大量時間。於是，自元朝起便有的一種做法沿襲下來：負責前往戶部審核的官員通常會備好事先蓋好印信的空白書冊，以備數目對不上時使用。
洪武九年（也有說洪武十五年），戶部考校錢糧冊書時，朱元璋發現了這一空印文冊的做法。他龍顏大怒，認為這是官員的欺罔舞弊，當即決定嚴懲。主印官員被處以死刑，副手以下杖責一百，流放邊疆。當時的丞相、御史都噤若寒蟬，不敢諫言勸阻。
就在這一年，恰逢星變，朱元璋下詔求訪百姓直言進諫。浙江寧海人鄭士利想藉此機會為那些受牽連的官員說話。他的兄長鄭士元由進士，歷任湖廣按察使僉事。鄭士元曾讓荊州和襄陽趁亂掠奪婦女的士卒歸還所掠；也曾上奏安陸冤案，使其得以昭雪。後來在朝廷考校錢穀冊書時，空印之事被發覺，凡是掌管章印的官員都被判處死刑，輔佐的官員杖刑一百並流放遠方，鄭士元也受牽連入獄。
鄭士利不想被人認為假公濟私，待兄長出獄後才將數千言的上疏交給朱元璋。
鄭士利在疏中詳細闡述，朱元璋治罪這些經手空印文書的官員，是擔心奸吏藉此捏造數目殘害百姓，可實際上這種做法難以實現。
因為空印文書用的是騎縫印，每一張紙的印跡不全，與正式文書不同，即便流傳出去也難以行騙，且這樣的空印文書很難落入不法之徒手中。
而賬目數字需經地方到中央的層層核對，最後由戶部定奪。地方到中央路途遙遠，近則三四千里，遠則六七千里，一旦數目不對，往來可能耗時一年。先印後書實乃權宜之計，且前朝就有，不應以重罪論處。況且國家懲處犯人須先有明確律法並昭告天下，而後依法懲處，之後犯罪的才是故意犯罪。
可立國至今，並無針對空印的法律，大家只是循例辦事，並不知有罪。如此治罪，恐會引起異議。再者，朝廷培養合格官員不易，能位至郡守者，皆是數十年之功，望朱元璋放過那些不足以判罪的臣子，留下有用之才。通情達理、清廉明察的人才並非如小草一樣可割而復生，陛下不應以不足以治罪的罪名而失去足以任用的人才。
諫書寫成後，鄭士利在旅舍閉門哭泣數天。他哥哥的兒子問他為何愁苦，他說自己的奏書必然觸怒天子引來禍患，但能救活數百人，雖死無憾。於是入京上奏。
鄭士利雖然只是一介平民，但他急公好義，敢於向朱元璋直言進諫，其精神令人敬佩，因此後人在修《明史》時專門為他立傳。
朱元璋看了奏摺後，愈發惱怒，把案件交給丞相和御史會審，追究指使者。鄭士利笑道：「只是想看看我的上書能否被採用而已。我的職責是為國家議論政事，自料必死，誰會為我出謀劃策？」
更認為一介書生鄭士利無法主導此事，下令徹查幕後主使。最終並未查到所謂主使，鄭士利被流放，其兄長鄭士元本已釋放，卻也受此連累被判處流放，而空印案中的其他官員也未得到赦免。
朱元璋認為空印這種做法存在嚴重的潛在風險，可能被奸吏利用來作弊和危害百姓，同時他也將官員未經請示就私自使用空印視為對皇權的輕視和挑戰。
關於此案的處理結果，各史料記載大都一致。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責一百，充軍流放。錢穀冊書的審核要通過府、省、部三級，主管地方印信的主官
以及經歷三層審核在空印文書署名者皆被捲入，方孝孺的父親方克勤身為正四品濟寧知府，因此案被捉拿處死。鄭士利的兄長鄭士元身為正五品，是湖廣省按察使的輔佐官，被杖責一百後流放。
空印案的涉案被殺人數以及案發時間都存在爭議。有人說在空印案中有數以百計的官員被處死，也有說空印案和郭桓案或連坐罪被殺的人多達七、八萬人。學者認為空印案牽連的人數應該超過千人。案發時間綜合多方記載，洪武九年更為可信。
空印案發後，朱元璋填補了相關漏洞。他將有關條陳寫進大明律法，制定了各種違反公文制度的條款十五條，規定將軍、總兵官、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盜用印信及空紙用印者皆處以絞殺；
