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默默喝了一會茶,杜中宵道:「除了河曲路軍中將領,內翰是第一位願意聽我講這些廢話的。」
王拱辰道:「節帥謙虛。這些話真的是廢話?無人聽,還是因為節帥不講。此次我到勝州,臨行時聖上交待,前次演武京城禁軍大敗,一定要找出原因來。特別要聽節帥講一講,到底怎麼回事。節帥有話儘管講給我聽,越細越好,我回京稟明聖上。」
杜中宵點了點頭,喝了口茶,想了一會道:「既是如此,那我便講得細一些。話語粗疏,講個意思內翰明白就好。如何稟報聖上,內翰斟酌。」
王拱辰道:「節帥儘管請講。回京稟報,我自會謹慎。」
杜中宵以前不講這些,在軍中布置,也很少講為什麼,一個原因就是,他自己水平有限。滿腦子的後世的名詞概念,偶爾蹦出來兩個沒有什麼,成系體列講出來,別人就一頭霧水。今天好不容易有個願意聽自己講,水平還足夠的,杜中宵願意講得多一些。
喝了一會茶,理了思路,杜中宵道:「人生於天地之間,常說是亂世還是治世。所謂亂離人不如太平犬,若不是沒有辦法,誰不願意天下太平呢?什麼是治世?五穀豐登,家有餘糧,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都算是一些表現。最根本來講,就是天下歸心,遠人來投。內翰以為,是也不是?」
王拱辰默默點了點頭,沒有說話。這是個大題目,杜中宵能提起來就不錯,王拱辰也不指望他能夠講清楚。只要沒有大錯,那便講下去,沒必要在這個時候爭論。
大宋立國,是太祖陳橋驛黃袍加身,代周而立。不管怎麼美化,實際上就是大將篡國,此時的人不提不代表不這樣認為。所以宋朝先天存在合法性不足的問題。宋朝很多政策,如把禁軍視為天子爪牙,把作戰單位定在僅有數百人的營一級,實際廢掉了軍隊的將帥一級,都與此有關。包括樞密院和帥臣用兵卻不管軍,軍政和軍令分離,都受到這一點影響。
到了這個時代,面臨諸多危機,改革已經成了共識和迫在眉睫的事情。而要進行大規模改革,重新確立政權合法性,是不能迴避的。不然很多事情朝臣不敢下手,皇帝不敢放心,互相牽制。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以歐陽修為旗手和核心,開始建立新理論,為宋朝補足缺少的合法性。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是以這個時候的思想變革為基礎的。六經注我,祖宗之法不可守,都由新的思想提供根基。
歐陽修首倡的,是繼韓愈和柳宗元之後,從理論上刨了天命論的根。皇帝為什麼是皇帝?不是因為命中為天子,而是因為能治理好天下。什麼代表天命所歸?天下大治。以天下的治亂,代替了神密的天命論,作為天命的依據。如果天下大亂,則意味著天命不在,皇帝不配為天子。
以治亂作為政權合法性,迴避了太祖篡周合法性不足的問題。大將篡權又怎麼樣?只要能治理好天下就是天命所歸。同時,治亂理論給皇帝套上了一個緊箍咒。一旦發生動亂,合法性就受到質疑,不改朝換代,換個皇帝總是可以的,老趙家人丁興旺,又不是只有皇帝一個姓趙。極端的表現,就是宋室南渡之後,宋高宗選太子,選了太祖之後。因為靖康慘劇,太宗一系的合法已經沒有了,不選太祖之後,局面更加無法收拾。這一點不但是文臣共識,皇室同樣認可,南宋換皇帝沒什麼心理壓力。
杜中宵從治亂講起,就是因為這個時候歐陽修的思想開始成熟,在文人中產生影響。杜中宵為什麼不拋開歐陽修,提出自己的理論?因為沒那個本事。做了十幾年官,杜中宵有自知之明,不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跳到舞台上讓大家看自己的笑話。
