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方逸繼續道:「在當時,統治合法性只是西漢的一方面難題。」
「漢朝的真正大一統,是在漢武帝的雄才大略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巔峰。
但也正是漢武帝,無意間催生了社會上豪族的崛起,和外戚壯大。
可謂是按下葫蘆起了瓢
文景之治的數十年間,大漢帝國國庫充盈,錢財堆積如山。
甚至連串錢的繩子都因長時間未動用而腐爛。
到了漢武帝時期,帝國終於有了雄厚的資本,劉徹雄心勃勃,決心對匈奴發動戰爭。
這一戰,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四十四年之久。
匈奴方面自然是被打得節節敗退,苦不堪言。
然而中原人民的日子也並不好過。
戰爭耗費巨大,國庫里的錢財如流水般傾瀉而出,很快便捉襟見肘。
朝廷無奈,只得向百姓徵收更多的稅款。
起初,一兩次的增稅,百姓尚能勉強承受。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稅負日益沉重,許多百姓不堪重負,只好拋棄家園,成為流民。
那些尚未成為流民的百姓,也深受其苦。
他們紛紛放棄土地,註銷戶口,投奔到地方豪族的門下尋求庇護。
這樣一來,官府便再也找不到他們,也就無需再交稅了。
當時的地方豪族,主要是戰國時期貴族的後代。
他們歷經數百年,盤根錯節,勢力龐大。
再加上文景之治時期,社會自由度高,許多大商人趁機崛起。
此外,還有地方的大俠、豪強,他們樂於結交四方朋友,願意庇護那些走投無路的人。
這些豪族在之前雖然已經存在,但勢力尚未達到巔峰。
朝廷對他們還有一定的壓制力。
然而,到了武帝時期,情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朝廷掌握的戶口日益減少,只好向尚未逃走的人徵收更多的稅款。
這一舉動無疑是在逼迫這些人也投奔豪族。
於是,豪族麾下的人口越來越多,而朝廷掌握的人口則越來越少。
悄然間改變了大漢帝國的命運走向,為後世的政治格局埋下了伏筆。
秦始皇一統天下後,貴族階層似乎已煙消雲散。
漢朝的皇帝初時頗感欣慰,以為從此可高枕無憂。
然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新的力量——地方豪族,悄然崛起,再次成為朝廷的心腹大患。
為了應對這一挑戰,朝廷不得不依賴官僚體系來壓制豪族的勢力。
然而,官僚體系的運作離不開龐大的財政支持。
偏偏此時,由於豪族的興起,朝廷的財政狀況日益緊張,幾乎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如此一來,官僚們的待遇自然大打折扣,難以維持昔日的輝煌。
在生存的壓力下,一些地方官僚開始與當地豪族勾結,共同對抗朝廷的權威。
這一變化,無疑讓漢武帝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
為了打破這一惡性循環,漢武帝採取了一系列雷霆手段。
他首先打壓官僚的勢力,把宰相的權力一分為三,也就是司馬、司徒和司空,以形成彼此制衡。
後來乾脆由外戚充任三公,如衛青、霍去病等人,並賦予他們極高的權利。
但至少這些外戚還是有極大的軍功在身,官僚也不能多說什麼。
隨後,霍光也被冊封為大司馬大將軍,成為朝廷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同時,漢武帝頻繁更換丞相人選,在位前後,共任命了十三位丞相。
且多為唯命是從之輩,以確保自己的絕對權威不受威脅。
此外,還提高了中朝官的地位,將決策權集中在自己手中,外朝則主要負責執行命令。
為了進一步削弱地方豪族的勢力,漢武帝發布「推恩令」等政策,通過分化瓦解的方式削弱其影響力。
這一系列舉措雖然暫時壓制了官僚和豪族的勢力,但卻導致了外戚權力的急劇膨脹。
大司馬大將軍等職位的權力逐漸超越了丞相,成為朝廷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
漢武帝當然是雄才大略,壓得住場子。
但他去世後,就一發不可收拾。
外戚勢力愈發強大,逐漸威脅到了皇權的穩定。
最後更是發展到了一手遮天,廢立皇帝的地步
李子星感嘆道:「權利那還真是難以平衡。」
老年方逸繼續道:
「隨後的災異說更是將這一切推向了絕對的危險地帶。」
「漢武帝駕崩之後,漢昭帝繼承了大統,西漢的朝堂與民間皆沐浴在新帝即位的曙光之中。
然而,一日之間,皇家園林上林苑內竟發生了一樁匪夷所思的奇事:
一株早已枯死多年的大柳樹,竟奇蹟般地重煥生機。
更令人驚駭的是,樹葉之上,有蟲豸啃噬出了五個意味深長的字——「公孫病已立」。
這顯然是人為編造的謊言,但在那個迷信之風盛行的漢代,這一事件卻如同巨石投入平靜的湖面,
激起了層層波瀾,引發了一場持久且震撼人心的動盪。
當時,有一位深諳五經之道的儒生,依據《春秋》對此異象進行了一番解讀:
此乃上天示警的災異,預示著劉姓漢朝的江山即將易主。
鑑於漢朝自詡為堯帝之後,儒生遂主張漢昭帝應效仿先賢堯帝,主動退位讓賢。
將皇位禪讓給據說為舜之後裔的「公孫氏」。
這一預言,如同幽靈般在西漢的朝堂與民間悄然蔓延,引發了無盡的恐慌與猜測。
朝廷迅速以妖言惑眾的罪名,將那位儒生處以極刑,意圖以此平息謠言。
又因漢武帝好大喜功,極度壓榨民力,晚年的「巫蠱之禍」更是釀成皇太子自殺、漢昭帝八歲即位的危亡局面。
漢昭帝死後,又出現權臣霍光廢掉新任統治者昌邑王,改立漢宣帝的政治動盪。
所以,西漢統治是否具有合法性,劉氏是否受到上天眷顧,對於這些問題,人們是越來越懷疑。
然而,世事無常,命運的軌跡似乎總愛與人玩笑。
漢宣帝即位,而漢宣帝的原名正是劉病已,身份也恰好符合「公孫病已立」的預言。
對於漢宣帝而言,這一預言無疑是他登基的祥瑞之兆;
但對於漢朝的君臣百姓而言,預言的應驗卻如同一道沉重的枷鎖,
讓他們心中充滿了對「漢室必定退位」的寓言。
而後,自漢宣帝始,漢朝的國土上災異頻發,及至漢成帝時期,情況更是每況愈下。
漢成帝在位約二十六年間,日食竟發生了十次之多,
加之地震、水災、火災、旱災、流星、隕石、沙塵暴等天災人禍接連不斷,各種離奇古怪之事也層出不窮。
一時間,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許多人深信西漢王朝的統治已危機四伏。
當時,有大膽的大臣直言不諱地向漢成帝進諫:
「陛下您看,上古史書中記載的所有災異,在您統治的時代竟悉數上演,
這究竟是『治世』還是『亂世』呢?」
此言一出,舉座皆驚。
在後世,敢於如此直言不諱的大臣恐怕早已身首異處。
然而,漢成帝卻以罕見的坦誠回應道:「這還用說嗎?這當然是亂世」
在那個時代,不僅大臣與百姓對劉家的統治合法性產生了動搖,甚至連皇帝本人也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懷疑之中。
在種種困境與挑戰面前,西漢王朝的統治合法性如同風雨中的燭火,搖曳不定,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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