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衙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餘衙門者杖責一百，關押三年。此外，朱元璋為避免空紙用印再犯，還實行了半印勘合制度，規定凡文書紙上均須加蓋半印（即官防官印）以便核對，加強了明政府對地方行文的控制，完善了明代的文書用印製度。
此案過後，朱元璋於洪武九年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並設置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分散了一省的司法權和軍權，三司都需聽命於中央，保證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權，對加強中央集權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
朱元璋嚴厲的懲處方式也產生了消極後果。不少士人害怕惹禍上身而不願做官，有的甚至詐死以求辭官。官員在任職時只求無禍，遇事推諉，導致官場弊病叢生。
胡惟庸早年投身朱元璋麾下，起初只是個不起眼的小吏。但他善於察言觀色，巧言令色，逐漸獲得朱元璋的賞識，在仕途上步步攀升，最終登上左丞相之位，成為朝堂上權勢顯赫之人。
胡惟庸大權在握後，愈發肆意妄為。在政務處理方面，他擅自決定江南地區的稅收政策，未獲朱元璋批准便私自增加稅額，導致百姓負擔沉重，苦不堪言。據當時戶部的統計，江南地區因胡惟庸私自加稅，百姓每年多繳納的賦稅多達數百萬石糧食。
在官員任免上，胡惟庸只看關係和賄賂。楊士奇，本是才華橫溢、清正廉潔之士，卻因拒絕向胡惟庸行賄，被其打壓，貶至邊遠地區任職。而毫無才能的趙德，因向胡惟庸行賄十萬兩白銀，竟被任命為重要地區的知府。據不完全統計，被胡惟庸打壓的正直官員多達兩百餘人。
在案件處理上，胡惟庸肆意偏袒自己的黨羽。富商錢廣進殺人一案，證據確鑿，胡惟庸收受賄賂後，顛倒黑白，讓錢廣進逃脫罪責。他還私自扣下眾多對自己不利的奏章，使得朱元璋無法了解真實的民情和政務。據宮廷內檔記載，被胡惟庸私自扣下的奏章多達上千份。
胡惟庸的種種惡行嚴重破壞了朝廷正常的政治秩序和官員選拔機制，官場風氣極度敗壞。
他還專權跋扈使得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激化到頂點，促使朱元璋下定決心廢除丞相制度，加強皇權。
1380 年，朱元璋以「謀不軌」罪誅殺宰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人，前後株連致死者三萬餘人，其影響持續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這一年朱元璋又以胡惟庸同黨謀不軌罪處死韓國公李善長、列侯陸仲亨等開國功臣。
胡惟庸家族被滿門抄斬，府邸被查抄，抄出的金銀財寶不計其數，田產房屋遍布各地。胡惟庸的子女無一倖免，男子全部被誅殺，女子被流放或貶為官奴。
對於胡惟庸案被殺 15 萬人這個說法，史學界存在不同的觀點和爭議。有觀點認為胡惟庸案牽連廣泛，朱元璋藉此大力打擊功臣集團和可能威脅皇權的勢力，導致眾多人員被牽連誅殺。
郭桓是明朝洪武年間的戶部侍郎。戶部侍郎是戶部的副長官，協助戶部尚書管理國家的財政事務。
郭桓案發生於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 年）。朱元璋懷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與提刑按察使司趙全德偕同戶部侍郎郭桓等人共同舞弊，吞盜官糧，於是下令調查。同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舉告發郭桓等人私吞兩府賦稅並私分浙西秋糧等罪行。