至於前世受的教育,學到的理論,別逗,杜中宵能夠還有中學水平就不錯了。以為憑著中學知識就可以開宗立派,在這些以千年為尺度都是頂尖的人才面前做大師,想得太多。如果這個時代是個舞台,那樣做就不是舞台上的正角,而只是小丑。
特別是,杜中宵的時代,文化領域的成績,與這個時代完全無法相比。用那個時代的理論,來教育這個時代的人們,就跟這個時代的禁軍,對著千年之後的人民軍隊喊他們是鐵血強宋一樣。
如果把軍隊和文官群體分開,看作兩個體系,他們的功績,分成文治和武功,那就看得清楚。宋朝的軍隊先天不足,從立國起,一直到滅亡,除了岳飛等少數幾個對外功勳赫赫的將領,這支軍隊從來沒有得到過人民的認可。在民間語境裡,軍人就是下等人,是被瞧不起的。他們的表現也恰如其分,對外連戰連敗,把從五代十國手中統一來的土地,用數百年的時間,全部交給了異族。這支軍隊先天不足,後天又不奮起,所謂武功這個朝代是歷史中的笑話,亡國之恨,絕大部分要由他們來承擔。
文官群體,是從初立國時的舊官僚和各大將的幕僚發展而來的。太宗朝擴大科舉,文人用幾十年的時間,徹底淘汰了舊的文官群體,展現了出了新的面貌。與軍隊對外一無是處相反,宋朝的文官群體對內對外的影響巨大,後人的文化根基,很大一部分由他們奠定。在兩宋文人之後,再沒有一個文化群體,達到他們的高度。唐宋八大家說的是文章,其實表現的是他們的思想地位。以治亂改掉天命根基,並由此生出一整套的政治、經濟、社會、倫理、思想理論,這種浩大工程後人再沒有做出來。
新中國建立,是槍桿子裡出政權。軍隊弔民伐罪,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救民於水火,誕生的新政權。政權的根基是人民軍隊,文人的貢獻,基本可以忽略不提。面對著一千年前,人民軍隊可以盡情嘲笑這個時代的軍隊,他們有資格。而一千年後的文人,嘲笑這個時代的文人,那就反過來了。
宋朝的大臣,許多在對面的契丹,有自己的粉絲。宋朝出使契丹,一般會以文壇久負盛名的大臣為使,他們稱得上不辱使命,有時候還會遇到自己特別崇拜自己的,比如後來的蘇轍。遇到刁難,大多也能夠妥善化解,不會辱了國家臉面。比如連中三元的白面書生王曾出使契丹,契丹突然提出比賽射箭,要讓這個書生當眾出醜。王曾一箭中的,所有人都無話可說。後來的文人,有幾個人做到了?出使他國被奉為坐上賓,受到崇高禮遇的,大多是軍隊出身。
杜中宵前世,文人沒有這個自覺。說起文人的地位,就是中國古時候如何如何,說起文人對國家的民族的貢獻,就盡情醜化。中國古人的思想,哪怕有那麼一兩點讚成的,也要加上幾個定語,比如這表現了樸素的什麼什麼,那表現了原始的什麼什麼,好像自己多麼高級。
為什麼會這樣?那個時代的文人們,掃蕩了晚清文人,自詡為新文人。新在哪裡?拋棄中國的文化傳統,引入洋人的文化。他們特別善於砸碎一個舊世界,卻沒有表現出建設新世界文化的能力。他們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引入洋人知識,而不是建立中國自己的新文化。新文化運動,是以建砸碎舊文化和引入洋文化開始的,一直如此,始終如此,沒有建立起中國自己的新文化。
宋朝文官出使,會遇到自己的粉絲,新時代的文人出使,以能見到偶像為榮。甚至即使見不到自己的偶像,能夠踏上偶像居住的土地,那也極其的榮耀。新時代的文人們,把中國古代的文化成果,幾乎全部加是樸素的、原始的、簡陋的之類定語,不是因為他們高級,也不是因為他們厲害,是因為他們學到了洋人知識。洋人的文化自然是高級的、先進的、鍵全的,他們眼裡中國文化,自然就只配那些定語。
