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叛亂被鎮壓之後,長安及其周邊地區重歸寧靜。
相較于波瀾壯闊的七國之亂或是漢武帝時期的開疆拓土,
此次叛亂的波瀾也僅限於局部,未對帝國的整體社會經濟結構造成深遠衝擊。
長安、洛陽等繁華都市,作為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其繁榮並未因地方上的小規模動盪而有所減損。
隨著時光的推移,長安的街道上再次充滿了活力。
各色人等匯聚於此,或為政務奔忙,或為商貿交流,或為求學進取,展示著帝國百年的繁榮與昌盛。
然而,這份繁華似乎與漢室漸行漸遠,
百姓們更願意將這一切歸功於攝皇帝王莽的英明領導。
公元8年的春天,距離上一次日食過去了一年,
大漢帝國再次遭遇了大地震的洗禮,無數生命瞬息間逝去。
對於深信災異說的王莽來說,在自己的攝政下,還發生天災,
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他只得巧妙地將這兩次天災解讀為大漢已被老天爺徹底遺棄。
隨後繼續苦心孤詣地經營著自己的光輝形象,大勢再次被他所鼓動。
民間繼續湧現出各種祥瑞之兆,使者們絡繹不絕地前來報告,靈芝、珍禽、奇樹等異物層出不窮。
未央宮中的記錄官員們對此已經司空見慣,大多數祥瑞甚至不再向上司稟報,而是直接歸檔處理。
王莽也只對那些被稱為符命的祥瑞,格外關注。
似乎裡面蘊含著神靈不可捉摸的意志。
這一日,廣饒侯劉京的一封上書讓王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劉京是元始五年明堂落成時受封的諸侯之一,自然對王莽心懷感激。
在舉國上下爭相獻祥瑞的氛圍中,他也精心策劃了一出符命大戲。
上書稱,在居攝三年的七月,齊郡臨淄縣昌興亭的亭長辛當連續數夜夢到了同一位神仙人物。
這位自稱天公使者的人在夢中告訴辛當:「攝皇帝當為真。」
為了證明這一預言的真實性,使者還留下了一個神秘的預言:
「此亭中當有新井。」
第二天清晨,辛當迫不及待地下樓查看,果然在亭樓下,
一夜之間多出來一口深達百尺的新井,不像人力所為。
雖然劉京所獻的符命依據僅僅是一個夢境,和一口提前挖好的井,顯得有些拙劣和難以取信於人。
但心急的王莽卻不管這些,因為他從中看到了「為真」這兩個字的分量。
在此之前,已經有多名劉氏宗室成員向王莽獻上祥瑞之兆,而收到了獎賞,劉京此舉無疑也是出於同樣的動機
與此同時,車騎將軍的屬員扈雲,和太保王舜的屬官臧鴻,奏報了巴郡宕渠縣出現石牛,背上也刻著「攝皇帝當為真」
緊接著,扶風雍縣出現了帶有特殊圖案的黑石。
這兩件祥瑞之物的出現又讓王莽看到了天意的契機。
他決定親自出迎這些符命,以此彰顯自己的天命所歸。
隨後,巴郡宕渠所發現的神秘石牛被隆重地運送至未央宮前殿。
僅僅過了六天,雍縣那塊帶有奇異圖案的黑石也被小心翼翼地抄送至未央宮。
這一日,王莽與、太保王舜一同前往查驗。
然而,就在他們準備仔細查看這些祥瑞時,突然間狂風大作,塵土飛揚,視線變得一片模糊。
風停之後,王莽和王舜驚訝地發現,一塊銅製的符令和一張帛書竟然神秘地落在了石牛之前。
上面清晰地寫著幾行字:
「天告帝符,獻者封侯。
承天命,用神令。」
這場突如其來的大風和降落的符令,見證人只有王莽、王舜以及剛剛升職為騎都尉的王莽心腹崔發。
不言而喻,銅符和帛書都是人為製造。
但在那個普遍篤信鬼神的年代,天降符命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真理,幾乎無人敢對此提出質疑。
又過了六日,王莽正式向王老太后報告了這件事。
這位已經年近八旬的老太后,對於自己這個大侄子每隔幾年就搞出的符命、祥瑞已經見怪不怪。
然而,當她看到這次降落的符命時,內心依舊不禁泛起了漣漪。
不由帶幾分嘲諷的開口質問道:
「這道符命提到了「承天命」,但並未明確說明天命究竟是何意,又該如何去承接。
攝皇帝,你又在故弄什麼玄虛?」
其實此刻的王莽心中也很是無奈與矛盾。
但也還是對這次的符命展開了詮釋,揭示了他的深層意圖。
他再次引經據典,提及周公「居攝稱王」與《春秋》中魯隱公攝政稱君的史實,強調這兩者在儒經中均受到讚譽。
隨後指出,儘管周公和魯隱公都是攝政身份,但儒經中並未用「攝王」或「攝公」「攝君」等詞彙來稱呼他們。
特別是《春秋》將魯隱公記載為正統君主。
基於這些歷史依據,王莽提議將自己「攝皇帝」中的「攝」字去除,
以便在任何場合下都以「假皇帝」的身份自居。
之前的「攝皇帝」一詞代表的是代理行使職權、主持國家事務的角色。
而「假皇帝」則意味著全面代理皇位,地位要高於「攝皇帝」。
王莽又一次向前拱了一小步。
然而,這並不符合王莽此刻的心境。
這次儘管藉助新井、石牛、銅符和帛書等祥瑞之兆,大費周章地宣揚自己的天命所歸。
但也僅僅實現了從「攝皇帝」到「假皇帝」的微小轉變,仍未能徹底擺脫「假」字的束縛。
此時的王莽,在尋求超越「周公」攝政模式的過程中,仍面臨著巨大的困境。
這個困境的核心在於,如何通過合法的程序,名正言順的使王姓的「假皇帝」,
能夠取代劉姓的皇權,從而成為真正的皇帝
在此之前,王朝的合法權力交替僅遵循兩種模式。
一是湯武革命式的顛覆,即「弔民伐罪」,以正義之師推翻暴政。
漢朝的建立,便是在「誅暴秦」的基礎上實現的,勉強可歸入此類。
然而,對王莽而言,這種方式並不可行。
因為漢朝已享有長久的和平,即便其德行有所衰退,也遠未達到被定罪的程度,漢帝更非孟子所指的暴君「紂」。
加之漢朝有安漢公的輔佐,朝廷一直宣稱國泰民安,「湯武革命」之路自然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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