為了追贓，還牽連到全國各地的一些富民，導致不少人傾家蕩產。朱元璋為平息民憤，又以逼供信的罪名論處了右審刑吳庸。
經審刑司吳庸拷訊後，朱元璋發現此案牽涉甚廣。郭桓等人私吞太平府、鎮江府等府的賦稅，郭桓只繳兩百多萬石；
郭桓等人幾年之內連貪污帶盜賣再加上摻水毀掉的官糧，給大明朝造成了2400萬石糧食的損失，這相當於當時整個國家一
年的收入。
他們還在徵收賦稅時巧立名目，徵收多種諸如口食錢、神佛錢等賦稅，中飽私囊，降低朝廷所得稅收。此案遍及浙西四府，牽連全國十二個布政使司，禮部尚書趙瑁，兵部侍郎王忠，刑部尚書王惠迪，工部侍郎麥志德等以及整個六部上下官吏幾乎都有牽連，累計涉案的官員士紳達上萬人。
審訊招供之後，朱元璋下令將涉案的郭桓、胡益、王道亨等人全部誅殺，又將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全部處死，牽連獲罪者多達數萬人。
他還根據被拘官吏的交待，下令加倍追回被盜官糧。因郭桓案致使各地中豪之家皆被牽連，民間富人無不傾家蕩產，受牽連的地主階級一時間群情激憤。同年六月，朱元璋頒布了《六部贓罪詔》，條例郭桓等罪狀；九月，朱元璋頒布《御製大誥》，詳細羅列郭桓及其黨羽的主要罪行。
還有藍玉從戰功赫赫到悲慘落幕。
藍玉在元末亂世中結識朱元璋，從此踏上了為其征戰天下的征程。
藍玉跟隨朱元璋的軍隊四處征戰，展現出了非凡的軍事才能。在與陳友諒的鄱陽湖之戰中，藍玉奮勇殺敵，為朱元璋最終戰勝陳友諒立下了戰功。
此後，在平定張士誠的戰役里，藍玉也表現出色，衝鋒陷陣，毫不退縮。
明朝建立後，藍玉繼續為朱元璋的政權穩定而戰。1371 年，藍玉隨傅友德出征四川，攻克成都。1372 年，跟隨徐達北征，在戰爭中積累了更多的作戰經驗。
真正讓藍玉名震天下的是捕魚兒海之戰。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藍玉率領十五萬大軍深入漠北，追擊北元殘餘勢力。在情報不準確、環境惡劣的情況下，藍玉成功找到並突襲了北元朝廷。這一戰，北元的主力幾乎被全殲，皇室成員、官員被俘眾多，牛馬輜重無數。藍玉因此戰功被封為涼國公。
隨著戰功的不斷累積，藍玉的官職也不斷晉升，手握重兵，權勢日盛。他在軍中的威望極高，手下將領眾多，在朝堂上也頗有影響力。
藍玉在功成名就之後，逐漸變得驕橫跋扈。他仗著自己的功勞，肆意妄為。他私自豢養家奴、義子，這些人仗著藍玉的權勢橫行霸道。
他還強占民田，當御史前來查問時，他竟敢將御史趕走。在北征南返時，夜抵喜峰關，守關官吏未能及時開門接納，藍玉便縱兵毀關，破門而入。
這些行為引起了朱元璋的強烈不滿。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發藍玉謀反。朱元璋本就對功臣集團心存忌憚，藉此機會，以謀反罪將藍玉誅殺，並誅其三族。
藍玉死時約40多歲。藍玉的結局極為悲慘，從位極人臣、戰功赫赫的名將，淪為被誅殺且牽連眾多的罪人。一公、十三侯、二伯等皆被捲入其中，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會寧侯張溫、普定侯陳桓、懷遠侯曹興等，牽連殺戮人數超過 1.5 萬人。其家族被誅三族。他的子女也未能倖免，大多被殺。流放或革職，家族勢力被極大削弱，曾經的榮耀和地位瞬間煙消雲散。這一案件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對明朝的政治和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藍玉的覆滅，讓明初的朝堂局勢陷入了一片緊張與肅殺之中。
藍玉以軍功自傲，胡惟庸則以權謀私，他們如同兩顆偏離軌道的星辰，註定要在朱元璋的雷霆之怒下墜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