文人們的眼裡,為什麼中國會落後于洋人?一切都是祖宗不積德。宋朝開始崇文抑武,漢朝開始獨尊儒術,要是不這樣做,早去學洋人,這些文人出身生活的年代,怎麼會被洋人欺負呢,總也會是洋人中的一員哪。大漢威加天下時,四海之內,皆為臣妾。宋朝文化鼎盛時,萬里之內,盡皆宋風。對這些人來說都不重要,他們眼裡最重要的,是怎麼不早去學洋人。
杜中宵初登第的時候,還想著用後世知識,做出政績入廟堂,為這個世界帶來開明的思想和先進的文化。官做得久了,書讀得多了,才知道,自己幸虧沒那個機會,不然好尷尬。多尷尬?就跟這個時候的宋軍對千年後的人民軍隊說,你們不行,讓我鐵血強宋的軍隊教教你。
文化對內表現出來的是凝聚人心,讓百姓感到幸福,讓政權有堅定的民心支持。對外表現的,則是外族心慕華風,主動取漢名,用漢字,說漢語,讀漢人寫的書。這可不是靠詩詞歌賦來的,那只是文化的小節,是業餘活動。真正吸引人的,是文化中的理論。
文化思想為政治提供堅定的理論支持,最強大的戰鬥力就表現在政治上。前次京城演武,讓杜中宵覺得這個世界很荒誕。不是因為勝負,而是京城禁軍,大部分的指揮和行動都是按著錯誤的程序運行,好像套招一樣,被張岊撿了一場大勝。京城禁軍荒誕,如果文化是戰爭,前世豈不同樣荒誕?
前世是槍桿子裡出政權,人民軍隊是人民政權的根基,政治原則很分明。最基本的要求,就有一條政治過硬。但就是有軍人自豪地說「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這種思想哪裡來的?文化人吹出來的。人民軍隊的口號就是「為人民服務」,根基當然是人民,扯東扯西想表現什麼?
中國沒那麼落後了,也要向外邊輸出文化了,輸出什麼呢?只能說一言難盡。真正對國外產生影響的文化輸出,杜中宵仔細想想,大概只有兩項是實打實的了。一是電影上誇張表現出來的,一個外國小伙見到了中國人,啪兩手一拍,擺個資勢,然後來一句:「中國功夫——」一定要帶著外國人口音。還有一個就是,中國軍隊的軍隊的軍容、軍禮、軍制等等附屬於軍隊的內容,是真地輸出。
其他的文化輸出,就透著荒誕的味道。前世最常被人津津樂道的飲食文化,烹飪技藝,活生生在中國本土變成了「料理」,自己人都覺得要用日本名字才顯得上檔次,有文化,你輸出到哪裡去?你說這道料理表現出了中國飲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輸出中國飲食文化呢,還是向人展示日本人會起名字呢?一二十年的時間,學校外面用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變成了男生女生,誰都知道這是來自於港台,然而這樣說好有氣質哦。學校裡面,好好的同學,變成了學長學弟,學姐學妹,學灣灣,灣灣則是學的日本。曾經很正常的人工智慧,各種智能化,突然就成了各種智慧了,還是學的港台。這一切的發生,可是在經濟已經趕了上來,中國人有自信,文化人有底氣的時候。
這些表象,展現了一個社會的文化底蘊。文化底蘊怎麼樣?說復興傳統文化,推崇三字經。不談思想內容,這是蒙學讀物,就是說當時文化人的傳統文化水平,還在蒙學階段,是半文化盲唄。出來推行傳統文化的文化人,自己都是半文盲,還說什麼呢。除了推廣三字經,推廣傳統禮儀,找什麼人呢?說相聲的,敲大鼓的,來給你講講老禮兒,一定要帶個兒話音。不帶兒話音,體現不出幼兒園水平。
傳統禮儀,講老禮兒?處處透著荒誕。這個年代有太常禮院,時常重定新禮,那些各種典籍,是讓你參照著來定新禮的,講老禮兒要他們幹什麼。
禮和樂是聯起來的,禮樂。禮是用來規範人們的社會行為,體現時代風貌,自古以來都有。前世的五講四美三熱愛,就是那個時代的新禮。新社會,不用舊的典籍,脫離了古典時代了。樂,不是簡單的指音樂,或者說主要內容不是音樂。樂是正音,正音之後,來統一度量衡。度量衡中有一個單位,鍾,就是樂用來正音的。定了樂,就是定了度量衡。禮是確定人的正確行為的,與禮相對,樂是確認自然界的標尺的。什麼叫作有文化?這樣定度量衡才是有文化。手肘定一個單位,腳長定一個單位,一個兩個馬屁股一個單位,你敢說是有文化?杜中宵建鐵監的時候,只是統一和標準化,沒有重新定義度量衡,因為他真地不會。按照上面說的隨便定單位,會讓這個時代的文化人當猴子一樣看的。以樂正音,來定度量衡,可以在文明不斷絕的情況下,後代一步一步重新追溯回去,哪怕用的辦法非常原始,卻有效。
文化是一個體系,表現在方方面面。民間文化是皮毛,政治、經濟、法律等等上層建築,才是集大成者。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這樣一句違反軍隊政治原則的話,能被文化人吹噓,甚至能夠反過來影響到軍人,說明了時代文化的虛弱。人民政權的政治使命,寫在大門邊:「為人民服務」。政治、經濟和法律體系,應該是從這一句話生發開去,形成完整體系的。「為納稅人服務」,「要對納稅人負責」,這是與政治原則嚴重不相符的,卻被文化人當作口頭禪,影響到官員,你敢說時代有文化?
文化展現為官員的政績,就是文治,與武功相對。文治的極致,是天下歸心,用後世的話說,就是政權民心所向。文化是文治的根基,整個社會處處透著一副沒文化的樣子,文治從哪裡來。文治對內是天下歸心,對外是遠人慕化,異國異族嚮往學習你的文化。宋朝表現出的,是對面的契丹漢化,是旁邊党項漢化,是後來的女真人漢化。軍隊打不過,誰有辦法,攤上了這麼一支先天不足、後天不努力的軍隊。
杜中宵前世,在有強大的軍隊保駕護航的情況下,不要說遠人慕化,連收回和沒收回的同族同文同種的人,都從底子裡瞧不起你,不認同你,覺得他們該高高在上,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文化的虛弱,根基淺薄到了荒誕的程度。不要說敵人強大,不要說哪些人是畏威而不懷德,就是自己不行。文化人對著歷史指點江山,不過欺負死人不會說話,會說話的,他們連最弱雞的也打不過。
在軍事上,杜中宵可以憑著自己記憶中的知識,打開一番局面。在文化上,憑著學來的那一點點皮毛,和淺薄文人灌輸來的那一點點優越感,對這個年代有文人指點江山,會成為政治舞台上的小丑。具體措施可以,一旦上升到理論高度,就會發現人家比你懂。
歐陽修以治亂改革了天命論,為宋朝填充合法性根基,讓後世的文人評點一番,一定會加上幾個定語,簡陋的,原始的,樸素的,等等,以顯示他們文化層次的高級。然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貧究不是社會主義等等,卻並沒有超出治亂理論的框架。所謂的高級文化,表現在哪裡?
如果杜中宵用後世學到的理論,來教育這個時代的文人,就成了嘲笑人民軍隊的大宋禁軍。因為教給他知識的人,理論和思想高度,還遠沒有達到能夠評點這個時代文化的程度。
如果說有讓杜中宵可以在思想和理論上俯視這個時代的,其實只有簡單幾個字。
那就是,笨蛋,是人民。不管什麼,只要在人民的立場上,就真正立足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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